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谦慎：从吴大澂看晚清官员的收藏活动与“玩物丧志”

1872年的北京城里，琉璃厂一带暗流涌动，青铜器身价突然暴涨，在收藏界引起一场大地震。当时著名的鉴定家王懿荣给潘祖荫写了 一封长的信，报告青铜器的市场行情：“顷自敞还，真兴尽而返也。松竹合有字无字六七器，以重值归西人。(含英与之通消息，亦云不错。铜价一时烽起。昨尚与之酬酢，只此一宿，光景变局如此。)”王懿荣信中提及的“西人”即为一位任职于英国驻华使馆的“布医生”，他大量买进青铜器，无论器物上有没有铭文，出手之阔绰豪放，令人咋舌。

1872年是京师青铜器价格迅速上涨的一年。潘祖荫在这一年写给吴大澂的信中愤愤地说：“市侩居奇，种种可恨，(古泉一个不成，已尽斥矣。)尽已挥斥矣。囊已罄，而索值者动辄盈千累百，真不顾人死活也。”当时京师最大的青铜收藏家、“官三代”出身、中过探花、当过工部户部吏部侍郎的潘祖荫尚且发此议论。

同样也是1872年，一件西周青铜重器虢叔钟，被上海一个叫沈秉成的道台，以5000两银子的高价买走，这笔钱，在苏州，足以买下著名的“留园”，在北京，可以买下10个四合院。

西周青铜重器虢叔钟

这偶然掀开的历史的一角正好钩沉出彼时波诡云谲的收藏世界：从青铜器到玉石、字画的收藏，晚清社会很多官员文士参与古董和艺术品收藏，而藏品的信息传递，价格的变化，买卖过程中的物流、结算，这些细节与官员买家们的收入支出，权力、财富都密不可分，如今摆在博物馆里的诸多文物曾一度在民间转手、流离……

最近，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院长，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博物馆馆长白谦慎以“晚清官员收藏活动研究”为题举办了讲座。他以晚清高官、金石收藏家吴大澂为例，分析清末最后一批士大夫的收藏秘事、社会机制以及复杂的时代背景。这场讲座，是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与人文高等研究院主办的2019年第五场“艺术与人文高端讲座”。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尹吉男、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及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副研究馆员史睿、中央美术学院副教授黄小峰同台参与探讨，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与人文高等研究院副院长梁治平主持。

白谦慎

白谦慎本人也是书法家，1978年考入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毕业以后留校任教，1986年赴美学习政治学，不久后专攻艺术史，1996年获得耶鲁大学艺术史博士学位，此后长期在美国任教。他一直致力于对傅山和吴大澂的研究，出版过《傅山的世界：17世纪中国书法的嬗变》、《傅山的交往与应酬——艺术社会史的一项个案研究》、《与古为徒和娟娟发屋——关于书法经典问题的思考》、《吴大澂和他的拓宗》、《晚清官员活动收藏研究——以吴大澂及其友人为中心》等论著，另外还有《白谦慎书法论文选》、《张充和诗书画选》等书。

吴大澂的“朋友圈”

此次讲座就围绕他的新书《晚清官员活动收藏研究——以吴大澂及其友人为中心》展开，分上、中、下三篇，上篇主要分析晚清文物市场与政府官员的收藏活动；中篇从信息、票号、运输分析晚清收藏活动中的网络要素；下篇从吴大澂的收支与收藏，探讨国家危乱之际晚清官员收藏行为及复杂心理。

他在开场时说，自己是1992年开始关注吴大澂的，刚开始只是随手搜集一下吴大澂的图片资料，后来发现这个人特别有意思，选择吴大澂来研究晚清的收藏，具有一定的代表性。2001年起，白谦慎开始发表相关论文，至今写了差不多20篇和吴大澂相关的文章，他发现吴大澂不仅官做得很大，在晚清政治界和文化界非常活跃，同时又是一个很重要学者、收藏家和书法家，而且，从祖父、父亲到他，乃至他的孙子吴湖帆，一脉相传的收藏家风也特别值得研究。

吴大澂

吴大澂是苏州人，1868年进士，曾任翰林院编修、广东巡抚、河道总督、湖南巡抚等职，融学者、书法家、收藏家于一身，他的祖父和父亲都喜欢收藏艺术品，外祖父韩崇，更是道光咸丰年间颇有影响的收藏家。

吴大澂的“朋友圈”里，如吴云、顾文彬、潘祖荫家族、陈介祺、李鸿裔、沈秉成、沈树镛、汪鸣銮、王懿荣、叶昌炽、陆心源、叶衍兰、李宗岱、缪荃孙、盛昱等等，都是那个时代相当重要的收藏家，当时收藏活动非常活跃的地区，有北京、苏州、 上海、浙江、陕西、山东、广东。这与吴大澂一生的行迹也有关联：他在苏州长大，太平天国期间在上海避难两年，此后在北京、陕西、广东为官，和山东的收藏家也有密切的往来。

吴大澂收藏的种类，有青铜器、玉器、印章（包括封泥）、陶器、 刻石、书画、瓷器、钱币、拓片。究竟有多少呢？早在1893年，吴大澂在《求贤馆藏古器记》中写道：“余生平好古文字，广求商周钟鼎尊彝，积久得二百余器，多前人著录所未及；好收古玉，考其制度尺寸，得圭璋璧琮琥璜杂佩之属三百余器，又得玉敦、玉觚、璧、散璧、角及黄钟律琯，皆汉唐诸儒所未见。好藏古铜玉印，得周鉨千余钮，汉官私印三千余钮；好收古泉刀，采其文以补古籀之缺，亦集至千数百种。”

研究晚清文物市场有七大困难，1872年最特殊

白谦慎指出，现在研究晚清文物市场与政府官员的收藏活动，面临着七大困难：

第一是研究艺术品市场和收藏活动的文献问题。要谈市场，就不可避免地要碰到市场价格的问题，要描述十九世纪下半叶的艺术品市场价格，是一个很有挑战性的任务，因为中国文人很少在正式著作中提到艺术品的价格，很难见到收藏家比较完整的藏品价格表，记载自己购买的艺术品和古董的价格。相对比较幸运的是晚清文人喜欢写日记，只能从晚清文人的日记、笔记、信札粗略重构。

第二个困难是，关于价格的记载通常十分简略，如“某某作山水轴，极精，三十金”，作品的尺寸不详，很多情况下也没有实物或图片，难以弄清楚艺术品质量和价格之间的对应关系。

第三个问题，资料的不平衡。比如吴大澂是名人，他给名人友人写信，有时会提及文物的价格，这些信札更容易留存下来了；他写给文物商的信札，有一些也保留下来了。但那些文物商写给他的信札、账簿却很难见到。

第四个问题是地域的差别：古董在出土的地方价格通常最便宜，运到其他地方后价钱就会贵很多，具体贵多少很难弄清；另外，艺术品是十分特殊的商品，很难统一定价。

第五个困难，是文物商的能力问题。文物商的能力，买家的知识结构，都会对最终成交的价格有所影响，能力上的差别难以反映市场的普遍价格。

第六个需要解决的问题，是找出不同时期艺术品价格发生的变化，这就要追踪同一作品在不同时期的卖价，而要做到这点非常不容易，因为例子很少。

第七个问题，是晚清的货币体系比较混乱。有时候用银子，有时候用洋元，有时各地的银子的重量、计价方法也不完全相同，不同时期洋元和银子的比价也不同，铜钱和银子的比价也不同。所以，在研究市场价格时要考虑到这个因素。 此外，还要考虑受国际因素的影响，银价的跌涨。“尽管有这么多困难，但是和前代相比，晚清的资料已经算很多了，所以有些题目在过去也是比较难做的，现在我们可以尝试性地谈一下。”

当时青铜器、书画、拓片的市场价格行情到底是怎样的？白谦慎说自己对青铜器价格方面的讨论有两个特点：一，主要是依靠存世信札，对1870年代初南北收藏青铜器的热潮推动市场价格迅速上升做的描述，并发现了西方人在这其中的作用。二，以虢叔钟为例，追踪一个青铜器超过五十年的价格变化。

白谦慎从王懿荣写给潘祖荫的长信里发现，1872年有个英国籍的“布医士”（Stephen Wootton Bushell ，1844—1908中文通常译为卜世礼、卜士礼，有时也译成布绍尔）开始大量购买青铜器，这直接导致北京城里青铜器一时间价格飞涨。卜世礼1868年获伦敦大学医学博士学位，同年，前往北京担任英国驻华使馆医师，并兼任京师同文馆医学教习。

不过，这一震动并没有持续多久，因为在以后的信札中，王懿荣没有再次提到这位“布医士”。后来吴大澂在致韩学伊的一札中提及，“都中吉金皆为潘伯翁所得”，说明潘祖荫还是京师最大的青铜器收藏家。不过，1872年确实是京师青铜器价格迅速上涨的一年，价格上涨之快，连潘祖荫都愤愤不平，在写给吴大澂的信中说：“市侩居奇，种种可恨”。这年七月廿八日，吴大澂受潘祖荫之托，写信给在苏州的收藏家李嘉福，询问一件自乾嘉以来就流传有绪的周代重器虢叔钟的价格，因为潘祖荫想买。“虢叔钟索值二（或三）千四百元，岂不可发一大噱乎？”就在潘祖荫对这个价格耿耿于怀之际，经济实力上可以和潘祖荫抗衡的南方收藏家动手了，虢叔钟已被上海的金兰生购入。金兰生原本想转手卖给一个上海的大商人，但1872年冬，这件虢叔钟被另一个藏家、时任上海道台的沈秉成以5000两银子买走。这一价格，在当时大概能买下苏州的留园。

白谦慎在梳爬中发现，虢叔钟的价格从嘉庆年间的一二百两银子，到1872年的五千两，变化惊人。不仅如此，1872年和下一年，古董市场的价格飙升，和当时的经济复苏有关，也可能和国际银价的变动有关。

吴大澂信札手稿

信息、票号、运输：收藏活动中的网络要素

白谦慎提出一个问题：晚清官员们的收藏活动，背后有什么样的社会机制？他认为，当时收藏者之间的竞争相当激烈，特别是异地收藏活动，最能揭示当时官员们热衷收藏的社会机制。藏品在异地，信息获取、交易结算、物流运输，谁掌握的资源多，谁就可能在竞争中胜出。首先是信息的获得极为重要，而书信在当时是主要的信息传递手段。

吴大澂的老师、著名收藏家吴云（1811-1883） 在己卯（1879）闰三月致正在河南任官的吴大澂的信中说：“往后惠书，只须用马封递，由抚、藩署转交。既快且稳。”可见，吴大澂等高官利用官方的邮递系统来带自己的私信。

在票号方面，由于晚清币值混乱，当时作为通行货币的银两，在不同地方的成色、称重标准不一，给商贸交易带来很多不稳定性，因此钱庄票号在异地结算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从吴大澂委托盛宣怀在山东代购六百多方印章的信札里，可以清晰地看到他靠票号来进行异地交易。另外，在藏品的运输上，吴大澂等官员，利用自己在官场上的人脉与体制内的诸多便利，用公家的资源来做私人的事，所以私藏古董很厉害。白谦慎说：“（他们）搞异地支付，异地发货，像京东、淘宝一样，可以看到他们已经有了这种全局的调拨观念。”

在以吴大澂为例研究晚清官员的收支与收藏时，白谦慎指出，吴大澂既没有留下收支的账目，在其日记中，也几乎没有收支方面的记载。所幸的是，他的家书中经常提及自己的各种收入，为后世研究其收入情况提供了一些原始资料。

吴大澂为官后收入的渠道，包括俸禄，养廉银，公费，经营收入，礼金和其他灰色收入；而支出方面，他最大的开销是寄回家买田的钱和送人的礼金等。他送人礼金的单子，存世的共有三笔记录：最少的是约在1890年的1900两，其次是1895年的2800两，最多的是1892年的4050两。官员们的收支跟收藏非常有关系，经济实力强才有能力搞收藏。当时京官很大地依靠地方官送礼金，而最有钱的还是地方官，像富裕地区一个道台的收入就相当可观了，如果是管理特殊经济的官员，收入更是惊人，他们一掷万金买藏品、一次捐款七千两的情况都是有的。

1889年，吴大澂任河东河道总督，这是他官最高的时候，这一年他决定“舍吉金而求古玉”，因为青铜器太贵了，而古玉那个时候价格还没上去，他开始在陕西、河南、山东、北京、上海、苏州等地买古玉，依靠社会网络一举成为晚清古玉收藏第一人。

从吴大澂这一年的主要著作《古玉图考》中，白谦慎发现一个有趣的变化：1889年4月出《古玉图考》时，有一个印章叫“十圭山房”， 8月25日变成“三十圭草堂”，12月变成“五十八璧六十四琮七十二圭精舍”。 1889年，吴大澂除了完成《古玉图考》外，开始了另一本重要的著作《权衡度量实验考》的撰写。这两本著作，不像他的另两本重要著作《说文古籀考》和《愙斋集古录》都是研究铭文，古玉没有铭文，绘图要看实物。正因为吴大澂拥有数量可观的古玉，才能完成他的古器物研究。因此白谦慎认为，和晚清官员的收藏活动紧密相关的学术活动，在此时也体现了一种新的规模，为中国传统学术在二十世纪向现代学术的转变，开辟了新的路径。

1889年吴大澂的印章从“十圭”变成“七十二圭”

如果是在和平年代，政府官员积极参与收藏活动，可能会比较少地招致訾议和引起收藏者内心的不安。因为作为一种文化活动，收藏活动本身就可以被视为太平盛世的象征。但是，当大清帝国处于危急时刻，这些官员怎么应对“玩物丧志”这一问题？处于国家危难之际的晚清官僚们，怎样为自己的收藏活动寻找理论依据，怎样才能更为心安理得地开展收藏？白谦慎说，作为政府高官，包括吴大澂在内的晚清许多收藏家都曾直接参与了当时重要的政治活动，以化解这一焦虑。比如吴大澂积极参加洋务，甚至在甲午战争中他以湖南巡抚之身上疏自请领湘军出关打仗。

但即便这些高官收藏家都直接参与了当时的政治，但投入大量的钱财和精力来收藏在某些人看来是“长物”的艺术品和古董，“玩物丧志”的焦虑感总会反复出现。今天我们很难见到晚清官僚收藏家为自己的古物收藏活动作专门的理论诠释，但是，从他们的一些通信和其他的学术活动中，还是可以发现一些简短的讨论及其所反映出的观念。

比如收藏善本书被认为是阐扬朴学的善举，“士林莫不闻声感颂”；收藏青铜器被解释为“爱文字之心”胜于“爱器物之念”。当收藏活动一旦转换成一种学术活动后，它的意义也随之发生变化。因为学术的研究，特别是和传统的经学、史学研究联系在一起的时候，情况就不同了，没有人会认为学术研究是“玩物丧志”。

演讲最后，白谦慎总结自己的研究主要是围绕着晚清官员的收藏活动展开的。但是，这是一个发生巨变的时代，晚清的收藏活动也开始显示出反映这些变化的痕迹：一是外国收藏家的介入，1870年代有震动京师的英国“布医士”，到了二十世纪，外国收藏家介入很深，很多文物外流。二是民族资本家崛起。到了20世纪，中国收藏史上的主角——官员逐渐被商人所取代。

在同台对话环节，白谦慎还与中央美院的著名艺术史学者、古书画鉴定专家尹吉男教授，与北京大学史睿、中央美院黄小峰以及主持人梁治平，围绕白谦慎讲到的晚清官员“玩物丧志”、收藏中的暗地竞争、“白手套”等问题展开了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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