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念 停留在海拔4000米上的30天

80后的青春记忆里都有什么？

有金庸“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的家国情怀；有一字一句誊抄在笔记本扉页里的海子汪国真诗句；有踩着高帮鞋甩着头发嘶吼一样的摇滚；有租书社里长得一眼望不到头的漫画；也有那总也踢不出国门令人着急的足球……

而在80后刘蕾的记忆中，这些痕迹都有，但最难以忘怀的，还是身处海拔4 00 0米位置上的那30天。

天两碗米饭和一间新房

“那年，我在山东建筑大学读大三。”暑假里，学校组织了一次远赴青海省黄河源头的社会实践，环境科学专业的刘蕾，有幸成为十人小组中的一员，“唯二”的女生之一。

对于刘蕾而言，这次远行是很多个“第一次”：第一次出门这么远，第一次去到海拔这么高的地方，也是第一次由学校转为对社会的认知。“2006年，交通没这么方便！”从济南发往西宁的火车是最慢、最原始的绿皮火车，隔天发一班，即便拿着学校开具的证明，还托人从始发站青岛买票，也只买到了三四张卧铺，其余全是硬座。“30多个小时的路程坐下来，人到西宁，早已疲惫不堪。”

再从西宁市到目的地，又几乎花掉了一个白天，“大巴、小巴、面包车，辗转倒车，才到达这个汉、回、藏、撒拉族等合居的小村子———靠近黄河源头的西宁市化隆县牙石尕镇曲日马卡村。”

海拔4000米的高度空气热烈干燥，走到树下却又清凉温润，黄河水清澈犹如漓江，村内绿树成荫、鸡犬相闻，四岁大的藏族孩子抱着啤酒当水喝，湾在村落一角的杏园子累累落落地挂了一树果子，随意走进哪户家里，必备的是三角支起来真正可以烧水做饭的太阳能，和正屋里挂着的毛主席像……“那里地广人稀，到镇上去要半个多小时的车程，家家户户都有菜园、花园，”回想起刚到村里的日子，刘蕾一脸神往。

当地人多数以“馍”为主食，类似于加了红曲或香豆的花卷，炒菜也是只要地里拔出来的“万物皆可炒”。“我们根本吃不惯！”但只要这顿她们吃得少了，下顿餐桌上必有两碗只属于她们的米饭，“在当地，大米属于奢侈品。”由于他们散住在当地村民家里，那些没入住的家庭，就隔三差五送酿皮、馍或者醪糟过去。

驻村第一晚，刘蕾和同伴犯了难。“传统藏民家的酥油味儿太大了。”刘蕾不好意思跟藏族阿嬢明说，打算和同伴穿衣服将就一晚。

刚和衣躺下，一阵敲门声响起。

门外的阿嬢，面上涩涩地，支支吾吾了一会儿，拉起刘蕾她们往隔壁屋子走去。“那是阿嬢二儿子刚刚用完的婚房，床、被褥、枕头，都是崭新的！”刘蕾语调不自觉上扬，“他们那种热情好客，是打心底来的！”

一到四年级、三十多个学生

只有一个老师

“到现在，我都忘不了李老师说的那句话。”刘蕾口中的李老师，就是小学的老师兼校长，一个学校、两间教室、一到四年级、三十多个学生、语文数学两门课，都归他一个人管理。

听了刘蕾一行人自我介绍，李老师问了句，“山东呀，是东三省的不？不得了，不得了。”“连东三省都弄不明白，怎么当老师呢？后来我们才明白那种无奈。”原来，李老师18岁就在这儿教书了，一教就是小三十年，“他是乡镇教师，有还几次能调到镇上的，可他说，如果他走了，这个学校就没了，一到四年级的孩子想上学，就得到几十公里以外的地方。”

李老师坚守的学校，只有个土院墙，两间教室加起来只有两扇玻璃是完整的，“还被我们带去的足球给踢碎了”，其余地方有的直接通气，有的就拿方便面袋子堵一堵。“教室里进去黑黑的，黑板是用水泥不知混了什么灰刷在墙上的，扫把、黑板擦就地取材用大麦秸自己扎，桌椅板凳掉漆的、断腿的，据李老师说不比我们几个年龄小……”

尽管已经时隔十多年，但那个场景在刘蕾心中仍然清晰无比。“一到四年级混班上课，教完一年级，再是二、三、四，雨天房子漏雨，只能停课。———李老师说，只需要两万块钱，就能把学校里里外外重修整齐。”2006年，几个大二大三的孩子加两位刚刚就业的学校辅导员，他们凑在一起想破脑袋，也想不出哪里可以弄到这两万块，“那时候觉得，这笔钱就像个天文数字。”

勇士李老师的唯一心愿

那段时间，学校有了音乐、美术、体育课，孩子们分到了这些人带去的彩色铅笔、画本、足球、篮球，日子五彩缤纷起来，大家互动、聊天也多了起来。

一次，大家无意间聊到“心愿”这个话题，大家七嘴八舌的吵吵着，到了李老师这儿，他说自己的唯一心愿，就是自己的孩子能考上大学！

“当时，心里酸酸的，并没细究。”刘蕾当老师的日子继续着。

白天，孩子们跟着“老师”学完唱歌，也会把属于高原的民歌唱给“老师”们听。

晚上，是“老师”们给大一点孩子一对一补课的时间。“令人感慨的是，四五年级的孩子，数学的加减法，我们甚至被逼到要用‘今天蒸了几个馍，明天再蒸几个，两天一共多少馍’这种具象化的方式来讲解，”面对初中生的物理化学，“老师”们面面相觑，不是题不会做，而是再也无法具象化了。

当一张张快要抓狂的脸庞对上毫不在意的脸庞，刘蕾终于明白，眼前这些孩子，和孩子身后的大人，从来都没有将“读好书、走出去”看成一条属于他们的人生出路，上学、肄业、种地、结婚（当地普遍早婚）、生娃……这样的死循环真实而平静地存在。

“那一刻内心是悲凉的。”回忆起这些，刘蕾语气激动，“真的全都归结于穷吗，我们觉得并不是，那里有拖拉机、有电视机、有在外打工的人，但是他们看到的外面的世界，并不被接受，他们认为那太遥远，不是自己的生活。”当他们突然间明白，如果没有长时间、持之以恒地在思维方式上“支援”“扶持”“输血”，仅仅靠注入钱是没有用的，那一刻，无力感铺天盖地席卷而来。

“直到那时我们才觉得，李老师是一个勇士！”刘蕾说，或许连李老师自己也没意识到，长达三十年的坚守，是一直托举着一份希望，一份让封闭环境里的孩子们站起来、走出去的希望。

“李老师所说的大学，就是指高中后面的部分，”在那个朴素也确实有些寡闻的汉子心里，甚至并不懂得本科、专科或是职高的区别，他唯一的心愿，就是孩子能“走出去”。

一封信带来的希望

转眼间，分别的日子来了。

“我们特意去了一趟镇上，把除去路费之外的钱全买了蜡笔、本子、头花等，分给了村里的孩子。”那天，村里一大半大人孩子都来送行，大人一个劲地把打好包的馍、杏子，硬塞到他们手里，孩子们就在自己家屋头等着，他们路过时便跟上去，啥也不说，一路跟在后面。“有些年龄小的孩子不能理解我们走，以为是村民家不让住了，就拼命让我们住到他们家去。有些年龄大的孩子，一直问我们，还来吗，还来吗。”时隔十几年，想起这一幕刘蕾依然泪流不止，“那时候再开学我就大四了，我知道我不会再去了，我说不出还回来这句话……”“就这样，我们抱着当地人一腔子的淳朴和热情，抱着失落和思索，带着高原上紫外线带给皮肤的二度灼伤，回到了山东。”刘蕾回回来后，半年多没进过肯德基麦当劳，没弄过头发，没买过贵的衣服……“有时候觉得，不是我们给他们带去了什么，反而是他们给予我们的更多。”

3年后的一天，刘蕾在毕业后又返校送别师弟师妹时，意外得知，后来他们专门寄送过听英语用的录音机和磁带的李老师儿子，考取了青海省一家高等学校的专科，成为全村第一个“大学生”，捧着那封夹杂了小纸条、蜡笔画的青海省来信，看着一声声“老师”，一句句祝福，当时几个参与者泣不成声。“关于青春的记忆有很多，但是这一段，我终生难忘，因为它夹杂了太多的理想与现实的碰撞，太多守旧与纳新的碰撞。如果能够重来，我想我会尽我所能再做点什么，至于现在，我希望还有机会再回那个村走一走，不知道还有没有人认识我……”这段记忆，终究变成了一个符号，驻扎在刘蕾的青春岁月里，虽然艰苦，虽然收效甚微，但是幸好，里面还有希望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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