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懂吃的老头儿：用一根油条 就勾走了无数人的魂

汪曾祺画作

今天是“中国最懂吃的老头儿”汪曾祺先生的忌日，

今年也是他诞辰的100周年。

他既被称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

也是个喜欢逛菜市场的美食家，

一辈子爱吃、做吃、写吃，

只做十分家常的菜，但吃过的人赞不绝口，

他发明的塞馅回锅油条，已经在高邮风行，

金庸赞誉他是满口噙香中国味的作家。

1947年5月，上海

去年，我们采访了汪曾祺的长子汪朗先生，

请他谈一谈眼中的父亲，

“他觉得活着是一件特别美好的事情，

既然活着，那就尽量活得有滋味一点。”

自述   汪朗  编辑   倪蒹葭

19年中，我们到了汪朗先生北京的家中，客厅挂着一幅汪曾祺的画，此外，便很少其父亲的物件。汪老离世后，汪朗和两个妹妹共同商议，把父亲书房的东西全部捐给了老家高邮的纪念馆，自己只留了一个小酒壶和梨皮色釉的粗瓷盒子。

“这酒壶是聂华苓（作家）送给他的，你看，打开还有酒香味呢。”汪曾祺爱喝酒。“他是中午偷着喝，晚上正规喝，喝完酒回屋里画画。”

“这个粗瓷盒子，当时沈从文先生上我们家，看了一眼，跟老头儿说了三句话，元代的，民间窑，不值钱。我们就留下这两件做个纪念。”

人们说有一句最贴切形容汪曾祺的话——“已识乾坤大，犹怜草木青”。他写“无足珍贵”的草木，写小人物，把日常的食物写得极有滋味。

他经历过人生沉浮，见过大风大浪，但文字里总是悠闲又有兴致。

汪朗先生说话的神情，和汪老有几分神似。他也像汪老一样喜欢打趣：“爸爸其他的本事我没有学到，长得像，证明当时医院没抱错而已。”

家庭合影，左一是汪朗

以下是汪朗先生的自述：

我们家特别随意，说到老头儿，就攻击他一下。有一次吃完饭，瞎聊，他认真地说：“你们得对我好一点儿，我以后可是要进文学史的。我俩妹妹就说：“老头儿，你？别臭美了！”这话一说，他马上就颠颠地跑进小屋，把门一关，生闷气，我们也不理他，一会儿，他自己探头又出来了。

“老头儿”原来是我爸50多岁的时候，我妈这么叫。我们就跟着叫呗，一叫他就答应，最后就变成一个通用名词了，连他的孙女外孙女也一块这么叫，大家都觉得很亲切随意。

他在我们家整体地位是最后一个。他和我妈俩人的时候，他是二把手，生一孩子，他就三把手，生仨孩子，他就五把手，再有外孙女，他就七把手。还好我们家没养猫没养狗，要不然他还得往后排。

但这也是他自找的。他不是写过《多年父子成兄弟》嘛，他就追求家里头大家都平等相处的一个氛围。“平等相处”在我们家就是没大没小，谁都能批判他，他也不生气。

汪曾祺在家中做饭

大煮干丝

但是按厨师排位，他在我们家是第一，这个没有任何争议。我们家买菜、做饭，几十年都是他管的，一直做到70多岁。他对做饭有兴趣，没事就在那瞎琢磨，味道做出来也还行。

他做的最多的，是老家江苏的大煮干丝。老家的做法比较清淡，他进行了一点改良，用鸡架子、猪骨头吊汤，加干贝、冬菇切丝、冬笋、火腿，再点一点酱油，味道就比较厚重。北京没有扬州的那种白干，他就买豆腐片或百页，切丝之后先拿开水煮软，再放进汤里成干丝，上桌前放细切的姜丝，要嫩姜。

每次请客，他都要做这个菜。请聂华苓吃饭的时候，她连汤带干丝全吃光了。朱德熙（著名语言学家，北京大学教授）也是，他本来是很自律、很矜持的一个人，呼啦啦吃了一大碗，还跟他夫人说，你是不是不吃了，你不吃我可都吃了。哗就把剩下的端到面前全吃光了。

汪曾祺画作：苦瓜

他发明的一道菜，塞馅回锅油条，就是油条里头塞了肉再回炸，用肥瘦各半的猪肉馅，馅里加盐、葱花、姜末，也可以加点榨菜末或酱黄瓜、川冬菜末，油条中有矾，炸出来酥脆。现在在高邮都已经风行了，成为汪家菜的一个代表作。

平时他做一顿饭，简简单单，也得花一个钟头，家里两顿饭都是他管，买菜他也管，他还能写出那么多东西来。我们一开始没想过这事儿，后来想一想，老头儿确实是不容易。

这跟他写作效率高也有关，他写东西一般都是一遍就成型。你看他的手稿，都是特别干净，涂成大花脸的没有，最多就勾那么一两句话，基本都是一气呵成。

1987年，在家中

他的习惯是早晨七点之前就起床，自己做一碗面吃，大概花半个小时。剩下的时间就坐到沙发里，泡一杯茶，非常浓，跟药一样，就一边喝茶一边在这想事，谁也不理。

想好了以后就写两三个钟头，就到头了，该做午饭了。下午可能写一点，也可能不写，一天的写作时间就那么一点，从来没有说憋得写不出来稿的状态。

他的大部分作品，其实都是60岁以后写出来的。他70岁的时候写过一首七律，“假我十年闲粥饭, 未知留得几囊诗”。当时他觉得自己还能写一些东西，没想到后来突然身体就不好了。

他走的时候，脑子还是清楚的，还是能够写东西的。如果说他有什么遗憾的话，可能就是写作方面吧。

1946年，时年26岁

 西南联大肄业的自由才子 

1937年，他的老家沦陷为日占区。他不想在日本人的统治区域内读大学，就和几个高中同学商量，大家一起去昆明报考西南联大。

1939年，他19岁，考进西南联大中文系，自此在昆明呆了七年。

他跟我们说，考西南联大其实是稀里糊涂，听说这所学校名气大就报了。除了西南联大，他还报了一个国立艺专，准备要是西南联大考不上，就去学画画了。

考试之前，他得了疟疾，发高烧，打了两针退烧针、喝了一碗鸡蛋汤就进考场了。也不知道怎么考上的。

1961年，与老师沈从文在北京中山公园

在西南联大，他从来不是一个循规蹈矩的学生，常常晚上不睡觉看杂书，白天逃课，泡茶馆。有的课分很高，有的课就没什么分，主要就是凭着他的才气。

沈从文先生对他格外垂青。沈先生教的是创作课，当时满分是100分，给了他120分。还把他课堂习作推荐出去发表。所以他1939年入学，1940年就已经有作品发表了，才20岁，算是比较得意。

他在上杨振声先生的“汉魏六朝诗选”课时，写了一份很短的作业《方车论》，杨先生大为赞赏。到了期末，杨先生宣布，班上所有的同学都要参加考试，只有汪曾祺除外。

闻一多先生

闻一多先生对他也挺看重的。有一次，闻先生的一门课到了期末要交读书报告，他的一个师弟忙着搞社团活动，没空写，请他代写，他就写了一篇谈李贺。没想到交到闻先生那里，闻先生很满意，说“写得好，比汪曾祺写得还好！”他知道后就大为得意。

后来他跟我们说，他也不记得具体写了什么，就是分析了李贺诗歌的特点，说别人的诗是在白纸上画画，李贺是在黑纸上画画，就抓得比较准确。这篇文章现在被收在《汪曾祺全集》里面，你还能从中看出他当年的才气来。

电影《无问西东》剧照，朱自清先生

也有老师不喜欢他，比如朱自清。朱先生上课要求特别严格，要做笔记，还有期中考试、期末考试。他就不太习惯这套东西，他喜欢偷懒，写一篇东西，有一两处新意，老师认可了，他就能蒙混过关了，在朱先生那他混不过去。

爸爸在西南联大五年，最后也没能拿到一个毕业文凭，因为有几门课过不去。

一个是体育，他是不上课，因为他对体育课没兴趣。但是联大的体育是必修，没有这个学分就毕不了业。最后那年，说要让他一个暑假里面把两三年缺的体育课都补齐，他说我累死也补不了，那就再说吧。

汪曾祺画作：少年不识愁滋味

另外一个是英语。他偏科偏得特别厉害，英语就属于跌跌撞撞，勉强能凑合。大二那年的英语课，临考试前他熬夜恶补，结果太困了，一下子把考试时间给睡过了，于是就没有分数了。

他回忆在联大的生活，只记得三句英文。一句是体育老师马约翰先生让学生站直（keep your body straight），他有些驼背，始终没有straight起来。

一句是一位同学用山东英语演讲“国家兴亡，匹夫有责”：“To save your country, is our duty啊——duty!”

还有就是金岳霖先生上逻辑课说的一句玩笑话。爸爸懂的英文全是犄角旮旯的东西，与正课无关，他觉得好玩，就记住了。

1948年，与夫人施松卿在北京

我妈妈也是西南联大毕业，原来学物理，后来转到生物系，又转到外语系。以前在学校，他们没有什么太多交往，据妈妈说，外语系的人看不起中文系的，但汪曾祺的名字还是听说过。

结束学业后，他们都在昆明的一所中学教书，接触就比较多了。当时，地方上龙云的军队被打散了，一天早上，爸爸妈妈出校门，看见两匹无主的军马在外面，有一人多高，他们觉得好玩，就牵了回来，养了一阵子，给马喂胡萝卜，牵着溜达。后来怕招惹是非，还给军方了。

其实我爸爸本来是要去服兵役的。那个时候，所有联大的男生都要去服兵役，给当时的美军顾问当翻译。他没去，原因之一是体检的时候，他没有一条完整的裤子，裤子后头都是大洞，实在不好看。

我们问妈妈，他那时候穷成那个样子，你怎么还跟他有意思？她说他有才啊，一看那眼睛亮亮的，就知道有才。

《寂寞与温暖》手稿

 他把感情都放在心里 

爸爸在日常生活中，从来不会说什么甜言蜜语，也不会有什么很亲密的动作。但是呢，他对他周边的这些人，心里头都有。表现出来的是挺平淡的。

他对他父亲的感情很深。《钓鱼的医生》里的王淡人，有一部分是他父亲的原型，包括名字也是。他父亲是重阳节出生的，取名叫汪菊生，他取“人淡如菊”的意思，所以在小说里变成了王淡人。他父亲会一些医术，主要是眼科，小说里王淡人发大水的时候去救人、替人治病，其实都是他爹干的事。

爷爷去世的时候，他正在张家口下放，得到消息的时候已经晚了，没能及时赶回去奔丧，这可能是他心中一直以来的一个隐痛。《寂寞与温暖》那篇小说里可以看到这一点，主人公也是父亲去世，没有及时赶回去。

西南联大期间，与同学朱德熙（右）李荣（左）合影

他有一个关系最好的同学朱德熙，两人西南联大的时候就认识，后来相交几十年。每年春节预备年货，老头儿都要特意多买几条黄花鱼或一两只鸡，细细地拾掇干净，用花椒和盐暴腌一下，“风”起来，高高兴兴地计划着：“过年看德熙去！”

我们家，什么都是东倒西歪的，朱家是整洁和明亮的，朱伯伯与爸爸总是坐在小书房里谈天说地。爸爸的字画在我们家没有被托裱起来或装进镜框的资格，但是朱家装饰不多，却挂了爸爸的一幅墨菊和一幅字，那幅字抄的是爸自己写的一首诗：

莲花池外少行人，

野店苔痕一寸深。

浊酒一杯天过午，

木香花湿雨沉沉。

后来看老头儿的散文《昆明的雨》，才知道诗写的就是他们大学时在昆明的生活。

关系比较近的人去世，老头儿都会写一些回忆文章，朱德熙肺癌在美国逝世，他一个字都没写，我们觉得挺奇怪的。

直到有一天，我们在外边聊天，就听到他在房间里哀嚎，在那吼，进去一看，他画了一个昆明的花，泪流满面的，画上都有泪痕，就说当年他和朱德熙一块在昆明，曾经坐在那个地方，一块躲雨、喝酒。现在他最好的朋友都不在了。

老头儿把感情都藏在最深的那个地方，不轻易流露出来。

1991年，在家乡高邮的芦苇荡

他写故乡高邮的那些文章最为出名。但他其实很早就离开高邮，19岁走了之后，直到61岁才再回来。

好多亲戚朋友问我，说你爸小时候是不是有一个小本本，东抄抄西抄抄，要不然怎么能写出这么多东西来啊？

实际上他什么笔记都没有，全凭19岁以前的记忆，写高邮的风土人情和各色人物。

他的小说基本都是有原型的，凭空编造出来的，很少很少，他没有这本事。《异秉》里面的药铺，就是他们家开的。他说小时候放学，就一路走一路看，布店、五金店、首饰店、各种各样的小店铺，进每个店里仔仔细细地看人家干什么，而且兴致盎然。

他3岁时，其实母亲就没有了。也许是因为在这种氛围内成长，所以他比较敏感，看东西比较细致。

1991年，在故乡高邮的运河上

1990年代，江苏电视台给爸爸拍了一部电视片《梦故乡》。周末回家，爸爸急不可待地要放这部片子的录像带给我们看，我妹妹汪朝笑他：老头儿看过了又要看。

看片子的时候，我们一如既往插科打诨，说爸爸“可以评一个最佳男主角”，可是没有像以往一样听到他反抗的声音。我回头看看爸爸，一下子惊呆了：爸爸直直地盯着荧屏，眼中汪汪地包含着泪，泪水沿着面颊直淌下来。

爸爸去世以后，我们兄妹商量，在他的墓碑上写些什么呢？想来想去，决定了，就写：高邮 汪曾祺。

1961年，全家在北京中山公园

 “写作颇勤快，人间送小温” 

小的时候我们看老头儿的文章，常常觉得没什么印象。包括我闺女上小学的时候也说，老头儿的东西写得一点儿也不好，原因是老师让他们去一些经典名著里摘抄好字好词，结果她翻完老头儿的好几本书，一个能摘抄的都找不出来，就抱怨说“爷爷的东西一点儿也不好，没词儿！”

老头听了还特高兴，因为他追求的就是“没词”。我们后来写文章也向他学习了，尽量不用形容词。

他写东西，其实下了很大的功夫。小说《异秉》他写了三遍，每一遍的角度都不一样。

他写过一篇小说《黄油烙饼》，写一个小孩眼中的干部开会和吃饭。有人觉得语言太大白话了，建议他把“吃饭”改为“聚餐”，老头儿想了想就摇头，不改。因为他觉得，一个七八岁孩子的词汇里头，不可能有“聚餐”这样的表达。

1987年，在作家海明威出生地

我喜欢他一肚子坏水，经常要冒一冒。但是冒的时候，又很平和，不露声色，不是那种张牙舞爪的。他有一篇小说《晚饭后的故事》写一个京剧导演一生的经历，他和这个导演是很好的朋友，写得也很正面，但是里面又透着一点点很温和的讽刺，就像开了一个小小的玩笑。

《异秉》也是这样。他对这些人都持有一种同情心，同时又不经意地点上两笔，来反映他们很微薄、又很庸俗的愿望。这个可能是他受了沈从文先生的影响，写普通人，写小事情，贴着人物写，这些教导他是记了一辈子的。

沈先生还对他说过，要用一种真诚的态度去看待社会，看待生活，千万不要冷嘲。这一点他这一辈子是做到了。他自己最后说，他的作品是要做到“人间送小温”。

汪朗在玉渊潭公园

就有一次，他在文章里没控制住自己，直截了当地进行了谴责，就是那篇《天鹅之死》。

那个时候我们家住在玉渊潭旁边，每天早上他都要起来遛弯。有一年，玉渊潭来了两只野天鹅，那段时间他遛弯回来，总要兴兴头头跟我们讲天鹅怎么了，结果没多久一个人偷猎，把天鹅给打死了。

他对这个事情特别愤怒，简直接受不了，就写了这样一篇小说，发在《北京日报》上。文章其实很短，四千多字，后来收到集子里的时候，他还注明了，哪天哪天改定，“泪不能禁”。

他不能忍受这种对美的破坏和亵渎。他曾经写过，如果一个人能懂得齐白石的画，能听懂交响乐的话，是不会有这种行为的。他认为美的东西需要珍惜，需要呵护，如果失去了这种对美的珍视态度，那一个社会就会出现很大的麻烦。

汪曾祺画作

 他一辈子追求一个生活情趣 

老头儿做菜，讲究荤素搭配、咸淡搭配，讲究要选择应时当令的食材。春天做菠菜墩，到了秋天，就是苞谷炒肉末，市场上刚有鲜玉米，他专拣嫩的买，一定要苞谷的芯不是很实，带一点白浆，一咬那个浆能“吱”地冒出来。

我最喜欢他那篇散文《葡萄月令》，写的是在张家口沙岭子下放劳动时，对一年之中葡萄的种植、生长、采摘、贮藏的观察，文笔非常安静，非常平和。

因为我也插过队。每天出工、干活、收工、挣工分，累得很。累到那种程度，什么都不想思考了，只想好好歇一歇，最多想想怎么吃顿好的，很难有多余的精力，去观察生活中那些美好的东西，去观察人性中的善良。

但是老头儿在那种情况下，还保留着观察美的能力，还记得那么深，隔了十多年把当时的记忆写出来。这可能也是“汪迷”喜欢他的地方吧。

汪曾祺画作：以菠菜汁写新绿，此为第二幅

除了写作，他还喜欢画画。我们家有一个小房间，是他的书房也是卧室，他的习惯就是晚上喝点酒，在里边画画。

他的颜料时常不凑手，有一次要画带点绿的，实在没有颜料了，他就挤点菠菜汁给涂上。可是那玩意放不住，菠菜汁慢慢地氧化了，像小孩尿过的痕迹，现在看还挺好玩的。

汪曾祺画作：西风愁起碧波间

还有一次给谁画了一幅画，白颜料没有了，他就挤点牙膏在上面。他这方面都是随心所欲。

专业画家肯定不这么干，可是他这么一干，好像他的画还挺有味道似的。

而且他的画有一个特点，题画的那些内容，有时候比画本身还耐看。而且他特别注重这一点，哪个画家不会写诗、不会题画，那他就看不上。

90年代初期

很多时候，我觉得他的作品其实是对生活的美化，但是这个美化不是虚化。生活中确确实实存在一些美好的东西，他发现了这些美，提炼出来，整理、剪裁、放大。

他曾经说过，他写这些东西，就是想告诉大家，活着多好呀！这是他一个基本的生活态度。

他认为，生活中尽管存在种种的不如意，有种种的艰难和压力，但是活着本身就是一个很美好的事情。既然活着，那就尽量地活得更有滋味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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