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惜抱轩尺牍》与姚鼐的诗学思想

乾隆三十九年（1774），姚鼐借病辞去刑部郎中及所任纂修官，应朱孝纯之邀去山东游览，后回至京城整理行装，举家南归，开始了长达近四十年的执教生涯。《尺牍》则较为真实而详细地记载了姚鼐辞京南下后的交游情况（姚鼐归田前尺牍，只存《与刘海峰先生》一篇）。《尺牍》八卷，其中前三卷为与同里故旧及后进书，第四卷为与门人书，第五六七卷为与陈用光及族人书，仅第八卷为与族姻及家书。梅曾亮在《惜抱轩尺牍序》中言：“《惜抱轩尺牍》凡数百首，与亲故者，亦兼及家人琐琐事；至朋友学徒，则论学及为文之宗旨为多。夫学之通蔽、文之雅俗深浅，先生所论辨，既屡见之文集矣。今尺牍所论，虽体制不同，而其义则微显互证，可相辅而益明。盖其信于心者深，而教人也诚。故或庄言之，或率意言之，其理未尝不更相表里，无稍有龃龉于其间，此亦足以见为学之不欺。虽无所为作而出之者，其修辞必诚，未可以其别于文而忽之也。”

我们以《尺牍》中所包含的诗学思想为例稍作验证和阐释。姚鼐明确、自觉地把“镕铸唐宋”作为学诗、论诗的不二法门，这在姚鼐的诗歌创作、诗论和选诗等方面都有明显的表现。但最明确表露此观点的则是在《尺牍》中。姚鼐在《与鲍双五》尺牍中指出：“镕铸唐宋，则固是仆平生论诗宗旨耳。”除了此次明确揭示其论诗宗旨，姚鼐在与学生、亲友的尺牍中，对此又多有阐发。姚鼐提出诗歌创作也应当注重学力，注重模拟，“凡学诗文之事，观览不可不泛博”，同时还就如何取法前贤，达到“兼体唐宋”的诗风，给出了具体的学习途径：“近人每云，作诗不可摹拟，此似高而实欺人之言也。学诗文不摹拟，何由得入？须专摹拟一家，已得似后，再易一家。如是数番之后，自能镕铸古人，自成一体。若初学未能逼似，先求脱化，必全无成就。譬如学字而不临帖，可乎？”（《与伯昂从侄孙》）姚鼐在《与管异之》中称：“吾向教后学学诗，只用王阮亭《五七言古诗钞》；今以加于贤，却犹未当。盖阮亭诗法，五古只以谢宣城为宗，七古只以东坡为宗。贤今所宗，当正以李、杜耳，越过阮亭一层。然王所选，亦不可不看，以广其趣。”姚鼐认为王士祯《五七言古诗钞》取径太窄，不能仅以谢灵运及苏轼为宗而应当宗法李、杜，兼取王、孟、高、岑，以广其趣。姚鼐认为作诗如果平易，则容易流于缺乏韵味的境地；一味追求奇怪，则常常落得险怪不平的诗风。这是针对前人滥学唐人诗作而落入平滑和片面追求幽情单趣、偏向奇怪两种诗风提出的。如何才能去此两种弊病，达到较为理想的诗歌创作境界？姚鼐认为，应当兼法唐宋。关于姚鼐诗歌创作方面的成就，吴德旋称道：“诗从明七子入，卒能体兼唐宋，模写之迹不存焉。”（《姚惜抱先生墓表》）姚鼐时常通过尺牍告诫弟子，学诗当“镕铸唐宋”；其殁后，弟子以“体兼唐宋”论之，足见姚鼐是践行其诗歌理论的实践家，又是示人“金针”的布道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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