蝗虫来时 民国百姓为何没有支起油锅？

前段时间，中国政府向巴基斯坦提供了应对蝗灾的首批援助应急物资，还计划向东非派出应急蝗灾防控工作组，提供力所能及的技术和物资支持。

新冠病毒疫情肆虐、东非蝗灾暴发，带来的均是灾害，我们只有先知之然后才可能战而胜之，历史经验也会告诉我们，应对大规模灾害时，有一个科学、负责、拥有强大组织能力和动员能力的政府，是多么重要。

◆蝗虫成灾时

可令食者中毒致死

大约一百年前，北京发生过几起小规模的蝗灾。

1920年8月26日，北京《益世报》报道：“京郊各县因久旱不雨，已发现蝗虫，京城亦发现甚多，下午八时之间，半空约飞过千万只，几如群雁之遮天。”一群蝗虫从北京过境，数量大约千万，黑压压一片，几乎把天空都遮住了。

1922年10月30日，《益世报》再次报道：“通县城北沙窝村一带，秋禾早登，且已种麦，因天气甚佳，麦苗极茂盛，不料近日忽发现一大批蝗虫，啮食不少，闻已有富室某女士给价收买，每斤四枚，乡民踊跃，连日扑灭数百斤。”通县闹蝗灾，阔太购买蝗虫，村民每卖一斤，可得四个大子儿（一个大子儿是一枚面值十文的铜元）的报酬，所以大家踊跃捕杀蝗虫，几天捕杀几百斤。

阔太为什么要从村民手里收购蝗虫呢？是为了支起油锅吗？是为了大快朵颐吗？绝对不是，人家是在用自己的钱做慈善，诱导村民尽可能多杀蝗虫，希望控制住蝗灾的规模，减轻些蝗灾的危害。

蝗虫吃光庄稼，农民为啥不还击？为啥不支起油锅美餐一顿呢？难道他们太穷，没有油锅？或者虽然有锅，却没有油？真正的答案是，他们不敢吃，也吃不下。

蝗虫没有成灾时，确实是高蛋白食品，可烧烤，可油炸。但当几万只、百万只、千万只成年蝗虫集合起来，它们分泌的激素就会突然改变，不仅会散发出一种让人闻了就想呕吐的浓烈气味，而且还能让捕食它们的人类、飞鸟和鸡鸭纷纷中毒，轻者呕吐，重者昏迷，严重者致死。

◆没有枪没有炮 昆虫局主要负责对付蝗虫

1927年深秋，山东也闹起蝗灾，省政府专门成立“治蝗委员会”，请富有经验的老农和熟知蝗虫习性的昆虫学家一起指导如何灭蝗，后来总结出《治蝗十条摘要》，第一条摘要就是“不可吃蝗，易致病患”，第二条则是“不求治蝗，但求治蝻”。

所谓“蝻”，是蝗虫的幼虫和虫卵。虫卵孵在土里，幼虫不会起飞，都可以通过翻耕、暴晒、驱赶、填埋、火烧等方式捕杀，以绝后患。但只要幼虫成年，长成了蝗，又成千上万只聚集起来，那就很难捕杀了。凭借民国前期的技术手段，国民只能望飞蝗而兴叹，别说支油锅没用，就是出动千军万马，动用机关枪和迫击炮，也只能将大片蝗虫从一个地方驱赶到另一个地方，而没有办法将它们就地消灭。

北洋政府在内务部下面设立了“全国防灾委员会”，又在农商部下面设立了“农事试验场”，还要求下辖各省成立“昆虫局”（某些省份称为“植物病虫害防治所”）。防灾委员会负责抗洪、抗旱、抗地震、抗蝗虫；农事试验场负责改良种子、改良耕作方式、摸索治蝗办法；昆虫局的主要功能就是对付蝗虫。

国民党政府做得更具体，在山东、山西、河南、河北、陕西、甘肃等经常暴发蝗灾的省份，安排了“治蝗委员”“治蝗专员”“治蝗督办”，又在各县设立“治蝗分会”，还在一些交通较为便利的村庄搞起了“捕蝗合作社”，让昆虫学家和农技师长期驻守，指导农民防治蝗灾。

◆鸡鸭大军 只能吃掉幼虫

现在网上流传的那些治蝗秘方，除了支油锅这一条太不靠谱，别的手段民国时期都用过，包括出动鸭子抗击蝗虫也曾积极推广。

1932年初春，苏北大旱，官方预计会闹蝗灾，派治蝗专员分赴各县，给农民发放鸭苗。万一蝗灾来临，亿万母蝗在田地产卵，老百姓可以将蝗卵翻出地面，让鸭子捕食。集体出击的成年蝗虫是有毒的，鸭子绝对不会吃，但是蝗虫的幼虫却能成为家禽的美食，不仅鸭子爱吃，鸡也爱吃。

如今短视频平台上被疯狂点击的那些用鸡鸭大军出击蝗虫的镜头，实际上只有可能出现在成年蝗虫过境以后、幼年蝗虫长成以前。也就是说，第一轮蝗灾已经暴发过了，该损失的都已经损失了，人们痛定思痛、亡羊补牢，放出鸡鸭捕食蝗蝻。蝗蝻不会飞，跑不远，相对容易对付。如果是遮天蔽日的飞蝗，鸡鸭是不敢吃的，也根本来不及吃。

不过，没有羽化的蝗蝻一样可以迁徙，它们虽不会飞，却能爬行，甚至还能过河。上世纪四十年代的中原发生蝗灾，成年蝗虫把庄稼吃成光杆，瞬间腾空而起，去祸害下一个地方，虫卵则留在原地，慢慢孵化。白花花的盐碱地一望无际，鼓起一个又一个小坟包，坟包里就是数以亿计的蝗蝻。坟包越鼓越大，越鼓越高，“啪”的一声炸开，无数小蝗虫爬出来，一边啃食着庄稼的根茎，一边寻找更多的美味。如果附近有沟，它们会爬过沟渠。如果附近有河，它们会像行军蚁一样滚成圆球，然后毫不迟疑地涉河而过。无边无际的幼蝗滚进河沟，发出“轰隆轰隆”的巨响，尘土飞扬，浪花飞溅，暗绿浓稠的排泄物堵塞河道，那阵势比大军压境还要吓人。没有经验的年轻人站在蝗阵之中，听着无边无际的咀嚼声，闻着无边无际的恶臭味，会呕吐，会昏倒，会在瞬间失去求生的欲望。

◆迂腐官员不知蝗虫从何而生 竟让农民下海捞虾

民国报纸上也报道过幼蝗过河的新闻：“磁县南区水鱼网村，村东南发现大批蝗蝻，方圆约有十里，自东南向西北移动，所过之处，田禾一空。行至澄河时，虽水流甚急，而蝗蝻均能在水面上安然渡过，毫无畏惧之状。蝗蝻均系黑背灰腹，长约半寸，并无飞翅，唯在前领导者则是老蝗，以翅飞行。凡老蝗飞到之处，小蝗亦必随之而至。老蝗飞时，哗哗有声，真有遮满天空之势，但其落止也只在树上。其飞过之处，树木之叶无一留存。”（1927年9月10日《益世报》）

古人缺乏昆虫学知识，不知道蝗虫从何而生，更不知蝗灾因何暴发。直到民国初年，还有迂腐不化的官员认定蝗虫是鱼虾孵化出来的。1918年河北闹蝗灾，治蝗督办印发《捕蝗须知》，竟然让农民下海捕虾，因为“蝗为虾子所变而成”。官吏如此愚蠢，百姓又能聪明到哪里去呢？1943年河南商丘蝗灾，当地老太太面向西北，集体祭拜，从篮子里拿出供品、鞭炮、黄表纸，一边磕头一边念念有词：“蚂蚱爷，蚂蚱奶奶，俺来给您磕头赶香烟，您老都拐回去吧，给俺留碗饭吧！”

◆中原大蝗灾 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成功治蝗

上世纪四十年代中原大蝗灾期间，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应该是治蝗最积极也最有效的政权，从1944年到1946年，边区政权用两年多时间成功控制住了河南北部与河北南部的蝗灾。当时是怎么做到的呢？

首先是发挥了强大的动员能力。边区有剿蝗总指挥部，各行政公署有剿蝗分部，各县、各区、各乡、各村都成立了剿蝗队。县与县之间，区与区之间，乡与乡之间，村与村之间，也有联合剿蝗组织，彻底杜绝以邻为壑。村民本来一盘散沙，在边区政府领导下，都成了半军事化的组织，一个大村组成一个中队，一个小村组成一个小队，相邻的村合成一个大队，每个剿蝗队都有明确分工。太行军分区还派出八路军一二九师与村民并肩作战，义务灭蝗。到了捕杀蝗蝻的季节，在县城上班的行政干部纷纷下乡，中小学的师生也暂时停课，拿着小铲子和小扫把，下地翻找蝗蝻。

其次是摸索出了比较科学的灭蝗方法，包括烟熏、火烧、挖沟、填埋、灯光引诱，甚至还动用了从日军手中缴获的生化武器。为了避免被蝗虫的分泌物熏晕，为了避免感染疾病，青壮劳力都用湿毛巾堵住口鼻，老弱妇女负责用大锅烧水，为毛巾消毒。每个剿蝗大队还配备一名军医，有人呕吐或晕倒，马上送到帐篷里救治。

再次，边区政府开展宣传，对积极灭蝗的妇女予以重奖，对捕捉不力和漏报灾情的干部予以重罚。从成人到小孩，都可以凭借捕杀的蝗虫和蝗蝻换取奖励，比如一斤蝗虫可以换一斤小米，一斤蝗蝻可以换两斤小麦。

现在我们回看这段历史，应该可以总结出一条也许并不新鲜的结论：在应对大规模灾害的时候，有一个科学、负责、拥有强大组织能力和动员能力的政权，实在是非常重要。

（据《北京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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