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记录书写乡村生活 刘玉堂：乡村振兴是个好创作课题

点击查看原图谈及改革开放之于文学创作，当代新乡土小说代表性作家刘玉堂说，“我这个年龄段的作家，或者新时期以后冒出来的写农村题材的作家，一般都得益于这场首先从农村开始的改革开放。”如今至古稀之年，年龄与精力的原因，自言写不了太长的东西，但眼下正在进行的乡村振兴却是一个好课题，“如何振兴，靠什么振兴？靠文化或艺术振兴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令我高兴的是：我家乡那里已经开始了！”记者朱德蒙

人物简介：

刘玉堂，当代新乡土小说代表性作家，被文学评论界称为“当代赵树理”和“民间歌手”，自1971年开始文学创作，一直笔耕不辍，共计发表作品近400万字。他的作品多以山东沂蒙山农村为背景，描写农民的善良和执著，显现出来自民间的伦理、地域的亲和力和普通百姓的智慧与淳朴。语言之轻松、幽默，常让人会心一笑。

矢志不渝地追求总能成功

记者：任何文学作品的生成，背后都会有一个机缘。《最后一个生产队》《山里山外》《乡村温柔》……您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文学作品，背后一定会有很多值得追忆的故事。

刘玉堂：我是从少年时候便做起了作家梦的。一个刚刚半生不熟地识几个字的农村孩子，怎么就会异想天开，做起了遥不可及的作家梦？这与某个具体事件的诱发有关。上世纪的50年代中期，我大姐在我们村的农业合作社干社长，家里经常来一个非常漂亮的女工作队员。她来是试验和推广胜利百号大地瓜的，干活的时候，就挽着裤腿儿，白嫩丰腴的小腿儿上经常沾着些泥巴，形成一种色彩上的反差，让你觉得沾上泥巴比不沾泥巴还要好看些。

此后的几年里，她每年都要来个五六趟，每次来总带一些小人书给我。我知道那些小动物能说话的书叫童话，而写这些书的人叫作家。她鼓励我要好好上学，多多识字，将来当个作家。她本人也经常写些地瓜育苗、玉米授粉之类的小文章登在一本叫作《农业知识》的小杂志上。有一次，她得稿费3元整，就买了些香蕉给我们吃。我那是第一次吃，一边吃着就一边暗下决心，将来一定当个作家，至少能像她那样，将手写的字变成铅字，也用稿费买点香蕉什么的。

“用稿费买香蕉”这件事，给我幼小的心灵带来了巨大的刺激，遂诱发了将来当个作家的梦想。它激发和培养了我对文字的敏感与敬畏。今年是我参加工作五十周年，半个世纪的工作及生活中，凡是与文字、文学有关的事情我都特别地感兴趣，干得也特别来劲儿。比方我参军之后，一直从事新闻报道工作，我将此看作是文学创作的准备与前奏，写个通讯稿也主动往文学性上靠。直到不惑之年，我才当上了专业作家。我已进入老年，至今仍然认为：一个人如果从少年开始即始终不渝地只对一件事情着迷、较劲，一般都会成功。我经常说，哪怕你就是笨蛋，如果从小即矢志不渝地只追求一件事，远比聪明人干十件事容易成功，容易实现梦想即基于此。

执着记录乡村生活

记者：您的作品中有很多都是以乡村生活中的风土人情为创作对象，并被评论界称为“民间歌手”，为何多年来一直执着于记录乡村生活的故事？

刘玉堂：这当然与我的出身有关。我出身乡村、来自乡村，只对乡村生活熟悉，自然会把乡村生活作为我小说创作的主要题材。

文学创作特别是小说创作，说到底，其实就是一句话：用自己的语言，写自己的故事。这句话看似简单，实际操作起来并不容易。仔细想来，人的一生所说的话当中，自己的语言很少，大部分都是书本上的语言或别人的语言，书上怎么说，你就怎么说，人家怎么说，你也怎么说。如何创造及形成自己的语言？这是另一个话题了，这里只说“写自己的故事”。什么是自己的故事？我认为首先是自己亲历的故事，其次是亲眼所见的别人的故事，再其次是有着类似感受的听说的故事。所谓的耳闻目睹，首先是目睹，其次才是耳闻。我想强调的是：听来的故事，比方没经过战争的人可不可以写战争？可以的，前提是要有相同或类似的感受。没有自己的感受与感悟，听到就写，因为缺少生活与情感依据，很容易就会落入生编乱造的巢臼。

我的故事，都是有关乡村生活的故事，是渗透于我血脉里的东西，故而我始终记录或书写。

风土人情是乡村文化的主要载体，是地域文化的标志性呈现。其特点是重复，一个人重复地做一件事叫习惯，比方抽烟，今天抽，明天还抽；一群人重复地做一件事叫习俗，比方婚丧嫁娶中的礼仪，他这么办，你也这么办；一个地区一个民族重复地做一件事就叫传统，比方过年吃饺子、端午吃粽子等等，今年吃，明年还吃。

作品中有了风土人情，就有了真实性，有了亲切感。珍藏它们，是我不离不弃的期冀；记录它们，则是我不离不弃的事业。

记者：在自己众多的作品中，哪部是自己特别偏爱或者印象深刻的？

刘玉堂：我最好的东西还没写出来。在已发表的作品中我比较偏爱或喜欢的是：短篇中的钓鱼台系列和《自家人》，中篇中的《最后一个生产队》和《都不是什么好东西》，长篇中的《尴尬大全》，随笔中的《玉堂闲话》和《戏里戏外》。

乡村振兴要靠文化和艺术

记者：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在这40年里，中国的文学创作与观念都发生了很大变化，这些都值得文学界去书写和记录。

刘玉堂：我这个年龄段的作家，或者新时期以后冒出来的写农村题材的作家，一般都得益于这场首先从农村开始的改革开放。

上世纪80年代初，我从部队转业回家乡沂蒙山的时候，农村大包干刚开始不久，其间的变化真的是复杂又巨大。首先是不解，像走惯了集体道路，习惯于集体化的沂蒙山农民，一下子成了单干，普遍不理解。人际关系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过去盖房子，请顿饭即解决问题，一改革开放不行了，你得给钱。这场史无前例的大变革，也必然冲击着人们的诸多观念，自然也会反映到作家的笔下。

文学创作毕竟不是新闻报道，二者的区别我是这样划分的，写阳光普照大地，叫新闻；写大地对阳光的折射或反射则叫文学。而文学又是人学，你还得遵循文学创作的基本规律，走入人性，进入审美。本着这一原则，我的“钓鱼台系列”及《最后一个生产队》等，都直接或间接地反映了这场大变革。

社会进程中的诸多重大事件，包括生活本身，都不是非白即黑、非好即坏、非是即非界线分明的，更多的还是呈现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混沌状态，我在创作中也基本呈现了这样的混沌状态。

本雅明评价《追忆似水年华》时说：世上有一种二元的幸福意志，一是赞歌形式，二是挽歌形式。前者容易辨认，但往往显得肤浅；而后者则往往被理解为苦役、患难和挫折的变体。我认同，所以也努力把有关乡土的文字编织成尽可能温情的乡土挽歌。

记者：今后，您的创作打算是什么？

刘玉堂：年龄与精力的原因，我写不了太长的东西了，此后我会写一点小东西，比如中短篇小说，或散文随笔之类。此外，眼下正在进行的乡村振兴是一个好课题，但如何振兴，靠什么振兴？靠文化或艺术振兴就成了一个很好的选择，令我高兴的是：我家乡那里已经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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