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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忘童年少年时(连载十八)

来源:日照日报 2019-01-07 01:01   https://www.yybnet.net/

张传玺

“隆祥”一家人心涣散

七缎红大帆船是“隆祥”一家的经济支柱,也是精神支柱。七缎红这次的不幸遭遇,实际上已宣布“隆祥”商号必然关闭,“隆祥大厦”必然倾倒。此事,在我家的不同辈分和不同年龄的家人中,引起了不同程度的反响。

爷爷的第一个举措是卖地。当时,我家只有五亩地,分在两处。一处名三角地,面积三亩,旱涝保收,在亚月东岭。是奶奶的私房地。另一处在五里桥子,面积二亩,为家中公账地,比较瘠薄。爷爷为了必须要短时间内偿还一些情面债,就一再和奶奶商量,先把那三角地卖掉,遭到奶奶的严词拒绝。为此,两个人的关系一度很紧张。虽是这样,爷爷确实也走投无路。最后,还是奶奶让步了。三角地就这样被卖掉了,暂时解决了爷爷的燃眉之急,可是也加剧了家中所有大人的心理恐慌;孩子们虽尚不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但反映到心中和脸上,也不是滋味。

爷爷的第二个举措是他深思熟虑的,但在当时,家人尚未察觉,那就是为男性孙子们命名用字的问题。当年初购七缎红大帆船时,爷爷正人至中年,在事业上意气风发。对于养船、玩船,寄予厚望,所以相继出生的五个男孙,以大船、小船、锚、龙船、信船命名。可是,至1931年,大帆船七缎红因伤残而变卖。同年,四婶所生,爷爷命名的信船并未“长命富贵”,而不满周岁即夭折。这对爷爷的内心伤害很大。他认为七缎红之不幸与“信船”夭折,有感应关系,与家运紧密相联。为了有所破解,他决定对继出孙子命名,不再沿用“船”字,而要改用“群”字,意在昭示“人丁兴旺”。所以,1932年,四婶生次子(排行新的老五),命名“大群”;次年二娘生三子(老六),命名“入群”;又次年(1934),四婶生三子(老七),命名“群弟”。为孙辈命名的改变,反映了爷爷已把注意力转移到了人上,希望“人丁兴旺”。至于如何培养孙辈,他似乎仍未认真考虑。

爷爷的第三个举措是缩小商店规模,回到小本经营的阶段。即退还在前街租用的门面房,将剩余商品搬迁到我家的前屋,即爷爷住房的外间,改作商店。所卖货物主要限于酒油火纸烟等。在前街时,协助营业的有两人,一为四叔,一为十六岁的李桂五。此时,因营业很少,李桂五辞职而去。四叔也对这一失去生气的小门市部不感兴趣,不久即告别父母,闯关东,另谋出路去了。

四叔直奔长春,找到奶奶的二哥夫妇,是四叔的亲二舅和二妗子,在长春开茶壶炉。由于他们热情帮助,托人找到电话局的一个“工人”职务,一天到晚在深沟山坡挖大坑,竖电线杆子。二伯父自上海回家,病了一个多月。后虽有些康复,但他很怀念七缎红,精神恍惚,不想在“隆祥”小店清理货底子,后来也与在长春卖开水的二舅取得联系,告别父母,闯关东去了。他辗转到了牡丹江,在电报局当了一名帮厨工,天天帮助厨师劈柴、烧锅炉。我父亲长期抱病,大家都以为他患肺痨病,一犯病就大吐血。当时涛雒只有几家中药店,请大夫看病,就是吃些阿胶等止血药,既不能确诊,更谈不到根治。1928年后,涛雒盐场用他做“帖写”,每月8元的工资。1933年调到江苏赣榆县柘汪盐坨当司秤,在涛雒正南60里路,工资略涨,约为15元左右。由于交通不便,家中无人识字,已去两三个月,信息不通。家中的娘们有的回了娘家:我母亲带着弟弟回娘家,帮姥姥打草鞋垫,卖钱糊口;四婶带着孩子回汪家庄子娘家,由于地处西北山区,不通音信。

家中男长辈,只有爷爷和大伯父;女长辈只有奶奶和大娘、二娘,孙辈尚有三位姐姐、大哥和我等十几个吃闲饭的。曾几何时,一度辉煌的“隆祥”商号,至此时,真是名副其实的“坐吃山空”。爷爷天天直抽他那根黑杆旱烟袋,紧锁眉头,一筹莫展。

爷爷携我寻父“告急”

我父亲是爷爷的三子,生于清光绪三十一年十月初一(1905年10月28日),名纪祯,字正符。比大伯父小4岁,比二伯父小两岁。在他13岁那年,家庭生活很好,爷爷送他到丁姓“五师父”处上私塾。至16岁,已读过《四书》《古文观止》《纲鉴》和《左传》,书法已临过《九成宫》《玄秘塔》《多宝塔》等,真草隶篆都已入境界。这一年,中止学习。当时,二伯父在七缎红上跑生意。爷爷想让父亲在“隆祥”站柜台,他不愿从商,摇头婉拒。后来只身闯关东去了。可是在关东,他只认识卖开水的二舅,别无门路,转了半年多,就又回到老家,并患上了吐血病。

1925年,父亲与母亲结婚。母亲是涛雒南乡子村人,姓祁。其父祁顺,在跑上海的大帆船上当老大(船长)。一次在海上遇到“潮河贼”(苏北盐城一带的海盗)抢船,他曾指挥抵抗。在贼人登船后,把他枪杀了,扔到海中。姥姥从此守寡,带一子一女靠打草鞋垫生活。不久,儿子病死,她与只有五岁的女儿(我母亲)相依为命。母亲生于清宣统元年4月27日(1909年5月28日)比父亲小4岁。婚后对父亲养病大有帮助。父亲的身体渐有康复,在涛雒盐场找到一份“帖写”的差事,工作不重,身体尚可适应。涛雒盐场原属山东盐务管理局管辖,1933年,划归两淮(淮北)盐务管理局,其管辖的范围向南扩大到苏北的赣榆和东海两县,需要增补人员,由于父亲工作认真,又有文化,还有一手家传特长,会扶大秤,因之录用他为“司秤”,薪水为15元,派他到赣榆县北部的柘汪盐坨去当“司秤”。父亲每月给爷爷汇钱10元,以补助生活。对父亲来说,一人在外,要吃要用,所剩5元钱,已经是捉襟见肘了;可是对于爷爷“坐吃山空”的大家庭来说,是“杯水车薪”。当时,爷爷的经济来源,除了向我父亲“伸手”之外,别无指望。但父亲向儿子伸手,虽是为了全家的生活,无论怎么说,还是有失体面。他带我去“告急”,总会减少一些尴尬,增加一些温暖。

大约在1933年9月的一天,东方刚刚放白,人们还在睡早觉,奶奶和大姐送我出门离家,我跟着爷爷出了涛雒南门,即上公路。天气很晴朗,只是我走路太慢,爷爷起初与我同行。后来约定:他先走一会,坐下来等我。我赶上之后,他再走,走一会再等我。在我们走到虎山铺时,已走出一半的路程。可是太阳已偏西了。爷爷同我在路旁的一个饭馆吃了一点面饼,喝了点热水,准备再走。这时,一辆空人力车正由日照返回东海县。爷爷见我实在走不动了,请人力车夫捎个脚,我就上了车。可是车走得快,爷爷赶不上。车夫让爷爷也上车,一起拉着,答应算一个人的车费。柘汪盐坨有几个,沿途打听了几处,大约到夜里10点钟,才找到父亲所在的盐坨。父亲见到我们,听了爷爷的诉说,他掉下了眼泪,爷爷和我都很难过。我们就住在父亲的宿舍。

这里是一片盐碱荒野,盐坨是一个每边约有500米的土围子,内里有上百个大盐堆。坨外有少数盐池,大部分是盐滩,看不到人家。我们只在这里住了两天,就回涛雒了。父亲给爷爷多少钱, 我不知道。给我的两块钱也被爷爷要去。我回涛雒,从天不亮离开柘汪上路,又是在虎山铺吃的中午饭。回到涛雒时,已黑天了。母亲不知我去柘汪,她这两天未回涛雒。后来我听奶奶说,爷爷托人给母亲捎去了两块钱。母亲对我爷爷的这种做法很不满意。爷爷和奶奶捎信,让她带着孩子回家,她坚决不肯。姥姥劝说她:“叫你回去,你就回去算了!”她回答说:“日子穷了,可以商量着过。他老人家是一个人说了算。婆婆说话他都不听。谁伺候得了他。真是糊涂老的连阴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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