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文化的接受能力 可能是中国历来最强的”

原创 许倬云 理想国imaginist

最近，BBC纪录片《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和电视剧《清平乐》，将唐宋时代推上热议话题。又疫情引发的舆论，令人深思“爱国主义”这一话题。

如果仅停留在历史深处的自豪感，不去了解“中国”的历史，很容易坠入虚妄、踩空。也正因此，几年前许倬云先生出版《说中国》，讲述“中国”复杂共同体如何形成，没有过时，或者说还正合时宜。这本大家小书，举重若轻，深入浅出，非常好读。

唐宋变革论，至今是史学界的一个重要话题。许倬云在书中论及宋代时，一些论断，不无争议，比如：①自汉代董仲舒以后，曾经有想将儒学定于一尊的愿望，但这一愿望，直到宋代才算完成。对于中国文化的整体而言，这一个结晶化造成的僵化，毋宁是灾害大于贡献；②儒家的普世价值性可以超越“中国”，可是“中国”终于失去了“天下国家”海纳百川、包容一切的特色；③中国历史的吊诡性：稳定—甚至超高度的稳定，却难以适应外力引起的新环境。

不过，今天推荐的是涉及唐代的论述。感兴趣的读者朋友，可以找书详细一读。在文末，顺列了一份了解唐代的书单。

唐代天下秩序：胡人归属中国，

是回归一个开放性的秩序

相对于汉代的天下秩序，唐代又有所不同。汉代的天下秩序，最重要的观念乃是皇帝承受天命，作为普世的共主。汉代在逐渐扩张的过程中，很重视中央的号令直达地方，也重视将地方的俊彦纳入统治机制。汉代重视的是从上到下坚实的结构，而唐代的机制则大开大阖，来者不拒，向四方延伸。有一次，我在西安凭吊汉唐古迹时，曾经将汉唐比较，认为汉代是厚实，唐代是宏大，各有其特色。

唐代的天下秩序，看来不是空话。唐太宗时，突厥与中国之间和平相处，长城沿线并无严重冲突，不仅南北贸易，而且西、东之间，也在这一线频繁来往。各处族群，在这一农牧交界处混合居住。安禄山就是营州混血的“杂胡”，在发迹以前，因为通多种语言而经营区间商业。

安禄山担任河北的节度使，其部下是胡汉各种族群的混合；他的精锐“曵落河”，更是以胡人为主的勇士。安史之乱乃是唐代盛衰的转捩点，从此以后，河北藩镇形同化外，整个地区彻底胡化。唐代晚期契丹兴起，取得后晋割让的燕云十六州。即使宋代统一中国本部，但从西部的关陇到东部的燕云，包括河北大部，都不在汉人中国疆域之内。这一大片土地，胡化大于汉化。辽、金、西夏，都是在这一形势下长期立国。这是胡汉混合的一个方式。

另一方式，则是在华胡人的汉化。中唐以后，恰是伊斯兰文明大为膨胀的时期，中亚一带波斯帝国的故土，纷纷为伊斯兰的阿拔斯帝国并吞。唐代安西四镇节度使高仙芝，原籍是高丽，率领唐室军队驻屯在今天中亚的河中地区(transoxiana)，与阿拔斯帝国的大军对垒。

公元751年，唐室军队竟大败于怛罗斯河。唐室在中亚的控制力一落千丈。波斯王室余众和当地族群的统治阶层，甚至于整个的族群，在受伊斯兰侵略之后纷纷逃入中国。唐代政府一次又一次安顿这些从羁縻州府逃亡的族群：最初将他们安置在陇西，然后放在今日的关中西部，然后又不得不打开山西地区，最后甚至于开放山东，让这些迁入中国的西部胡人居住。从开元、天宝到唐末百余年来，先后迁移入华的族群，总人数不亚于三五百万，他们在中国休养生息。

唐末时，胡人的总数可能到达千万上下。这些族群之中，最著名的乃是讲粟特语的胡人，他们原本是来往中国与西域的商人，在西边大乱之后，便纷纷落户定居。例如沙陀，乃是昭武九姓之后，一个一个部落整批进入中国。定居在山西的沙陀人，在五代十国中，至少占了两个半朝代——这就是唐代天下秩序的特色：胡人归属中国，乃是回归一个开放性的秩序。

唐代绵密的驿站系统：

“唐人”的称呼代替了过去的“汉人”

大唐帝国编织了一个绵密的驿站系统，符合“道”的观念，将各地的交通纳入一个网络。这些驿站有官驿，负责递送官家的物资以及传递官方的文书；来往官员，也在这些驿站投宿歇夜、换车换马。在官方驿站的附近，都有民间经营的旅舍和车马行。唐代的诗文往往提到驿站歇店的情形。这些旅舍，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的，不仅供给住宿和休息，也提供车马在下一站倒换，很像今天租车旅行的情形。旅客可以租一匹小驴或是一匹壮马，行道千里，无所障碍。

杜甫就说过，在开元全盛的时候，全国的小城镇物资丰富，踏上千里旅途的人，不用带粮食，也不用担心交通工具。不仅内地，即使在远地——如西域，根据今天发现的一些唐代文书的记载，也还有这种驿站网络。

固然，自秦代开始，中国就有驰道的网络，汉代也有官方的驿站，可是像唐代这样规模的、官家和百姓都能使用的交通网，却是少见。

唐代物资的流转十分方便，当然也就刺激了区间物产的流通，对于经济极有裨益。数百年战乱之后，唐代的安定、与民休息和经济的发达，可谓互为因果。单以对外贸易而言，不仅有向西的路线——所谓“丝绸之路”——运送外销的丝帛，在东向、南向的海道上，也开辟了中外贸易的航道。东路跨海，唐和日本之间交通，人员和商货来往不绝，日本大量接受唐代文化，也将日本的经济相当程度地连接于中国的经济圈内。

南向沿着马来半岛和南海岛屿，进入印度洋，既可以和伊斯兰世界——所谓“大食”地区——交通，也可以直达红海，甚至远及非洲沿岸，各国商舶来往，运去瓷器、丝帛，运来珍宝、香料。广州、泉州、扬州，都曾经有不少胡贾经商，甚至有胡人居住的“蕃坊”，犹如清代晚期出现的“租界”。唐末黄巢进攻广州时，当地的胡人竟有十余万人之众。

汉代的时候，中亚、内亚各地以“汉人”的称呼代替了过去的“秦人”。在南方一路，唐代以后中国人的称号就是“唐人”，这一名称延续到今天。宋代以后，南洋一带还是称中国人为“唐人”，甚至于今天美国的华侨商业区，还是自称为“唐人街”。

巅峰在此，下坡也在此开始

深受胡化的唐代，在中国文化的基础上，接受了许多外来的成分。先以日常生活方面来说，唐代的饮食起居乃是总结了南北朝时候的汉、胡分野，整合为新的方式。南朝以前，汉人的居住方式，是以席铺地、凭案而坐，北方则有所谓“胡床”(折叠椅)和地毯。

服装方面，汉服是宽袍大袖、斜襟束带，唐代则从胡服演变成为窄袖、瘦腰、翻领、着靴，外面再披上一件长衣。女子服装更是多姿多彩，很像今天的洋装，暴露部分远比汉装为多。

饮食方面，南方的茶和北方的酪，都成为常用的饮品；肉类的消费，比汉代为多，南方的鱼虾，也在北方上桌。今日所有食物，尤其香料，带“胡”字的，例如胡椒，都是从外面引入。休闲的音乐舞蹈更是高度胡化，在中国传统的箫、笛、钟、鼓的基础上，加了许多弦乐器，例如箜篌、琵琶、胡琴等。旋转活泼的胡舞，不论男女都很喜爱。印度的数学和医学，中亚的天文学，都纳入中国文化的系统之内。唐代文化的接受能力，可能是中国历来最强的。

更为重要的，则是文化的理念部分。唐代儒家在前期并没有特殊的发展，至韩愈以后，儒学才有新动力和新方向。中国接受各种外来信仰，是唐代出现的重要现象。早在南北朝时期，中国就大规模地接受了佛教。虽然佛教在华发展，经过了北魏、北周、唐代、后周“三武一宗”法难的迫害，究竟都只是短期灾难，为时不过数年，佛教终究弥漫全国。

中国本土产生的道教，与外来的佛教互相交叉，两者都有关键性的整合与开展。在唐代，佛教整体华化，汉传佛教自成系统，而且由此传播到日本、朝鲜和中南半岛。在西北的高原地带，藏传佛教也逐渐成形，并且于此时逐渐扩散到中国的西南部。

相对而言，在佛教的母国印度，改革的印度教压倒了佛教，以至于南传佛教并不存在于印度本土。伊斯兰兴起以后，在中亚和内亚地区，佛教被伊斯兰教代替，佛教再无存在的空间。在这个意义上说，佛教移植于中国，可说是接枝成长，蔚成繁林。尤其净土宗和禅宗，都在唐代成长为重要的宗派。道教，如前所说，与佛教交叉影响，也在唐代成为中国民间的主要本土宗教。

中亚和内亚的祆教、摩尼教和基督教的景教(聂斯托利派)，都跟着胡人的足迹进入中国。在中国，这些教派并没有真正地以原来面目存留于唐代以后。他们的影响，毋宁是被中国的民间信仰吸收，演化为中国的许多启示性的教派，例如宋代方腊的“吃菜事魔”教派和元明两代的白莲教，等等。道教的宗派，尤其吸收了不少外来宗教的观念和仪式。

唐代的知识分子，并不完全属于传统的儒家，他们的观念以及交往的朋友，颇以佛教或道教为主体，儒家只是陪衬而已。经过唐代的涵蕴和演化，这些宗教系统互相影响，构成了中国特殊的“众教合一”传统。伊斯兰教也由胡商传入中国，在广州、泉州、扬州和关中等处，都有伊斯兰的信徒，也有相当规模的教堂。不过，伊斯兰教的信徒很少和其他教派来往，更不论彼此影响以至于形成另外一个华化的伊斯兰教派。

相对而言，中亚、内亚发展的启示性信仰，并没有改变伊斯兰教独一尊神信仰的独断，也没有对欧洲基督教(分裂为东正教和天主教)的独一尊神信仰有所影响，以致今日中东、内亚不断有宗教仇视和斗争。唐代对于宗教的宽容和包涵，也反映了唐代文化宏大的气象。

唐代人口，从前面叙述可知，在汉代到南北朝之间的汉人基础上，增加了许多外来的成分—北方的胡人、中亚和内亚的外族，都消融在“中国人”之内。广大的南方和西南部山陵之中，本来还有一些原居民的聚落，在唐代都经过迁移和混合，中南部和华南基本上已不再有大群的原居民可见了。

只是，西南部的山陵之中，汉代所谓“西南夷”的子孙，有相当多还存在。不过，这些原居民也大量吸纳了中国文化的影响，有些族群可能还保留服装的特色，但大部分的原居民已经很难在外表上看得出和汉人的不同处。

因此，回顾绪论所说，来自非洲的“现代人类”基因，在进入东方的几条路线上，本来可能各有一些特色。但经过唐代的吸收和混合，无论沿海东上、由南北上和北方向东的几支古代基因，都已经混合为“中国人”。固然，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和南方沿海，直到今天，居民的基因还有一些地方性的差异。唐代可以说是大融合的时代。

中国皇朝，向来以汉、唐为最重要的时代。假如借用佛家“成、住、坏、空”的说法：汉代是充实华夏，完成“中国”本体的“成”；唐代则是取精用宏、开展性的“大成”。人类历史上，许多地区都有过“盛世”，往往在极盛巅峰开始下降。在此以后，又往往有一段过程，该一复杂系统逐渐固定、僵化，而逐渐衰败。

唐代的巅峰是在玄宗开元年间，天宝以后，安史乱起，唐代逐渐过了升降交点。根据佛家所谓“成、住、坏、空”四个阶段，唐代的“大成”之后，应是“住”的阶段：巅峰在此，下坡也在此开始。

（本文配图：《妖猫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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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唐代文化的接受能力，可能是中国历来最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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