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宠辱不惊的“真实”人生

□郑国栋

驻足山东省实验小学教学楼门厅，仰望老校友季羡林先生的铜色塑像，注视他坚定而隐忍的目光，我的情感之门訇然开启。

身为语言学和文学巨擘，季羡林先生是一座难以逾越的山峰，却自视一介布衣，曾发文昭告天下，辞谢“国学大师、学术泰斗、国宝”三顶桂冠：“身上的泡沫洗掉了，露出了真面目，皆大欢喜。”季老欢喜的是以自己的“真面目”示人，把“说真话、做实事”作为自己一生一贯奉行的圭臬，无论从事学术研究、文学创作，抑或做人。

学术上求“真”，对一个问题可以“念念不忘”几十年，而穷其真理所在。可以“大胆假设”，后必“小心求证”。在《我的人生感悟：抓住一个问题终生不放》中，季羡林谈到关于论文写作的一件事情。在1947年的时候，季羡林用中文和英文发表了一篇论文《浮屠与佛》，但是因为条件所限，论文中有些问题的论述不能让自己满意。“耿耿于怀者垂四十余年”，在1989年，有了新的资料补充，其又写了一篇《再谈“浮屠”与“佛”》，达成了自己原本遗憾的心愿，“心中极喜”。特别是原先大胆的假设得到了验证，增强了自己研究的信心。这跨越半个世纪的“小心求证”让我们管窥到季老严谨、求真的治学精神。

文学上认“真”，因而“专宠”散文，盖因在其心中，散文之精髓在“真情”。在《季羡林谈写作》中，季老如是说：“我认为，散文的精髓在于‘真情’二字，这二字也可以分开来讲：真，就是真实，不能像小说那样生编硬造；情，就是要有抒情的成分。即使是叙事文，也必有点抒情的意味，平铺直叙为我所不取。”季先生首先强调写散文但求一个“真”:千万别勉强写东西，不要作无病之呻吟。读他的文章，尤其是散文，有着浓厚的底蕴，兼具“真”和“朴”，正如季羡林所追求的那样，“淳朴恬澹，本色天然，外表平易，秀色内涵，形式似散，经营惨淡，有节奏性”，这样的追求形成了他散文独树一帜的风格。

《清华园日记》是季羡林在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学习生活的“青春记录”。年轻的季羡林在日记中如实地倾泻了一个热血青年的喜怒哀乐，有叛逆、有偏激、有可笑。出版时，编辑曾好意地提出“做适当删减”，可季羡林却坚持：一字不改。他回复道：“我考虑了一下，决定不删，一仍其旧，一句话也不删。我七十年前不是圣人，今天不是圣人，将来也不会成为圣人。我不想到孔庙里去陪着吃冷猪肉。我把自己活脱脱地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

做人上存“真”，说真话、做实事是深入其骨髓的座右铭，和血液相融成为身体和意志的一部分，成为思考、行动的第一感觉和本能。十年动荡中，季羡林的所言所行就名副其实地验证了他为人处世的秉性和原则。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中，季羡林通过自己的切身体会记录了那段特殊但又锤炼人性的岁月。“文革”到来，靠积极检举揭发他人从而表明自己立场、选择站位者比比皆是，是特殊情况下防止被打倒的“策略”。可季羡林却不以为然，我行我素不表态，甚至在他的学生让他写揭发文章，对胡适、俞平伯、陈寅恪等人展开批判的时候，他还“不合时宜”地说出“颠倒黑白的话我说不出”“评价一个人要全面、客观，不能以偏概全”的话。在那个人人自危、黑白颠倒的时代，能够继续秉持“要说真话，不讲假话。假话全不讲，真话不全讲”的做人原则，难能可贵。

此时此刻，我的脑海中浮现出电影《无问西东》的一句经典台词：“这个时代缺的不是完美的人，缺的是从自己心底里给出的真心、正义、无畏和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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