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邮不只出咸鸭蛋 文风也很盛 | 《汪曾祺传》连载①

编者按：这是一本完整的汪曾祺大传，也是一部集学理性与趣味性于一身的研究著作。

作者陆建华倾注半生心血研究汪曾祺，多年来收集了大量关于汪曾祺的文史和生活资料，在写作中信手拈来，将往事细细诉说，同时又满怀对汪曾祺的敬意，笔下饱含深情，既是对汪曾祺的，也是对故乡高邮的。他的文字冷静而热烈，文字的背后是情与真，旨在向读者展现一个真实的、立体的汪曾祺，让更多人认识他、了解他、热爱他。

『高邮不只出咸鸭蛋，文风也很盛』

千里风帆一线牵的京杭大运河，自北京出发，沿途经天津、河北、山东、江苏直至浙江杭州，一路上逶逶迤迤，潇潇洒洒。这条完全由我们的祖先用人工开凿的大运河，始凿于公元前5世纪的春秋末期，后经公元7世纪（隋）和13世纪（元）两次大规模的扩展，利用天然河道加以疏浚、修凿，全长竟达1 794公里，不仅是我国古代伟大水利工程之一，也是世界水利史上的壮举。2 000多年来，大运河用她甜美的乳汁哺育了两岸无数的田野、村庄、城镇，为辉煌灿烂的中华文明的繁荣与发展立下了不朽的功勋。单说大运河进入江苏境内后，清江至扬州段古称邗沟，通称里运河。在长不过200公里的运河两岸，就有良田万顷，名城座座，高邮即为其中之一。

高邮之所以叫高邮，是因为与邮有着密切的关联。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建立通讯体系的国家之一。从殷商开始，即有官办的传达信息的机构，谓之邮驿，邮驿直到辛亥革命时才废除。照此算来，我国悠悠邮史已长达3 000多年。秦统一中国以后，邮驿发展迅速，也就是从那时起，高邮设邮亭，因邮亭建在高台之上，故名高邮，又名秦邮。这一切，不仅史书上有记载，更难得的是，证明高邮与邮有关的遗迹尚存。1985年，高邮在文物普查中发现位于高邮城南门外馆驿巷内的盂城驿，消息传出，引起海内外的广泛关注。论我国长达3 000多年的邮史，历朝历代建立的邮驿数以万计，何以盂城驿如此引人注目？只因那众多驿站，由于岁月的磨损，风雨的侵蚀，加之天灾人祸，战乱频频，地面遗存已少而又少，成了凤毛麟角。盂城驿开设于明洪武八年（1375年），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毁于倭火，清嘉庆、道光年间重修。据明代隆庆年间编修的《高邮州志》记载，盂城驿规模宏大，计有厅房、库房、廊房、神祠、马房、前鼓楼等50多间，照壁牌楼一座，临运河堤有迎饯宾客的皇华厅，驿旁是秦邮公馆，驿北有驿丞宅一所，驿南有可供上百匹马饮水的马饮塘。1985年发现盂城驿故址时，虽历尽沧桑，仍有驿站、驿舍、秦邮公馆、驿丞宅、武官厅、马神祠、库房、监房等及部分驿站内木、石遗物，绿杨环绕的马饮塘依然存在。海内外专家闻讯赶到高邮考察后一致认为：盂城驿实乃全国罕见、规模最大、保存较好的古驿站遗存。

盂城驿遗址的发现意义非常，它使人们清楚地看出高邮因邮诞生、依邮发展的历史轨迹。一座城市，一个地区的孕育、诞生，从一开始就与邮有如此血肉般的关系，此后2 000多年的经济、文化的发展又都得力于邮传的巨大推动，这在全国、全世界恐怕也不多见。明白了这一点，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人们赞誉高邮“一支“邮”字歌，从古唱到今”了。

高邮气候温和，景色宜人，物产众多，资源丰富，历来被人们称为鱼米之乡，是大运河河畔的一颗明珠。高邮又是人才辈出之地，尤其是文坛俊杰，层出不穷。但不知怎的，外地人提起高邮，仍只记得：高邮盛产大鸭蛋，特别盛产双黄大鸭蛋。这虽是事实，但并非高邮全貌。高邮人对此心存不服，但也无可奈何，总不能见人就解释：“我们那里不只有双黄大鸭蛋……”以致时间一长，也只好默认了。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各地为吸引外资，加大改革开放力度，挖空心思办这个节、办那个节，高邮一些领导受到启发，学时髦，赶浪潮，有一年也搞了个“双黄蛋节”。这一来，高邮真是与双黄大鸭蛋脱不尽干系了，但有一位高邮人，一位海内外驰名的大作家，对此很不以为然。他无限挚爱家乡，也喜食高邮大鸭蛋，但他明确反对把高邮仅仅与鸭蛋联系在一起。

这人就是汪曾祺。

1986年秋，汪曾祺在《雨花》杂志发表散文《故乡的食物》，其中“端午的鸭蛋”一节这样写道：

我的家乡是水乡。出鸭。高邮大麻鸭是著名的鸭种。鸭多，鸭蛋也多。高邮人也善于腌鸭蛋。高邮咸鸭蛋于是出了名。我在苏南、浙江，每逢有人问起我的籍贯，回答之后，对方就会肃然起敬：“哦！你们那里出咸鸭蛋！”上海的卖腌腊的店铺里也卖咸鸭蛋，必用纸条特别标明：“高邮咸蛋。”高邮还出双黄鸭蛋。别处鸭蛋也偶有双黄的，但不如高邮的多，可以成批输出……我对异乡人称道高邮鸭蛋，是不大高兴的，好像我们那穷地方就出鸭蛋似的！

1989年4月，汪曾祺为家乡一位作者的书写序，在这篇题为《何时一樽酒，重与细论文》的序文中，他特地写上这样一段话：

说起高邮，很多人只知道高邮出咸鸭蛋。上海卖咸鸭蛋的店铺里总要用一字条特别标明：“高邮咸鸭蛋。”我们那里的咸鸭蛋确实很好，筷子一扎下去，吱——红油就会冒出来。不过敝处并不只是出咸鸭蛋，我们家乡还出过秦少游，出过研治训诂学的王氏父子，还有一位写散曲的王西楼。文风不可谓不盛。

汪曾祺如此一而再、再而三地不同意把高邮总是与咸鸭蛋联系在一起，其实表现了他对社会文化底蕴本来就很广泛、很深刻、很厚实的故乡高邮的无限挚爱之情。确实，对高邮这样一个物产丰富、人才辈出、历史悠久、前途无限的里下河地区的名城重镇，又岂是咸鸭蛋能概括其特征？仅以汪曾祺多次提到的文坛大家秦少游等而言，这些人不止高邮人引为自豪，他们在中国文化史、文学史上也都占有重要的一席。别号“淮海居士”的秦少游，是北宋杰出的婉约派词人，著有《淮海集》40卷，另有《淮海词》《劝善录》《逆旅集》等。他兼有诗、词、赋和书法等多方面的才能，词名尤著，有存词80余首的《淮海居士长短句》传世。他的词柔丽典雅，情味深沉，音律谐婉，艺术成就很高，其代表作《满庭芳》《鹊桥仙》《踏莎行》等，是秦词中的佳作，也是中国词坛中的绝唱。又如，明代的王磐，与金陵陈铎被后人并称为“南曲之冠”。他的乐府冲融旷达，甘于恬淡，工题赠，善谐谑。其代表作之一《朝天子·咏喇叭》对当时官吏作威作福、鱼肉百姓的情景，作了生动形象的描述和尖锐深刻的讽刺，具有强烈的现实批判精神，广为流传，并经常为文学史家们所反复引用。至于经学大师王念孙、王引之父子，他俩在音韵学、文字学、训诂学、校勘学等方面都取得了非凡的成就。中国的音韵训诂之学，在乾隆、嘉庆年间最为鼎盛，而王氏父子是这一鼎盛时期的并肩而立的两座高峰。与王氏父子同一时期的另一位经学大师段玉裁，在为王念孙的《广雅疏证》所作的序中这样盛赞其学术成就：“尤能明古音得经义，盖天下一人而已矣！”龚自珍称王引之的《经传释词》是“古今奇作，不可有二”。章太炎则认为：“古韵学到王念孙，已经基本上分析就绪了，后人可做的只不过是修补的工作。”除了汪曾祺多次提到的这几位大家，高邮还有许多政治、经济、军事、历史、科技等方面的优秀人才，他们为中华民族贡献了自己的聪明才智，他们是高邮人的骄傲。时至今日，汪曾祺也以他文学创作上的重大成就，加入到这个行

列中来。南京一位著名作家在参观了高邮的文游台、王氏纪念馆等文化胜迹以后，就曾欣然提笔写下“古有秦少游，今有汪曾祺”的诗句，他的这一看法得到人们的广泛赞同。

在高邮这块古老而文明的土地上出现汪曾祺，不是偶然的事情。只要了解汪曾祺对家乡的热爱，了解汪曾祺从小就接受高邮社会、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的熏陶，就会明白，大运河的水气已经浸入汪曾祺的血肉，秦少游、王磐、王氏父子等高邮文杰的成就，事实上影响了汪曾祺的性格，也影响了他的作品的风格，再加上汪曾祺自身的勤奋努力，他成长为当代中国自成一格的作家，不仅是必然，而且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未完待续）

作者: 陆建华

出版社: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年: 20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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