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古不磨意 中流自在心

□新时报记者 钱欢青

饶宗颐（1917—2018），字选堂，号固庵，中国当代著名的历史学家、考古学家、文学家、经学家、教育家和书画家，是集学术、艺术于一身的大学者、国学大师。2019年，《选堂集林 敦煌学卷》（上、下）、《选堂集林 史学卷》（上、中、下）由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

两套重量级的饶宗颐著作，出版事宜花落山东，可谓山东出版之盛事。这两套书有什么样的特色？出版过程如何？记者近日专访了山东画报出版社编辑室主任、知名图书策划人，也是这两套书的策划编辑韩猛。

饶公一生学术涉及领域极广

记者：我们知道饶宗颐先生是世界知名学者，长居香港，首先想请您谈谈《选堂集林》落地山东画报社出版的经过。

韩猛：能有幸参与饶宗颐先生图书的出版工作，有偶然的机缘在里面。大约在2012年，我偶然看到了香港中华书局的《史林新编》。因为大家都知道，王国维有《观堂集林》，饶宗颐先生在上世纪80年代也有一册名著叫《选堂集林·史林》。30余年以来，饶公又补了许多新的史学重量级文章进去，变成一册新编。我感到很兴奋，就去问香港中华书局，本意也就试试看。想不到居然被我问了个正着。我还由此了解到，这次对史林的修订增补，其实是饶公晚年试图自编文集的一个大工程的开端。于是，我们当时就与香港中华书局签订了一个协议，计划后面由我们在内地，与香港同步推出后面陆续要编的所有集林的图书，并约定了在确定的四种之外“后续各书在内地的优先出版权”。

记者：当时有关饶公著作的编辑计划是怎样的？

韩猛：当时由饶公所在的香港大学的饶公弟子和子女们一起参与，由饶公亲自拟定和认可篇目安排，由香港大学的郑炜明先生担纲实际意义上的主编。大概基本资料由弟子们编辑遴选、整理，篇目交呈告饶公审定，最终定稿出版。所选作品范围即其所有专门著作之外的学术论文。我私下里想，大概能体察到饶公晚年的一种心意，当时已经九十多了，像王国维的《观堂集林》一样，在这个框架下，把散佚各处的重要学术文章经过自己的甄别和重新修订，结成系统的文集。对他来说，变得非常重要，因此会有这样一个发愿。

按照有关说法，饶公一生学术的框架是非常大的，涉及的领域也非常多。根据相关材料的说法，可能涉及甲骨学、敦煌学、古文字学、上古史、近东古史、艺术史、中外关系史、音乐、词学、经学、潮学、宗教学、文学、艺术学、目录学、简帛学等，很多都有专著，已出版的著作100多种，发表的论文1000多篇，还有旧体的诗文集也有十几种。

所以这套书开始的计划说小不小，说大也不大，最初香港方面是首先拟定了四个成型的计划，即史学、文学、敦煌学、佛学。原来计划四种都在2015年前后全部完成。但实际上香港大学整理的进度很慢，据说编辑团队的成员平时学术事务都比较繁忙，一时难以措手。同时也确实遇到了一些困难，因为不少是久远的论文，没有电子档，除了录入工作，还有找不到具体出版日期无法正常排序等等。还有一个原因是整理团队中间插编了一本《饶宗颐香港史论集》。

到了2015年年底，他们才编完“敦煌学”的计划。我们接手后，在至少有两到三种或四种完备后一同推出，还是成熟一种推一种的计划里首鼠两端，所以也继续等了一段时间。结果隔了一年，香港方面告诉我，原来计划的“佛学集林”，编不成了，计划取消。文学一卷后来也变得遥遥无期，到2018年饶公去世后，港方明确告诉我，文学这一卷不要等了。我们也就此重新补充了协议，把同步出版的长期计划改为仅就目前两种的合作。这是个比较遗憾的事情。

希望集林能纳入尽可能多的文献

记者：那么概括来说，这次推出的这两种饶公著作，从书本而言，有什么特色？

韩猛：整体的书名，在我们所出的版本里，我作了一点改动。这个“史学卷”“敦煌学卷”是我最初就想好的，希望这个大的集林能包罗进饶宗颐先生尽可能多的文献。当然，现在看来，不失为一个美好的愿望。

史学卷，其实是饶宗颐在上世纪80年代就非常有名的一本书的修订版。前面我们说过了。这个在史学界有很大影响力，修订时与早期版本相隔了近三十年，这个修订版等于把他所有史学方面的论文搜集完备了。这个书在他的史学研究体系中，是重中之重，非常重要。

敦煌学卷，完全是一本新书，所以书编成的时候，饶公特意央樊锦诗先生给他写序，当时樊先生还在任敦煌研究院的院长，是国内首屈一指的敦煌学界的闻人。

记者：对饶公的旧体诗文书画，您有什么样的认知？

韩猛：谈到旧体诗文，我想起来，我自己过去喜欢古琴和旧体诗，也因此老早淘到过饶公的《固庵文录》和他的书画集，对他的旧体诗和书画都特别有印象，他能够像民国文人写类似“欧游心影”一样的文字，诗词是旧体的正格，李清照说的“当行本色”，却能把欧美当代见闻都入诗，真是文随世而进。他的书法在内地也出过书，他的字的笔力真吃功夫。画，大概在国内哪里搞过一些展览，我没有现场看过，但买到过港版的画册，当然也是格调不俗，他甚至把敦煌壁画的一些色彩和草草不工的画法用到山水画里。

当然也听说饶公写过许多古琴的文字，因此有了这套《选堂集林》的机缘，我也试图努力把当时中文大学没有列入计划的古琴部分，放到内地版的集林中来，做一本《选堂集林·琴学卷》。尤其通过香港出版界和学术圈的一些其他朋友，帮忙牵线，了解到已经有个人获得饶公的许可，开始整理他古琴方面的文章，我就去进行商谈。但后来没有谈成，个中原因，尚不便透露。后来，我个人因为在简帛学界的一些人脉，也试图发起《选堂集林·简帛学卷》的一个动议，最终也没有成功。

2017年时，按照习俗，饶公在香港提前举行了百岁华诞。我记得当时的报道说，他许了百岁生日的愿望是：希望香港、祖国天下大和，希望家庭和睦，天下太平。这个现在看来，真是活过百年的老人能知世事。

独立不迁之品格处处可见

记者：人论饶公学问通透，通过读他的著作，您有什么感受？

韩猛：那种学养，不择地而出，没有标榜，无复依傍，那种独立不迁的品格，处处可见，就像他那副著名的对联写的——“万古不磨意，中流自在心”，把古人的那种仁人志士的气儿接得住，真是不得了。

他是从小在私塾和家学中受到的熏陶，他从旧学也就是乾嘉学派的体系过渡到现代学术体系，后来到全世界的文化研究的一种融通，那种巨大的跨越性，我觉得是古人所推崇的学人要淹贯博通，做“通人”的境界，而不是杂家，或者博而不通，这个真不是每个人都能企及的。随便哪个领域，在里面泡一辈子也不见得通透，全都拎得起，又能打通，确实是不世出的人物。

而且，他活到百岁，晚年仍然坚持打坐，他是有修行和实证的人，是所谓的“今之古人”，我们唯有向往。

记者：作为《选堂集林》的策划编辑，您觉得书中哪些内容让您特别有收获，也特别值得让读者关注？

韩猛：我尤其印象深刻的是，他在书中有他早年曾追随顾颉刚做古史辨派的经历。我自己对顾颉刚和古史辨派也有特殊的兴趣，发觉历史对他们其实是不太公正的，古史辨派有很多非常好的东西被大家一棍子打死了，但他们肯定不是一无是处，我这几年其实看到几种当年古史辨派学者的非常好的著作。我记得几年前还看到过社科院有年轻学者敢于站出来说疑古派遭受的不公正对待，为古史辨派正言。所以我看到饶公回顾自己如何脱离古史辨派的一个反思很有意思，他很客观。看到了里面确实存在的一些问题，所以不肯继续做下去了，改变了学术的方向。但他仍然说，自己从始至终都是顾颉刚先生的继承者，只是研究方法的差异。我觉得，这也是学术上完全出于公心的一种独立不迁的风范。

其实，我们通过他的尤其是史学上的一些问题的分散研究，是可以条贯出他的学术体系和他的学术旨趣的，还有他的史学观。这些都是很好的题目，也不是一两句话能说得深入的。我现在能临时想起的，书中看到他对各种跨学科最新材料的随心应手的驾驭，对中国史和中华文明史更本质问题的提出和关注，以及那种精警深刻的辨析，是我非常非常佩服的。我觉得他的这些风范足以让今天的学者以为楷模和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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