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倩
继剧本《锦衣》之后,莫言再推新作——全新改编的剧本《高粱酒》。这并非“旧瓶装新酒”,而是他全新改良和匠心打磨的作品,既耐读,又值得回味,同时我更期待搬上舞台后的精彩演绎。
品读《高粱酒》的过程中,我的脑海中不禁浮现出莫言“红高粱家族”的精神光谱。记得我刚写作那会儿,借来的小说《红高粱》,被我翻得书角卷边;后来《红高粱》被张艺谋拍摄成电影,在我心底留下斑斓记忆。《红高粱》发表三十二年后,莫言改编的《高粱酒》发表在今年第五期《人民文学》上,这不啻于一次红高粱情结的集体重温。试问,我们这一代人谁的成长中没有红高粱的精神之光呢?“高粱酒”不只代表酒神精神,在今天看,它为中国精神筑牢底座,体现了中国人的英雄气概和民族正气。
小说《红高粱》发表至今,先后改编成评剧、晋剧、豫剧、茂腔、舞剧等不同剧种,那么,莫言这次倾注很大心力进行改编又是为哪般呢?读《高粱酒》就可以看出,故事框架并没有变动,九儿被父亲嫁给单家酒坊主单扁郎,轿夫头也是杠子头的余占鳌周旋于当地政府、土匪花脖子等多股势力之间,并一心抢走九儿。“七七”事变爆发后,日军占领山东,迅速打进高密东北乡,内忧外患之际,余占鳌英勇抗日,九儿点燃高粱酒与敌人同归于尽。不同的是,莫言在剧中增添了凤仙的对白,减少了九儿的戏份;增加了刘罗汉的戏份,使余占鳌成为配角。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还是细节上的两处修正。小说中九儿嫁给麻风病人,考虑到搬上舞台的因素,改为痨病患者,赋予人物更饱满而鲜活的形象,以减少读者的审美不适;另一处,小说中杀害单家父子的凶手是余占鳌,作为舞台戏剧,私闯他人洞房去杀人,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剧本设置成占鳌没有去杀人,只是想把九儿抢走,这样一来,在艺术呈现上更为圆满。
戏剧高潮出现在抗击日军的过程中,刘罗汉一改懦弱的形象,他脱胎换骨,“抬眼看遍野的高粱红似火,学先烈宁死不屈视死如归”,显示出灿烂的人性光辉与无畏的牺牲精神。刘罗汉、九儿、余占鳌、凤仙,他们照亮的不只是高密东北乡的一方晴空,更是整个民族的精神天空。由此可见莫言改编剧本的精神内涵,“新的人物设置和故事以及新的呈现方式,让我们从语感韵律开始贴近了红高粱所种植、生长的土地、人间,并逐渐从主角的天地浩气、侠骨柔肠中真切动人地领略到民族精神的厚重坚实和英雄气概的硬朗正大”。
莫言接受采访时曾说过,“任何一个细节,在舞台上也应该具有多意性”。这意味着剧本创作需要内外兼修,必须有一定的文学修炼打基础才成。从剧本的字里行间,我能够感受到莫言对细节的吹毛求疵和对韵律的反复斟酌,节奏紧凑,语言流畅,情感饱满,悬念迭出,意境悠长,这应该得益于当年军艺文学系课程对他的艺术启蒙,也离不开他在戏剧方面的实践与造诣,包括歌剧《檀香刑》、话剧《霸王别姬》等舞台作品。
美国作家福克纳说过:“我的像邮票那样大小的故乡是值得好好描写的。而且,即使写一辈子,我也写不尽那里的人和事。”他的金句成就了莫言的文学之路。从《红高粱》到《红高粱家族》,再到改编成电影、电视剧、不同剧种,如今又全新改编,《高粱酒》依然“高粱酒红红”,且醉且高昂,且歌且悲壮,就像耳畔回响的结尾处唱词,“妹妹你大胆地朝前走,义无反顾莫回头。热血洒遍自由路,熊熊烈火烧野牛”。这一碗高粱酒里,有日军掠杀的苦难,有为情所困的苦涩,有相思无果的苦闷,有同归于尽的大义,还有热血沸腾中跌宕着的敢爱敢恨的洒脱和英勇无畏的意志,跃动着的与高粱酒一样红的爱国心,在民间艺术和传统戏曲的融合中传承着中国文脉和血脉,给人以启迪和指引。我也从中看到莫言先生在文学创作上的多元形式和丰富内涵,背后是他为此做出的艺术创新和他的执着精神,令人由衷敬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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