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以鬯:一个人的生涯释放了一座城的能量

刘以鬯经典系列:《酒徒》《对倒》《寺内》刘以鬯著人民文学出版社□黄万华

6月8日,香港著名作家刘以鬯在香港逝世,享年99岁。刘以鬯一生视“经济文化上的独特性”为“香港的核心价值”,其中“创作上的百花齐放和自由精神”更为他看重,他的眼光、胸襟、能力开掘出香港丰富的文化资源,他的很多文学活动开启、拓展了香港文学的多种流脉。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黄万华长期从事香港文学研究,本期书坊周刊特约黄老师从“跨媒介”的角度撰文谈论刘以鬯先生,从中可见刘以鬯个人的写作生涯释放出了香港这座东方现代城市蕴藏的文化能量。

去年香港回归20周年前夕,我的《百年香港文学史》出版,开篇第一段话述及了一件事:“前不久,一位学生去香港参加一个公益机构培训项目,给我发短信说:‘和一位香港朋友聊起文学,谈及我本科写的论文是刘以鬯的《酒徒》,她很高兴,觉得内地也关注香港作家很开心,还让我把论文发给她,她分享给中国香港台湾的朋友。那一刻我也很感动,很欣喜,文学研究穿透时空地域,在不经意的时刻,产生不可估量的力量。’”21世纪三地的年轻人,在“分享”刘以鬯1960年代的长篇小说《酒徒》中,感到互相间心灵的相通,也让我们格外怀念正是刚刚离开我们的刘以鬯先生。

>>主持文学副刊,以“勇气”和“傻劲”坚守

多年前,笔者曾写过一文《跨越1949:刘以鬯和香港文学》发在一个刊物上。今年刘先生百年寿诞,想再为他的文学生涯写些后学者的文字,拿起笔,脑海里最先浮起的是崑南曾感叹的,“为《浅水湾》写稿的这段日子”,“感觉非常好。到现在为止,没有一个副刊跟它一样”。崑南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香港文坛“三剑客”之一,他所说的《浅水湾》就是刘以鬯当时在《香港时报》主编的文艺副刊。今天我们对刘以鬯的怀念,不妨就从这段历史说起。

刘以鬯1940年代时,就“一直梦想办一本像三十年代施蛰存主编的《现代》那样的纯文学刊物”。他在上海创办怀正出版社时,出版过姚雪垠、徐訏、熊佛西、施蛰存、戴望舒、秦瘦鸥、李辉英等作品集,“不问政治倾向,只问作品质量”是他的出版宗旨,“约稿不分左、中、右”。他把这一传统带到了香港,1950年代初进《香港时报》编副刊,一开始就抱着“我喜欢文学,因此希望编的副刊也有较强的文学性”的信念,甚至不怕失业,“不喜欢这篇文章我就不刊登”。当时,香港战后成长起来的本地青年作家开始被文坛关注,刘以鬯就向后来成为香港文坛“三剑客”的崑南、王无邪、叶维廉等约稿,崑南的“感觉非常好”就是由此产生的。崑南后来回忆说,“我也是典型的‘写稿佬\’……对方要甚么稿,我就写甚么稿”,而刘以鬯主持的《浅水湾》,其要的“甚么”就是“文学”,从来“不干预我们所写的内容,实在太好,求之不得”。左右翼政治高度对峙的五六十年代,崑南等年轻人的文学抱负是要成为“超越两股政治浊流之外的一道清泉”,而刘以鬯主编《浅水湾》,也是要以“勇气”和“傻劲”坚守文学。这使得双方一拍即合,崑南等初出茅庐者得以在《浅水湾》尽情畅游,有了那个年代香港文学的新意生气,其中引人注目的新意是文图“互文”。

当时,崑南为《浅水湾》写稿后,觉得《浅水湾》的“版面有时太‘闷\’了,只有文字没有图画”,就提议让王无邪画画自己写诗,形成了颇有意趣的诗画合作,颇有影响。而从1940年代在上海编报刊开始,刘以鬯就有自己给版面“画版样”的习惯,他看重副刊的内容,也看重副刊版面的“形式”,尽量让版面“天天变,天天新”,以文字版面的图像化,来影响文学的实验性。所以,他积极支持崑南、王无邪等的诗画合作,结果成就了香港诗坛“三剑客”。其中崑南被公认为“完全在香港成长与生活的最重要诗人”,其小说也注重空间性,尤其是心理空间的呈现,将汉字的现代视觉性发挥得淋漓尽致；而“王无邪……是三人中诗作最成熟的”,他后来由诗歌转向绘画,因为他觉得绘画更便于“反叛”、“突破”,而又能守住“文化中国”的底线；叶维廉的文图理论及其实践则是20世纪中国现代文图理论中最自成一家而影响广泛的,从古今中外艺术对话的高度探讨诗画关系,成为他极有影响的中西比较诗学的重要内容。刘以鬯主持《浅水湾》时期,这些年轻人在文学与图像关系上展开的尝试、探索,呼应着《文艺新潮》。之后,《新思潮》《好望角》等以现代艺术的开放性、自由度打破当时冷战意识形态背景下“政治挂帅”的封闭性的努力,大大推进了香港的现代主义艺术,不仅成为1950—1970年代香港文学史非常值得关注的一环,也极大影响了日后的中国文学。

>>一生作品三千万字,实现“文图”的现实和现代交融

刘以鬯热情为崑南他们提供诗画合作、文图互文的园地,本意自然在于他看重文学的创新,他自己可以说是香港作家中创新能力最持久最旺盛的一位,同样借力于文图互文展开文学创作；而这正切中了香港最重要的文化资源,成为形成香港文学传统的重要内容。

香港都市文化的重要资源显然是丰富的现代媒介,这使得香港作家的文学自觉往往是从现代都市的语图媒介中产生的,香港文学甚至成为“跨媒介”文学。五六十年代的香港,建立于现代印刷技术和都市商业之上的报业和出版业已经成熟,作为华语电影中心的优势也开始形成,这些都使得香港文学与图像的关系日益密切。这种关系的密切围绕现实主义的深化和现代主义的兴起展开,其丰富也就成为香港城市文学传统的重要内容。刘以鬯主持的《香港时报·浅水湾》就处于这种潮流中,它“所介绍的现代主义文学,是当时香港所见的其他文学刊物未曾介绍的,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是香港文学史上新的里程碑”,而这时期香港文学所涌动的现代主义艺术思潮在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中意义重大。刘以鬯自己的创作,则称得上战后中国作家中探索小说新形式最多的。然而,刘以鬯一直追求的是“将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结合起来”的“现代现实主义”,既深化现实主义,又推动现代主义,这使得他成为五六十年代香港文学最有广泛代表性的作家。而他在小说结构和形式上的颇多创新,往往是敏感于现代都市社会中媒介因素的作用,从而沟通文学与图像的更多联系,或者可以说,“文图”是刘以鬯让现实主义得以开放的重要途径。

文学和电影关系的密切发生于现代城市大众文化的环境中,电影的介入是文学深化现实主义的重要因素。刘以鬯是在自己的第一部小说《失去的爱情》改编成电影后离开上海到香港的,他的小说创作一开始就在文学与电影之间“跨媒介”地借力。但刘以鬯的更大贡献在于他“文图”上“现实和现代”的交融。刘以鬯是在“卖文为生”(他一生发表了三千多万字的作品)的个人生涯中逐步被公认为“对香港文学贡献至深”的“本地最重要的现代主义大师”,而在香港,“主流文化是指起主导作用、大众喜闻乐见的文化”,“强调以大众方式书写‘高端文化\’”成为那些坚守文学的作家的求生之道,而都市多媒介因素,尤其是视觉媒介的发展,提供了作家突破原有创作局限的新途径。刘以鬯当是五六十年代香港作家中最自觉展开这一实践的人。《酒徒》能成为五六十年代中国文学中最突出的作品,就在于以乔伊斯、福克纳等意识流大师的艺术手法,生动呈现了一个良知未泯的职业作家在金钱至上的香港社会中时醉时醒、佯醉真醒的状态,深刻表达了对香港人文生态危机的剖析、批判,而多种文体(情节化的小说叙事、诗化的抒情、电影蒙太奇式的结构、戏剧性对话等)有机交融,使得人物意识流动中的丰富画面呈现多层面的隐喻世界,表现出了鲜明的社会时代性。《酒徒》本身是非常成功的“现实和现代”交融的语图文本。几十年后,《酒徒》还能被改编成电影,引起后来香港人的共鸣；而大陆民众,更多的人是从王家卫的电影《花样年华》《2046》而关注到刘以鬯,都说明刘以鬯以《酒徒》为代表的沟通文、图的创作在香港及其都市时代的成功。

刘以鬯既有深厚的香港现实生活的积累,又有自觉的形式实验、探索意识,两者的结合进入“开放的现实主义”,“跨媒介”的形式探索是其重要内容,而其内在核心始终是文学对人的关怀。例如其小说直接借助于印刷文字“排列”变化中的“语象”传达出的深广意蕴一定指向对人的命运的深切关怀。“故事新编”《蜘蛛精》描写唐僧面临蜘蛛精挑逗在宗教信念压抑下的情欲冲动,以此肯定了本真的人性和自然的人性形式,全篇采用两种字体,第一人称叙述唐僧的心理、感觉、意识时,用黑体字不加标点地排列,充分显现了唐僧内心的慌乱、无奈。全篇又不分段,两种字体紧迫地交替出现,强化了唐僧同蜘蛛精的紧张纠结。《黑色里的白色白色里的黑色》最为人称道,采用特殊的印刷排版,从封面到正文都以“黑底白字”和“白底黑字”的“色块”相间,在强烈对比的视觉效果中使小说的表现有多方面进展,除了以黑、白两种颜色的交叉结构(颇可引起人们对社会黑、白两道结构的联想)表现都市生活美丑兼容的双重性和人性善恶并存的复杂性(小说通篇以“白底黑字”展开意味着光明、纯真、善美世界的叙事,而“黑底白字”的叙事则呈现出黑暗、虚假、恶丑)之外,还有着艺术构思上的多种效果。黑白两块呈现叙事视角、结构线索的双重性,既有主人公麦祥的心理叙事角度,又有作者全知观点的叙事展开；既有按一天时序依次展开的结构线索,又有借助都市种种资讯生发出的“旁枝”,纵横交错,由此呈现“城与人”的关系。小说以麦祥一天的经历、见闻来写香港城,需要呈现现代都市的“黑白”相间杂陈的复杂存在,又不能让过于庞杂纷繁的都市“资讯”使叙事变得混淆不清,黑白相隔对叙事内容起了一种梳理、凸现的作用。小说末尾两节是无文字的黑白色块,且以黑色终结,与前面23节文字呼应,既有余音绕梁之感,又有善恶、美丑的思考无尽之意义……这些小说都利用现代印刷字体“排列”的创新强化叙事的“视觉效果”,凸现人、人性世界的丰富复杂,如今已成为香港文学史中的重要印迹。

文学与图像是香港文学最重要的流变之一,当年刘以鬯在《快报》开设“我之试写室”专栏,相继推出的西西、也斯等后来都成了香港“文图”最有影响的作家,香港之“文图”也成为中国现当代文学与图像关系史中富有特色和重要价值的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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