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与社会 | 在狮城寻找“亲密欲望”的中国男工

南亚曾经是新加坡体力工人的主要来源，但近年来，来自中国的劳工数量不断增加。在新加坡，中国打工者已然成为一个明显的多数群体，在许多地区，尤其是少数民族聚居地，都可以看到他们的身影。

新加坡建筑工地上的中国男工。图片出自国际亚洲研究所（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Asian Studies）时事通讯第78期。Jason Tan 摄

媒体报道，尤其是在网络领域，流传着对中国男性劳工性压抑的刻板印象，曾引致新加坡社会对合法性交易的讨论。其中一方声音认为这是一种“必要的恶”，以满足大量男性移民的“性需求”。类似言论占据主导地位，以至于新加坡当局、外国大使馆、非政府组织和慈善机构发起运动，对外来男性外籍劳工进行安全性行为教育，相关措施主要在红灯区内进行。

尽管类似主张有其合理性，因为中国劳工确实像其他外籍劳工一样光顾性交易，但这样的话语事实上掩盖了中国流动劳工面临的现实状况。

2013至2018年间，笔者在新加坡进行田野，通过60多名21至59岁的受访对象，研究新加坡华人和刚到新加坡的中国移民的社会想象，期间对低收入中国劳工的男性气质产生兴趣，并进行深入了解。结果表明，在新加坡的中国男工在寻求有偿服务以外的亲密关系时会遇到困境。这一困境通过男性气质和节俭的话语所传达，并在与新加坡男性的对比中得以延伸。

我在线上和线下的调研经历还显示，我的受访者，由于缺乏与当地人，特别是与当地女性的接触，渴望与当地女性见面，尽管他们知道我的意图与他们的不一致。事实上，对于许多的受访者来说，我是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与他们深入交谈的新加坡女性。这清楚地反映了受访者在新加坡社会中的边缘化状态。

新加坡的低收入中国男工

新加坡的低收入劳动力是高度性别化和种族化的。譬如，来自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缅甸的女性大多从事家政工作，而来自南亚和中国的男性基本都是低收入的建筑工人。

这些建筑工人大多持有工作许可，在一个高度分层的体系中，他们占据了劳动阶层的底层。截至2018年6月，新加坡共有130多万外国劳动力，其中建筑业拥有28万个工作许可持有者。

工人在建筑工地。图片来自ST FILE

在所有外来劳工中，工作许可持有者的数量最多，主要从事建筑、海运、制造和服务行业。他们通常集中在专门建造的宿舍或是小印度、芽笼这样的少数民族聚居地。作为“半技术型”移民工人，工作许可持有者不得从事每月收入超过2200新元的工作；对于许多建筑工人来说，他们的实际工资通常为每月800-1000新元。本文中引用受访者都是工作许可持有者。

低收入外籍劳工在新加坡工作时受到多重限制。首先，他们在新加坡的居留是短暂的，因为按照签证规定，他们最多只能停留两年，是否能够续签要受雇主意愿的影响。

其次，持有工作许可的移民不得与新加坡公民或永久居民结婚，也不得“参与任何非法、不道德或不礼貌的活动，包括破坏新加坡本地家庭”。他们也不允许将妻子或家人带到新加坡。除了上述规范移民劳工性行为的技术规定以外，新加坡移民劳工的性行为还受到空间规划和组织的制约，旨在将外籍工人与当地人口分隔。规范移民劳工的性行为主要是出于对医疗卫生方面的考量，但同时他们的情感性体验变得并不重要。

此外，低收入工人往往会发现自己从属于会对他们进行身体或语言虐待的男性主管。而雇主经常以符合工作许可条件的名义对他们进行严格监督——雇主为每个工人向政府缴纳了5000新元的强制担保金，如果工人失踪，担保金将会被没收。

建筑行业的外来劳工，经常被迫生活在不卫生的环境中，如工地或人员拥挤的集装箱。我的受访者常常抱怨房间过于拥挤，一个小房间要容纳16个工人的起居，而且床上虫满为患。

此前有研究认为，由于长期被排除在社会生活的某些方面之外，工人的流动性受到限制，建筑行业的外来劳工没有在新加坡购买住房和组建家庭的可能性，这阻止了这些移民工人成为新加坡社会的正式成员。

除了被排除在新加坡的社交生活之外，许多人在移民海外工作时面临着向下流动的问题。由于经济地位是中国男性气质的一个重要标志，许多在新加坡从事低收入工作的男性劳工可能已经被认为是“现代化的失败者”。

同时，像此前西方和越南男性气质的民族志研究所显示的那样，尽管有相同的国籍或种族，男性气质的“等级制度”仍然存在。在中国，低收入者可能会发现自己被更高级别的男性气质所支配；而在新加坡，他们发现支配自己男性气质的不仅是所属阶层，还有性别和国籍。

在这样的背景下，男性流动人口寻求亲密关系成为一种异化、边缘化和非人性化的诉求，他们被贴上“一次性工人”的标签，而无法正常诉诸公民身份、男性气质和人性的渴望。

左右为难：寻求亲密与节俭生活

来自山东的建筑工人赵秦是我的第一位受访者。采访时他已经在新加坡呆了一年，在中国是已婚族，有两个孩子。他提供了一个接近主流话语的叙述——在抵达初期就去了芽笼红灯区，光顾了该区的性工作者。他说，尽管花了不少钱，但因为缺乏情感，感觉并不好。

白天的新加坡芽笼商业街街景，芽笼是一个复杂的地区，它是一个庙宇多、会馆多、美食多、风月场所也多的地区。视觉中国 图 

他现在的情人正好来自他的家乡，他们已经交往了四个月。赵秦说，随着时间的推移，双方的情感肯定会升温。他认为外表和年龄并不重要，主要是找到彼此的共同点。因此，他选择了能够“温暖他的心”的女性。同时，他也表示，他们永远不会是“真正的”朋友，而只是满足彼此的需要并“照顾”彼此。一旦他们中的任何一个回到中国，他们就不会保持联系。

赵秦还承认，他在微信上同多名女性保持联系。

尽管如此，在将自己与当地男性对比时，他认为新加坡的男性是不负责任的，与中国男人不同——他认为他们在女人身上花了太多的钱，40岁以后才结婚，没有存款，也不照顾年迈的父母。

另一方面，虽然他也给女人花钱，但他只买“必需品”，而不像电影里那样奢侈。他表示，虽然自己有婚外情，但他的主要关注点仍然是在妻子和孩子身上。当他40岁的时候，他的孩子已经到了结婚年龄。他不会成为他们的负担，因为他还年轻，能够养活自己，退休的时候也会有一笔积蓄。

相比之下，同样是来自山东，在新加坡担任工厂员工的董冬的经历更矛盾。我采访他时，他42岁，在新加坡待了六年，已婚并育有一孩子。

董冬曾多次去过芽笼，但主要是为了和朋友聚餐。他表达了对当地出租车司机的不满，因为出租车司机对打工者有偏见，当他表明目的地是红灯区时，司机嘲笑他是要去那里寻求性服务。

虽然他表示寻求性服务是对妻子的背叛，但他的叙述主要集中在不好意思接近性工作者。他承认会去看性工作者，但无法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他感到很孤独，于是用工作来充实自己。

他还担心钱，因为花在性工作者身上的钱相当于一天的工资，如果用来和朋友一起吃饭的话可能会更心安理得。他曾考虑要找一个情人，但他说，女人们只会看中他的钱，而且会追求他负担不起的东西。他和中国的女性朋友开玩笑说，他只能负担200新元，如果再多花一点，就会引起妻子的怀疑。他的朋友告诉他，200块太少了，不能引起任何女性的注意。

董冬一直用微信和女性聊天，并说他不介意与有意向的女性有感情方面的风流韵事。但他重申，他不能给潜在的情人太多的钱。他告诉我，有很多性工作者在微信上操作，他会删除她们。他甚至为另一方设计了诸如年龄、工作类型和意图等问题，以筛选性工作者。

他声称自己更喜欢良家妇女，因为性工作者对他来说“像衣服一样”——已被许多人穿过。他将自己的潜在关系想象成一种“临时夫妻”的安排，双方可以成为知己,而不一定是通过性行为联系起来。董冬说，新加坡女性非常聪明，对当地男性不感兴趣。

他认为，自己与当地男性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把自己赚来的钱都寄给了妻子。他批评新加坡夫妇的个人主义消费习惯，好像双方过的并不是家庭生活。据他所说，新加坡夫妇都是分开吃饭，而他总是和家人一起吃饭。因此，他认为新加坡的家庭与中国的家庭不同，新加坡的家庭关系非常薄弱。

董冬表示，在餐馆点菜的时候，习惯先征询妻子的意见，这与新加坡男人不一样。他说当地男性AA付款的习惯令人尴尬，而他和女性出去玩的时候，他会负担所有花费。在他看来，优待妇女是“高素质”的表现，所以中国人比新加坡人更有“素质”。

可以看到，“节俭而可敬的男性气质”贯穿于赵秦和董冬的叙述。中国城乡的低收入男性渴望表明自己是一个体面的男子汉，他们将家庭稳定和和谐放在首位。但与此前研究结果有出入的是，受访者并没有把大部分收入都花在伴侣身上，产生炫耀性消费。

受访者对从他们微薄的工资中节省下来的钱都很谨慎——几乎所有钱都被送回了他们在中国的妻子和孩子。通过这样一种方式，受访者履行了中国男性气质的一个重要方面，即家庭性别角色中的“丈夫”和“父亲”，同时重申了他们作为家庭顶梁柱的角色，强化了自身的户主地位。一个“可敬的”男子是一个身体不在国内的男子，他的“可敬”体现于跨国流动和生产力。

但讽刺意的是，虽然人不在家乡更有可能意味着移民自身的“成功”，但是身处异乡，使他们对亲密关系和身体接触的渴望更显艰难。受访者徘徊于对亲密关系的渴望和不愿为非家庭女性花钱之间。这是一个两难的问题，其前提是他们必须在约会时为女性买单。

中国的约会仪式是高度性别化的，男性普遍认为应该为约会买单。这使得男性可以向女性伴侣展示自己的经济优势，进而表现出自身的男性气质以及保护和支持女性的意愿。这样的行为强化了性别人设。

结语

通过否定新加坡男性对女性的过度消费与认为新加坡人缺乏温暖的家庭关系，赵秦、董冬等受访者重新审视并提升了他们的男性气质。然而，在试图重新定位和恢复男性气质的过程中，他们以两种方式复制了他们的从属地位。

首先，通过坚持在约会时为女性付钱，他们成为了由经济实力所决定的中国男性气质的忠实执行者。其次，他们将女性称为“衣服”和“口味”的方式强化了父权制的价值观。他们对这两种结构的强化是具有讽刺意味的，因为正是这些意识形态约束了他们，并产生了使他们屈从的难以实现的理想。

尽管如此，受访者的情绪表明了中国男性气质可能会发生变化。传统上，跨文化的情感与女性气质有关，男性应该是坚忍和无情的。在研究中，受访者通过“诉苦”，表达他们对亲密关系的担忧和焦虑，这挑战了传统上男性无情的特质。

[文中人物皆为化名。本文改编自学术论文“一个温暖我心的女人：低收入中国大陆劳工在新加坡的节俭生活与亲密欲望”（“A Woman to Warm My Heart”: Low-Wage Mainland Chinese Migrant Men, Thrift and Desires for Intimacy in Singapore），文章收录于期刊《跨文化研究杂志》（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Studies）。作者汪诗薇（Sylvia Ang）系新加坡国立大学亚洲研究所研究员。文章经作者审订刊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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