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西方抗疫的“那些事儿”

□新华社发5月8日，长沙市某幼儿园参加演练的老师模拟学生放学离园前接受体温测量。□ 本报记者 田可新

本报通讯员 窦 皓

新冠肺炎疫情下，世界各国命运相连、休戚与共。

让我们回顾一下世界史上的几次大瘟疫，看看面对这样的公敌，当年的人们曾作出过怎样的努力。

把“黑死病”怪罪于猫

染病的男女，最初在鼠蹊间或是在胳肢窝下隆然肿起一个瘤来，到后来愈长愈大，就有一个小小的苹果，或是一个鸡蛋那样大小。一般人管这瘤叫“疫瘤”，不消多少时候，这死兆般的“疫瘤”就由那两个部分蔓延到人体各部分。这是意大利作家薄伽丘《十日谈》“第一天（引子）”里的部分内容。这本欧洲文学史上第一部现实主义巨著，是说1348年，意大利佛罗伦萨瘟疫流行，10名男女在乡村一所别墅里避难，为打发难熬的时间，每人每天讲一个故事，共讲了10天百个故事。书名《十日谈》由此而来。而这10位青年要躲避的，正是令佛罗伦萨十室九空的黑死病，现代医学称之为鼠疫。这是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瘟疫之一，从14世纪开始传播到整个欧洲，造成大约2500万人死亡，超过欧洲总人口的三分之一。

讲到这里，彼时欧洲人对猫的态度也值得一说。与古埃及将“喵星人”神化并无限崇拜不同，欧洲统治者对其可没什么好感，找不到黑死病的传染源，就赖到了猫身上，认为它们实属邪恶的化身，并号令捕杀。殊不知，这黑死病的传染源就是老鼠。疯狂杀猫，导致了老鼠的肆意繁殖，在一定程度上也令疫情雪上加霜。

欧洲人意识到狙击瘟疫的有效措施，是隔离。当佛罗伦萨因疫情坠入至暗时刻时，米兰却只出现了几例病人。一种说法就认为，这得益于当地的“隔离”政策。当地教会下令，在最先发现瘟疫的房屋外建起围墙，墙内外完全隔绝，这就有效阻挡了黑死病的蔓延。拉古萨（现为克罗地亚杜布罗夫尼克）的人们也想到了这个方法。那里曾是地中海航运的贸易中心。当地居民害怕过往商船会带来瘟疫，便发出通告，船要想靠岸，须在海上停留30天，没有生病症状的人，方能上岸、进城。到了1448年，威尼斯也效此法，还将隔离期延长到了40天。

清洁，开始被人们广泛重视起来。针对城市恶劣的公共卫生状况，在饱受黑死病等瘟疫的侵扰后，各国决心实施整改，巴黎医学院提出建议，用熏香和甘菊熏烤家中以及人员拥挤的公共场所，并推荐使用玫瑰水和醋，定期清洗病人居住的房间；多个国家开始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推广建设地下排水系统，妥善处置垃圾。这类行之有效的公共卫生运动，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住了瘟疫的蔓延，降低了平民的死亡率。

“伤寒玛丽”事件

“在关于瘟疫的影像中，有不少值得去回顾思考的优秀作品。”山东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王华告诉记者，纪实影像中，很多是站在疾控的角度，探讨如何处理突发性的疫情，也有诸如《埃博拉之役》《夺走五千万生命的流感》等，用历史的视角去回顾曾经的巨大灾难，思考疫情带来的启示与教训。在这次新冠肺炎疫情中，央视推出的系列短视频《武汉：我的战“疫”日记》，就是用抗疫一线人员的视角，记录历史，展现抗疫的方方面面。

2011年上映的好莱坞大片《传染病》，最近再度被热议。影片让人联想到，今年新冠疫情肆虐时，大批疾控流调人员奋战一线，被人们称为侦查病毒的“福尔摩斯”，是健康的“守门人”。其实，早在上世纪初，对传染病的追根溯源，就曾有一个典型案例，令人称奇。

山东省疾控中心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医学生学习《流行病学》这门课，必学到过“伤寒玛丽”这个事件。

“伤寒玛丽”，本名叫玛丽·梅伦。1883年，15岁的她从爱尔兰移民美国，发现自己擅长烹饪后，玛丽做起了厨师。1906年夏天，纽约的银行家华伦带着全家去长岛消夏，正是雇佣的玛丽。当年8月末，华伦的一个女儿感染了伤寒。紧接着，华伦夫人、两个女佣、园丁和另一个女儿相继感染。一屋子11口人，6个人先后患病。

有处理伤寒疫情经验的专家索柏，对此展开了系统调查，他锁定了身体健康的玛丽——在此前7年，这位厨师更换过7个工作地点，每处都曾暴发伤寒，累计共有22个病例，其中1例死亡。送医检测后证实，玛丽的胆囊充满了活性伤寒杆菌。1910年，政府对其解除隔离，要求玛丽不能再当厨师。5年后，纽约一家妇产医院暴发了伤寒病，25人被感染，2人死亡。人们却又在这家医院的厨房里找到了改名换姓的玛丽。原来，她已重操旧业。1938年，被隔离25年的玛丽死于中风。医生曾对隔离中的玛丽使用了可以治疗伤寒病的所有药物，但伤寒病菌仍一直顽强地存在于她的体内。而两次疾病暴发期间，至少有51人通过玛丽感染，间接被传染者不计其数。

发廊三色灯源自放血疗法

在中世纪医学尚不发达时，欧洲医学还曾流行过“放血疗法”。

这源自于被西方尊为“医学之父”的古希腊伯利克里时代的医师——希波克拉底。他是公元前430年雅典大瘟疫的“逆行者”。流传约2000多年的医生行为规范誓言，便以希波克拉底的名字命名。20世纪中叶，世界医协大会又据此制定了国际医务人员道德规范。他提出了著名的“体液学说”，认为复杂的人体是由血液、黏液、黄胆、黑胆这四种体液组成，人之所以会得病，就是由于四种液体不平衡造成的。而在这四种体液里，血液最易放出，成了体液平衡的关键。

我国中医也有放血疗法，常用于治疗中暑、头痛、咽喉肿痛、疔疮、腰痛等。但在中世纪的欧洲，放血似乎有些过度，成了万能之法。病人不论得了什么病，都认为“放放血就能治好”。而这项工作，是由理发师“操刀”完成的。理发店的三色灯柱还与放血有关——红色是鲜血；白色，象征着止血绷带；蓝色，则代表静脉。直到19世纪中期，英国成立了皇家外科医学会，有了专门的外科医生，理发师不再“兼任”这一工作。

但在与病魔的较量中，也不断有一些行之有效的手段，被探索出来。中世纪黑死病暴发时，有医生坚持开展解剖工作，正确判断出鼠疫分为肺鼠疫和淋巴腺鼠疫，分别通过空气和血液传播，解剖学由此开始发展。

病魔无情，但也正是在一场场瘟疫所付出血的代价中，防疫和卫生制度化建设得以长足进步。1796年英格兰医生爱德华·詹纳发现了一种对人类较为温和的痘病毒“牛痘”能用以预防天花，他将这种物质命名为“疫苗”。此后，世界各国均开始推行疫苗接种计划。1977年，在索马里的青年患者被治愈后，再也没有出现天花患者的报告。此后，麻疹疫苗、百白破疫苗、腮腺炎疫苗、流感疫苗等相继问世，均极大地保障了人类的健康。据估计，免疫接种每年能避免200万至300万例因白喉、破伤风、百日咳和麻疹导致的死亡。而全球疫苗接种覆盖率多年来一直保持稳定，成为预防传染病的主要措施。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阿尔贝·加缪在《鼠疫》中这样说道：人类在这场鼠疫和生活的赌博中，赢得的全部东西就是知识和记忆。对于各种传染病而言亦是如此，疫病的威胁从未远离我们，鲜血与生命的牺牲不该被遗忘，殷鉴不远，人类文明也必将在一次次同命运抗争的挑战中变得愈发富有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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