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写了一些关于汪曾祺的文章,许多读者以为好。本来不打算再写了,一个人不能为一个作家活着,我读汪先生读了有20年了,人的一生才有多长!可这次昆明之行,朋友韩旭领着我重走了许多老昆明的街道。(是重踏汪先生的足迹。)护国路、文林街、华山路、凤翥街、云南师范大学(西南联大旧址)……又勾起我写下一点文字的兴趣。
我从20岁开始读《汪曾祺短篇小说选》(那时汪先生只有这一本书,40年代出版的《邂逅集》和60年代出版的《羊舍一夕》早就见不到了!),到后来的《晚饭花集》,是这两本书领着我走进文学,并决定了我一生的走向。我现在几乎拥有汪先生的所有著作:四卷本的《汪曾祺文集》、八卷本的《汪曾祺全集》、《汪曾祺书画集》……现在出的我也买: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汪曾祺小说经典》、山东画报社的《五味——汪曾祺谈吃散文32篇》、三联书店的《晚翠文谈新编》等等,内容实际上都是重复的,里面的文章我也读过,可只要有一点新变化,那怕是编法上有些别致,仿佛上了瘾,我都会毫不犹豫地给买回来。
汪曾祺究竟有什么好的?我读这么些年也读糊涂了。
前两天买了莫言的一本访谈录《小说的气味》,莫言还是了不起。要说天才莫言算一个。他怎么就那么鬼的呢?他那歪瓜裂枣似的脑袋里面怎么就有那么多奇怪的想法呢?莫言的想象力是超常的,莫言是民间的,莫言是蒲松龄聊斋里面的妖怪。莫言在自序中说列宁“生了一个硕大的脑袋,脑浆也比常人重几十克”,莫言他是在说自己呢!你瞧瞧莫言的脑袋,是不是又大又不规则?莫言也算是奇人异相,五百年出的一个的。可就是这个莫言,在和石一龙访谈中有一段说到自己的早期小说《透明的红萝卜》,说就这篇作品“开了个规模很大的讨论会,连汪曾祺先生都说了不少赞扬的话呢!”你看看,像莫言这样的,还买汪曾祺的账!你能说汪先生不是一个了不起的作家!当然,我也不仅仅是为这句话,因为在早前,1989年吧,我在鲁迅文学院进修,莫言一拨作家也在鲁院读研究生班,一个楼上住,一个锅里扒饭。有一回大家捧着碗站在食堂边上的一个葡萄架扒饭(那是鲁院唯一景区)。我看着葡萄架下一个小池里鲜活的金鱼,情不自禁地说:“小金鱼真快活!”莫言也站在那里扒饭(他是站没站相,打篮球也是,往篮框里乱扔,有时还真扔了进去,一看就是民间打法;而叶文福则不同,他长发散乱,扔球动作抒情极了。)莫言接过话茬就说:“子非鱼,焉知鱼之乐?”(我们短训班的学员,都是创作刚刚起步,不像莫言他们已经成名,——有些成名的已很傲慢了。因此多不主动同他们说话。我们虽没名气,但也有自尊心。)之后不知怎么说到一些作家,——是不是汪先生即将来给我们上课?就说到了汪曾祺,我插嘴说:“汪曾祺不会写故事。”莫言反驳:“谁说他不会写故事?陈小手是多么好的故事!”
这句话我记得非常深,因为鲁院四个月,我们同共没说过几句话。——我们排队买饭,叶文福站在前面,莫言在后面搬个凳子坐着,别人挪一步,他把凳子在屁股下面往前拖一下,这时李本深走了过来,见状说:“严肃点!”可没人理他,莫言继续拖他的凳子。
还有要说的,好像不久前,我从网上看到王蒙在海南一个什么会上讲话。谈的是散文,王蒙这样经历的作家,一般的写作者,也是不会入他的法眼的。通篇的讲话,我记得没有提到几个作家(有几个,是古代散文家),说到当代,王蒙好像只提了汪曾祺,他说:像汪曾祺这样现在还会用文言文写作的作家,是越来越少了(大意)。
这句话,跟张兆和(沈从文夫人)对汪曾祺的评价有异曲同工之妙。张先生说:“曾祺笔下如有神。这样的作家越来越少了。”
汪先生究竟是什么样的作家?评论界对汪先生也没有一个很好的界定。倒是有人说过,对汪曾祺是不是评价过高了?他的成就并没有人们评价的那么高?也有人说,汪曾祺充其量是一个旧文人,是时代适逢其时把他推了出来。
韩石山在一篇文章(《散文的品格》)中说:“我对汪先生是敬重的,却说不上多么的尊崇,说到底,汪先生是一个旧文人,他的写作确如他所言,是‘独一份’。那是因为时代已进入现代,而他用的还是六朝笔记小说的笔法,时势已然流变,我自岿然不动,想不独一人份怕也不易。”我基本同意韩先生的意见。但韩先生在另一篇文章《我为什么要批评汪曾祺先生》中的一些观点我不同意。别的且不去论,单说韩先生说汪先生老年文章显出衰疲之象,我不同意。汪先生的晚年我与之接触甚多,虽说身体明显有衰疲之势,但脑子是极其灵活的。记忆力差,会忘事,这是老年人的通病,不足为奇。再写出《受戒》、《大淖记事》这样的大文章是精力不济了(不仅仅是精力,感情也不一样了)。但即使那些小文章也“笔下若有神”。韩先生举的例子是经我手发的《诗人韩复榘》。文不长,仅四百字,且录如下:
山东关于韩复榘的故事甚多。最有名的是:
“蒋委员长提倡新生活,俺都赞成。就是‘行人左边走’,哪,右边谁走呢?”
他游泰山,诗兴在发,口占一首,叫人笔录下来。诗曰:
“远看泰山黑糊糊,
上边细来下边粗,
有朝一日倒过来,
下边细来上边粗。”
可谓气魄大矣。
游趵突泉,亦得一诗:
“趵突泉,
泉趵突,
三个泉眼一般粗,
咕嘟咕嘟又咕嘟。”
韩诗当用济南话读,才有味道。但其实韩复榘是河北霸县人,说话口音想也不是山东口音。然而山东人愿意叫他说山东话,恁有啥办法?
韩复榘倒没有把他的诗刻在泰山上。韩在任期间曾经大修过泰山一次,竣工后,电令各处:“嗣后除奉令准刊外,无论何人,不准题字、题诗。”他不在泰山刻诗,也许是以身作则。
当然韩复榘的诗以及许多关于他的故事都有是口头文学,不可信以为真。编造、流传有权势者的笑话,是老百姓反抗有权有势者之一法。我希望山东能搜集韩复榘的故事,出一本《韩复榘全集》。
韩先生说“这就叫功力?不过是没文化的老奶奶给小孙子讲的笑话罢了。稍有点文化的都不讲,要讲也是讲孔融让梨,司马光砸缸啦。至于末后的生发,不敢说无聊,至少也是浅薄吧。所以写得这么短,分明是精力不济,文思枯竭”。韩先生有所不知,这是汪先生为和丁聪在《南方周末》开的专栏“四时佳兴”专门写的。“四时佳兴”只能是千字文,而且汪先生要就着丁先生的漫画。开篇就是写丁聪先生父亲丁悚的《张郎且莫笑郭郎》,丁先生后来说,《南方周末》本事大,把我们拉在一起。汪曾祺肚子里这些东西太多,说来就来,一写就是好几篇。可图不好插。丁先生还在电话里对汪先生说:“你考我啊,要出我的洋相。”韩先生只见到这一篇,汪先生和丁先生在南京《周末》联袂发了有十大几篇,其中有许多篇是我直接送到昌运宫丁府的。像《闻一多先生上课》《唐立厂先生》《才子赵树理》等(这些手稿都在我这里),都是不可多得的好散文(如果汪先生不去世,这样写下去,出一本叫《四时佳兴》的书,一定是文学史上的佳话),怎么能说汪先生晚年文笔有衰疲之势。我非常同意张兆和先生的话,汪先生的文笔不但不衰疲,而且“下笔如有神,这样的作家,越来越少了”。我也想同样举出汪先生的同一时期的一篇四五百字的小文《荷花》。且录如下:
我们家每年要种两缸荷花,种荷花的藕不是吃的藕,要瘦得多,节间也长,颜色黄褐,叫做“藕秧子”。在缸底铺一层马粪,厚约半尺,把藕秧子盘在马粪上,倒进多半缸河泥,晒几天,到河泥坼裂有缝,倒两担水,将平缸沿。过个把星期,就有小荷叶嘴冒出来。过几天荷叶长大了。冒出花骨朵了。(这个过程多利索!)荷花开了,露出嫩黄的小莲蓬,很多很多花蕊,清香清香的。荷花好像说:“我开了。”(这哪像老人说的话,简直像个孩子!“我开了”,看这话说的!“我开了”,这是多白的大白话,可用在这里,全活了,将前面的文字全救活了!)
荷花到晚上要收朵。轻轻地合成一个大骨朵。第二天一早,又放开。荷花收了朵,就该吃晚饭了。
下雨了。(跳得多远,这思维,这意象。可是何尝又不会下雨呢?)雨打在荷叶上啪啪地响。雨停了,荷叶上面的雨水水银样地摇晃。一阵大风,荷叶倾倒,雨水流泻下来。
荷叶的叶面为什么不沾水呢?(你问谁呢?)
荷叶粥和荷叶粉蒸肉都很好吃的。(跳跃)
荷叶枯了。
下大雪,荷花缸里落满了雪。(老人枯坐着,意识在流动。他想得多深远呀,他坐在那里出神,眼神空洞,他眼前像过电影似的:下雨了。雨打在荷叶上啪啪响。荷叶枯了。雨停了。下雪了。荷花缸里落满了雪……)
(看到最后,我心都碎了,这哪里是写荷叶,分明是写人的一生,写他自己人虽老矣,可心如孩童的一生)。——以上括号里的文字都是我所做的批注。
这样的文笔,哪一点看出汪先生有衰疲之势呢?可以说是老道成精,就这几百字,撂在有些作家身上,一辈子也写不出来。(我就常想,我要是能写出这样的几百字就好了,中国的文字不是随便码的,码得好,里面有风有雨,有神有鬼,码不好,就是一堆死字!)
我这是不是越扯越远了。这样的问题其实是讨论不清楚的。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不说最有理。我还是归纳一下,能不能这样说:汪曾祺不是一个伟大的作家。不是一个极具想像力的作家(他自己说,他写的大多数都是自己经历过的或是有原形的)。他当然不是一个天马行空的作家。他是一个优秀的短篇小说家,是一个了不起的散文作家。他是中国气派,他是一个优雅的汉语的写作者。其实,有中国气派的作家还很多,会使用优雅汉语的也不少,但汪曾祺笔下不呆。前不久读过一篇文章,说沈从文50年代有一封信,沈说现在有些作家,议论起一些事来,头头是道,如若叫他写清楚一件事、写一个人,笔下就呆。现在有许多所谓的名家、大家,又何尝不是如此呢?但汪曾祺不呆,不但不呆,还非常灵动。这很了不起。即张先生说的“如有神”。他既是优雅的汉语,又是用日常语言说话。既雅又通俗,这很难做到,而汪先生做到了。难怪文人雅士看汪先生文章受用,而一般读者(包括仅有点文化的)也很对味口,感到“还不错,是那么一回事”,“这样的文章我也能写出来呀!”其实你写不出来(看别人吃豆腐牙快)。这就是汪曾祺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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