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36年的一张照片说起

辛崇法

1936年5月，祁延霈、梁思永、刘耀（从左至右）在日照两城镇

日照有着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现在我们看到的这张照片，就是在1982年前，我国著名考古学家梁思永（国学大师梁启超三子，1904年出生，中国现代考古学家、近代田野考古学奠基人之一，1948年获中央研究院院士称号，1950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副所长，1954年病逝）和刘耀（即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尹达）、祁延霈，于1936年5月在原日照县两城镇（今为日照市山海天旅游度假区）遗址发掘时的合影照片。

20世纪30年代，以田野发掘为特征的考古学，使中国历史研究的面貌焕然一新。而龙山文化，则是我国考古学家最早发现的一种史前文化，主要在我国东部沿海和黄河下游地区，它是这一地区史前文化中距离文明时代最近的一个阶段，是中国文明的一个来源。所谓龙山文化，是以1930年首次发掘的山东济南以东龙山镇的城子崖而得名的。1934年发现、1936年发掘的日照两城镇遗址，则是第一个龙山文化的典型遗址。

1934年春，民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工作人员王湘、祁延霈在鲁东南沿海地区进行了为期两个多月的田野考古调查，共发现10余处龙山文化遗址，其中在当时日照县境内就有两城瓦屋村、大孤堆、丹土和安家岭、刘家楼、大洼村、石臼所等遗址。

1936年5月，由梁思永和刘耀、祁延霈三位考古工作者首次对两城镇遗址正式发掘。当我们看到这幅珍贵的合影时，不禁联想到当年考古工作者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在两城遗址考古发掘的情景。

1935年，梁思永先生在主持河南侯家庄西北岗殷商遗址发掘工作结束之后，因田野考古过度劳累，准备休息一段时间，回到研究室内整理西北岗的遗物，待出版后再去做田野工作。但为着实现他的新的轮流制，遂于1936年5月中旬，率领刘耀、祁延霈两位年青考古工作者，来到山东省日照县两城镇，就1934年4月由王湘、祁延霈在鲁东调查所发现的两城镇遗址，指导和协助他们规划此次发掘工作。

两城镇龙山文化遗址位于两城镇西北，东北临两城河，是一处自东向西高出平原的漫岗。镇西北约半里之瓦屋村遗址，由刘耀主持；镇西北约一里之大孤堆遗址，由祁延霈主持。梁思永做领导工作，计划完成任务后即由刘耀、祁延霈分别作各自发掘报告，以达到一人一址的新理想。

两城镇龙山文化遗址是在当时发现的遗址中“范围很大、龙山文化遗存最为丰富的一处”。据南京博物院在《龙山文化是中国文明的一个来源———<日照两城镇陶器>》一文中，记述了1936年5月日照两城镇遗址发掘的情况：遗址东西长650米、南北长850米，文化堆积厚1.5至4米，上层为春秋时代的文化层，下层即包涵极为丰富的龙山文化层，发现灰坑和墓葬，出土了不少石、骨、玉器和很多陶器。两城镇的陶器以黑陶为主，磨光黑陶占较大比例，乌黑发亮、胎薄质坚的蛋壳陶水平最高。有少量红陶、黄陶、白陶，用来制作陶鬶。制陶广泛使用轮制技术，器物造型优美，三足器、平底器为最多，也有一些圈足器。器物上流行各种器盖、长流、宽把、竖耳、小鼻、泥饼饰、袋足、鸟头足（又称鬼脸足），很有特色。器表装饰大多为素面，有少量凹凸弦纹、篮纹和镂孔，还发现饰有云雷纹、兽面纹的碎片。

出土的石器，大多磨制精致，钻孔技术也发达。石器种类很多，主要有斧、锛、铲、钺、刀、镰、箭头等类，以扁平钻孔的铲（钺）、扁平长方形的锛、双孔半月形的刀、弯月形的镰和各式箭头为代表。

两城镇遗址的发掘，为认识龙山文化的内涵和特征提供了依据。梁思永在介绍龙山文化的一般特征时指出：“这个文化最显著的物品是陶器。拥有这个文化的人民是极精巧的陶工。他们所制的陶器可与中国制陶技术所造出的最好陶器相颉颃。而形式的轻巧，精雅、清纯之处，也只有宋代最优良的瓷器可以与之媲美。这种陶器最占优势的颜色是黑色，所以其文化就有了‘黑陶文化’的称号”。

两城遗址发掘后，由主持人刘耀整理的发掘报告，已完成十分之九，因抗日战争爆发而搁置，未完成的原稿当时存放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后被移往台湾。出土遗物除石器和蛋壳陶的豆、阔沿高柄杯等少数陶器精品运往台湾外，其余由南京博物院收藏。他在《中国新石器时代》（1979年改名《新石器时代》）一书的几篇文章中对两城镇发掘的情况作了简要介绍。

龙山文化的发掘，增添了史前文化的辉煌，也给梁思永等考古学者带来了兴奋和喜悦，从而使仰韶文化作为唯一源头的观念开始动摇。正如考古学家李济所说：“替中国文化原始问题的讨论找到了一个新的端绪。我们不但替殷墟一部分文化的来源找到了一个老家，对于中国黎明期文化的认识，我们也得了一个新阶段。”正是龙山文化的发现，考古学界把仰韶和龙山看做两个平行的史前文化系统。梁思永认为：龙山文化最早期的时代比仰韶的彩陶文化的时代早；它向西方有过几期的发展——— 例如早一期的到达了仰韶村，晚一期的到达了后岗（见《思文永在——— 我的父亲考古学家梁思永》）。

通过龙山文化遗址的发掘，考古学家们在掌握了较丰富的资料后进行了认真分析，并探讨其在中国文明形成中的作用。认为龙山文化可分为早、中、晚期，日照两城镇遗址为中晚期。龙山文化又分为鲁东和鲁西两个类型，鲁东类型即以两城镇为代表，包括日照东海峪等。龙山文化及其以前的诸史前文化，根据考古学家对古代文献考证，其族属为东夷族（日照地区夏、商属东夷）。通过碳—14的测定，弄清了黄河下游、东部沿海地区诸史前文化绝对年代。其中龙山文化的距今有4500～3900年。对其所处社会性质，考古学家们认为龙山文化的农业较前有了进一步发展，从两城遗址发掘的大量制作的石斧、石铲、石镰、双孔石刀可以证明。在手工业上，龙山文化已有从农业中分离出来的手工业部门，反映在制陶、琢玉等，尤其从两城遗址发掘的兽面刻文玉锛，说明琢玉也是独立的手工业部门。而从日照东海峪遗址的发现看出，住房建筑已有了明显的进步（见《龙山文化是中国文明的一个来源—<日照两城镇陶器>》）。

在迄今80多年里，两城镇遗址一直备受国内外考古学家的广泛关注。山东省文物管理处，山东大学历史系等单位在20世纪50年代以及此后的多次调查、钻探和试掘，又有了一些新的发现。据2017年1月19日《中国文化报》载苏锐、尹宝华、李宜林文：从1934年该遗址发现以来，遗址内发现近百座房址和100多座墓葬，有出土玉器、石器、陶器等大量文物。考古表明，两城遗址是龙山时代两城的中心，是足有大型防御设施、经过高度整合的早期国家的都城。同时，考古过程中发掘的较早的小麦、大豆遗存、确切的酿酒证据等，表明了当时的社会生产力已非常发达。

两城镇龙山文化遗址的不断发掘，对于深入研究日照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和社会发展进程，提供了珍贵的史料和可靠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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