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报记者 钱欢青
眼下正在山东博物馆展出的“六合同风——秦文化大展”,吸引了众多人的目光,包括“世界第八大奇迹”秦兵马俑在内的140余件/组文物惊艳亮相,当然不可错过。文物里的大秦帝国,构筑了人们对那个遥远时代的想象。
秦何以强大?历史记载层出不穷,商鞅变法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但是从文物的角度,还有更复杂更有意思的解读。在《博物馆里的极简中国史》一书中,张经纬写到,周代的兴衰,隐藏在青铜器中,也隐藏在马匹中,“曾经的周人实现过巨大的经济成功。他们驾驶着战车,勒令东部的淮夷部落进贡铜料。接着又把这些铜料造成坚硬的青铜兵器,从北方游牧者那里俘获马匹。而马匹又为他们驾起新的战车,创造又一次胜利”。然而随着周人疆域的扩展,他们这台精密周转的资源交换机器,从偶尔失灵变成了经常失灵。为周人提供青铜矿料的楚国、为周人提供马匹的秦国日益强大,“随着这两个位于周人东南和西北部方向的部落在采买事业上蒸蒸日上,周却因为不再控制实际资源(只有交换价值,而不具备使用价值的玉石除外)而变得日益贫弱。终于,楚国产出的铜料、秦国养殖的马匹,最终超出了周王室的购买能力。铜料、马匹的匮乏,是王室经济的真实一面,也是今天几乎没有什么西周末期的青铜重器出土的原因”。
在张经纬眼里,国与国力量的消长,很大的原因正是系于是否掌握对“战略资源”的控制。秦国从周代的养马部落
起家,拥有当时中国境内最重要的牧场,到战国时,秦国可以说是成了各国马匹的主要供应者。“我们可以试想一下,当东部国家试图驾驭着从秦国输入的马匹,反过来挑战秦国的权威时,必将遭受双重打击——战马供应远逊于秦,且买马所出又将资助秦国的经济”。更为重要的是,秦国也是铁制品输入中原的主要渠道之一,随着北方各国逐渐普及铁器,铜矿原料的交换价值迅速下降。经济上,主要依靠青铜兵器出口的吴、越两国先后消亡。曾经占据江南大部分疆域的楚国,也随着铜料价格的大幅跳水而走向没落。在这样的情势之下,秦国对楚国的优势就越来越大。
通过张经纬这样的分析,我们再到博物馆里看青铜器,或许对文物背后的历史会有一番更为深入的体会。这正是他的这本《博物馆里的极简中国史》最想要告诉大家的:这些博物馆里的文物,并不是一件件孤零零的艺术珍品,而首先是我们的先民在历史上创造出来的“有用之物”,是历史脉络中生动、活跃的见证者。在看文物时,我们需要了解这些文物诞生之初的历史情境,并进而了解它们如何参与了古人在历史中的活动,见证了一个又一个重要的历史时刻。如此,当我们面对秦文化大展展厅,那件花了200万元复制的铜车马,就可以想象这一“奢华”马车背后,其实正是秦国强大实力的象征。
由文物而及“战略资源”,由“战略资源”而及王朝更替,《博物馆里的极简中国史》获得了一个让人能迅速抓住历史脉络的关键角度,周人让楚、秦提供铜料、马匹,而为楚、秦所制,同样的“案例”在历史上不断重复。汉代在生产与支出极端不平衡时,通用大量生活在疆域外围的族群,承担原先由本社会成员担任的出击、防守等任务,使周边族群壮大,导致三国两晋时期的汉地政府面临非常棘手的“遗产”。唐代从一开始就大力雇佣边境族群,将其作为王朝部队的重要组成,比如突厥、铁勒、回纥,都是唐朝前期主要调动的外部力量。长期的征发,使这些普通的游牧民变成了马背上的战士。当由于种种原因,他们不再愿意为唐朝效力时,就给唐朝留下了安史之乱的重创。当辽国把全部的资源用于供养女真雇佣军时,进入全面军事化程度的女真,很快就让辽国无法应对了。而女真建立的金国在与南宋的对峙中,也不得不走上了辽国的旧路:他们从北亚的森林中,招募了蒙古部落,当金国眼看铁木真的部落崛起,想要扶植塔塔尔部与之对抗时,为时已晚。曾被金国册封为部落首领的铁木真,很快统一了蒙古各部,并被拥立为成吉思汗。这时他所面对的,已经是一个疲惫不堪的金国、守土无力的西夏,以及蹙国百里的南宋。
虽然不乏片面之论,但总体而言,《博物馆里的极简中国史》给人提供了一条经由文物窥见历史的有效路径,它至少会提示我们去参观博物馆时,不要把那些文物当作一个个孤立而扁平的艺术品,而是要把它放到具体的历史情境中,看它是如何“参与”历史的,如此,文物才能真正“活”起来,才能向我们“讲述”更多历史深处的隐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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