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药神﹄

□朱昌俊

山东聊城版“药神”案迎来转折。据山东省公安厅消息，对“聊城主任医师开假药”问题，3月24日，聊城市警方依法对主任医师陈宗祥，以及转卖和帮助购买“卡博替尼”的王清伟作出终止侦查的决定。另据侦查，段某真自2017年11月以来，大量代购、销售未经批准进口的境外药品并从中牟利，将另案处理。经多方查证，陈与药品销售人员并不存在利益关联。而王清伟应患者王某禹家属请求，转卖和帮助购买“卡博替尼”，并从中少量获利。警方认为二人的行为不构成犯罪。(3月26日《南方周末》）

有着最早引起公众关注的《我不是药神》原型陆勇案，和前不久的重庆版“药神”案的铺垫，这次聊城版“药神”案的最终处理结果，不算太让人意外。医师陈宗祥开的虽然是未经批准的“假药”，但“假药不假”，且初衷是治病救人，如果对其实施刑事处罚，不仅有违“好人好报”的朴素正义观，也与法律追求的罚当其罪原则不符。所以，基于社会期待和法律精神，这一处理结果都堪称兼顾了人心与正义。

不过，又一个“陆勇”被判无罪，并不能代表类似现实纠葛就此彻底画上终止符。现有法律对于“假药”的定义，是否能够“与时俱进”，充分照拂到现实情况？拿多起“药神”案来看，对未经批准而“入市”的“救命药”，是否应该一律不加区分地打入假药之列？现实版“我不是药神”一次次上演，证明当前对假药的法律定义与现实所存在的隔阂，到了必须在制度上正本清源的时候。

多起案例中司法实务界的处理倾向，也为法律的修订和完善提供了基础。既然相关司法常识已经越来越清晰并得到遵循，就没有必要在一次次个案中去重复论证，不妨通过司法解释等方式，在制度上巩固。这既能减少同类案件处置上司法资源的不必要消耗和社会争议，也可以让从患者到“药神”的各方都形成较稳定的后果预期，于提升法律公信力和保障患者权益，都是双赢。

根据国家癌症中心2017年数据：全国每天约1万人确诊癌症。抗癌药的供应短板已是必须直面的民生痛点。

因此，又一起“我不是药神”案得到合理解决，固然让人欣慰，也期待相关法律和司法操作能够更完善、更“接地气”。在根本上，还是要通过多渠道的降价保供，进一步纾解当前社会的抗癌药之痛。当抗癌药的可及性不再是问题，类似现实纠葛方有望彻底消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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