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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疫情,各国表现不一,背后有制度、文化等各方面原因,但都绕不开一个问题的解决:如何平衡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冲突,使两者最大程度趋于一致?
自疫情发生以来,世界各地关于“要不要戴口罩”,经历了一个或迅速、或纠结、或漫长的过程。
东亚国家,是戴口罩最迅速的国家。尤其是中国,几乎是一夜之间,全体民众都戴上了口罩。
没有纠结,没有争吵,没有拉锯。
口罩对防护有效果——认识到这一点,东亚国家无需动员,没有任何心理负担,立刻就戴上了口罩。
反观欧美国家,虽然有“口罩防护效果不明确”“口罩产能不足”“担心引起不必要的恐慌”等种种客观理由,但对于他们的民众来说,“戴上口罩”确实是一个需要克服很大心理障碍的举动。
戴口罩,会造成生理不适——呼吸不畅,胸闷气短,大脑缺氧,等等。
但相比病毒造成的可怕后果,这点代价是可以接受的。
真正难以接受的,反而是文化心理上的一些因素。
戴口罩,居家隔离,关闭公共场所……每一项防疫措施,以中国为代表的东亚国家,都完成得非常迅速。
很多人把这些归因于东方式的集体主义文化传统。
相应地,强制戴口罩、禁足令等看起来“侵犯个人权利”的举动,在一些标榜个人自由、个体权利的国家,就有点不太容易接受了。
口罩,在这些地方被赋予了价值观意义和文化意义,从而使“戴口罩”这一极其简单的防疫措施,变得异常复杂起来,再叠加上政治考量和经济考量,就成了一场漫长而曲折反复的拉锯战。
大禹治水和诺亚方舟,经常被用来比喻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
洪水来了,怎么办?
大禹带领人们,疏通河道、清浚河床,共同努力治服洪水。诺亚造了方舟,没有告诉其他任何人,带领自己家人逃出生天。这是古代寓言。
《流浪地球》,灾难来临时,带着整个地球去流浪。《2012》,灾难来临时,千方百计让自己和家人获救。这是现代寓言。
寓言不能反映一切问题,但能窥见一些文化心理。
很多人对集体主义嗤之以鼻,认为集体主义就是“只要集体,不要个人”。这是一个严重的误解。
真正的集体主义是“我为人人,人人为我”。
戴口罩是为了自己,还是为了别人?居家禁足,不串门、不上街,是为了自己,还是为了别人?
答案是,既为了自己,也为了别人。结果是,既保护了自己,也保护了别人。
而“坚决不戴口罩”的做法;为了“上街自由”,集会、游行甚至伪装成玩具狗的做法,看似是在捍卫“个人权利”,其实是把自己和他人都置于危险境地。
疫情初期,各省抽调医护人员,各地纷纷捐款捐物,全力支援武汉、湖北;中国疫情基本得到控制后,尽己所能帮助世界各国抗疫。
为什么这么做?
因为我们知道,疫情面前,帮助别人就是帮助自己。任何地区、任何国家、任何个人,都无法不管别人死活,独善其身。
中国文化和中国精神,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和治理效能,深刻诠释了这一点。中国抗疫的巨大成功,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应对疫情,各国表现不一,背后有制度、文化等各方面原因,但都绕不开一个问题的解决:如何平衡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冲突,使两者最大程度趋于一致?
疫情可能短时间内很难彻底消除,在与新冠病毒的长期共存中,我们会经常遭遇并需要解决这一问题。
中国式的集体主义文化,显现出了防控疫情的巨大效率优势。但在疫情转入“防反弹”、防控进入“常态化”后,如何继续发扬中国文化中的有利一面,并借机消除文化中的一些陋习、陋俗,则依然面临不小的挑战。
比如,不合理的“聚餐文化”,过多过滥的“开会文化”,会不会因为病毒的长期存在,而得以减轻?
一些新风尚、新习俗,如为了自己和他人健康佩戴口罩,公筷公勺分餐制等,会否就此形成“口罩文化”“公筷文化”?
其他国家文化中的一些因素,在病毒威胁长期存在的情况下,也可能发生一些演化。
如一些国家的社交文化,宗教活动的大规模聚集等,在长期防控中存在较大隐患,可能会受到一定的抑制。
但不管具体的文化形态怎么演变,相信在经过这场百年来最严重的疫情灾难后,所有国家、所有人,都会对“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集体主义价值观,没有国家、没有人可以独善其身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产生更深刻、更强烈的体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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