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铭昱
我家住在西安阎良一个山东移民村,祖上是1909年迁来的。据父辈们讲,上世纪五十年代他们初来时在宅基西南角打了一眼井,然后才盖房,这说明井是人们安身立命之本。我家迁来后不久,村民们就开始建村墙,这口井自然被圈在了墙里,井口离墙根不足三尺远。与水井一墙之隔的,是被称为“堡子外”的新移民居所,为了方便吃水,他们也在墙外打了新井。
当年农村打井就是挖个直上直下的圆筒,挖出水来就算大功告成。由于地下水位是动态的,时有升降变化,如果水位下降,井里没水了,就要再向下挖一截,这就叫“淘井”。水位上升也不是什么好事,由于井内外没有什么防护或加固措施,水位上升后会对井壁造成侵蚀,升降之间容易造成井壁垮塌,垮塌得多了这眼井也就报废了。阎良第一代山东移民所打的井大多于早年报废,比如来得较早的山东人谭清俊,他曾写过一篇《我的自述》,说他1898年来这里打井建房,后来他家旧址仍在,井却杳无踪影。
我家这口井寿命较长,公社化后,村墙被拆除,原先“堡子外”的人也经常来这口井里取水。但好景不长,我小学毕业那年,家里这口老井靠近水面的部分也塌了,水桶放下去,绞上来半桶泥水。大人们见状手忙脚乱,想找人下井挖泥。下井挖泥是个又脏又累又危险的活,泡在水里挖泥本身就很难受,往上绞泥时人在井下无处藏躲,任凭泥水落在头上身上,万一盛泥的桶坠落更是直接危及生命。
我家没人敢下井,堂兄就叫来他的朋友——一个姓徐的邻居。那邻居倒是毫不在乎,二话没说就拽着井绳溜下去了。我们大喜过望,父亲说这个人爱喝酒,给了我一元钱让我去打酒。那时我们村才开了分销店,卖一种据说是红薯干做的散酒,七角一斤。我用喝水的搪瓷杯端了大半杯回来。
那人在井下挖,堂兄们换着用辘轳绞,大概绞了几十桶泥水上来,都倒在井的西侧,积成了一个泥堆。最后,那邻居把井绳缠在腰上,蹬着井壁拉着井绳上来了。我们忙用早备好的净水给他冲洗。他在身上胡乱抹了几把,接过杯子来,喝了一大口酒说:“这井得箍了!不然越垮越大,用不了几天就垮完了!”我家人一听都懵了,啥叫“箍井”?那人告诉我们,生产队机井井壁都是用砖砌了的,砌井壁的这个过程就叫“箍井”。
箍井不是小事,费用及劳力如何分担?大家七嘴八舌,有人提议查这口井的所有权,于是翻出了老一辈分家时所立的分单。这分单写在一块红布上,各家分得什么财产器物,列得非常详细,房屋土地、猪羊牲畜、桌椅板凳、锅碗瓢盆,无所不包,但那分单上唯独没有说明这口井的归属。
又有人提出让使用者集资修井。当时村里杨家、范家、张家都在这口井里打过水,既然大家都用,那么井属大家,费用理应共同承担。但我们家里人商量后还是不同意,毕竟井不在别人家门口,让乡邻一起摊钱显得太不厚道了。父亲和伯父两家最终说定:箍井所用的材料购置费用两家各半,所用人力各家人多多上,人少少上,尽力而为。接着我们两家买了几百块青砖,我和堂兄还去外村拾了几车用于填充的碎砖块。
花了几天时间,井终于箍好,水也变清了,可以再次投入使用。
几年后,地下水位急剧上升,这口先祖所打的老井寿终正寝,索性被填平了事。屈指一算,这口老井已使用六十余年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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