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山东省教育厅、山东省公安厅等5部门联合印发《山东省切实减轻中小学生课外负担专项行动实施方案》,将在全省开展切实减轻中小学生课外负担专项行动。《方案》一经公布,对于如何“减负”、怎样减才是真正的减,如何才能让家长减掉迷茫和焦虑,引发社会讨论。
孩子放学早,没作业还能干啥
《方案》原文提到,严格控制学生作业量,小学一、二年级不布置书面课后作业,小学三年级及以上课后作业按照《山东省中小学教学基本规范》(鲁教基发〔2015〕6号印发)要求严格控制。同时要求,“作业批改必须由教师完成,不得让家长批改作业。”
“小学一、二年级不布置书面作业,素质教育开展之初就是这样规定的,学校也基本不会布置作业,但是很多家长并不同意。”济南历城区实验小学语文老师刘慧介绍,很多家长觉得学校作业太少,通过家委会要求学校加作业。由于小学一、二年级放学时间较早,而职工家庭的父母大都没有下班,对于“放养在家”的孩子,只能通过作业来让其安分。对此,不少老师也表示无奈。
孩子正在读小学的市民陈女士表示,是否批改作业对家长来说并不是关键所在,“现在的家长一般都会自发地关注孩子的学习,孩子做完作业家长看一眼并不是太困难的事情。”而家长真正头疼的,是辅导孩子作业,“孩子不能真正掌握学校里学的知识,而家长不懂教学办法,这成为孩子和家长的负担。”在家长看来,“老师只要将所学知识讲深、讲透,就是最大的‘减负\’。”
家庭书面作业,是对课堂知识的巩固,一味“减掉”,反而不利于孩子学习。“‘减负\’是好事,但应该把握好度。以前孩子每学完一堂课会将课本的生词写一遍,一般是四字两词,自从今年‘减负\’再次被强调后,生词也不写了,孩子一听写啥也不会。”陈女士说。
课后服务机制得跟上
今年全国两会上,教育部部长陈宝生在部长通道提到了“三点半”问题,表示将通过多种模式解决小学生“三点半”放学给家长接孩子造成的难题,给年轻父母更厚实的“红包”。《方案》中也提到,要扎实做好中小学生课后服务工作,科学确定服务内容,创新课后服务形式,完善课后服务机制。
“担心学校不能将这段时间承担起来,而是完全推给社会。”家长杨女士表示。据了解,在有些国家,孩子放学后,可以在学校参加各种俱乐部,包括体育、科普、艺术等活动,这也是《方案》要求的。
但很多家长担心,学校会当“甩手掌柜”,与社会上的各类辅导机构合作,放学后仅仅是将孩子“迁移”至辅导机构,可能会衍生出新的烦恼,“社会上的辅导机构五花八门,这会不会导致新的‘利益寻租\’产生?如何与有资质的、权威的社会资源合作,也是学校和家长研究的问题。”
“家长时间充裕的,会充分利用3-6点这段时间,帮助孩子全面发展,或上各类辅导班,或亲自辅导孩子,像我们六七点钟下班的,只能将孩子交给爷爷奶奶,老人体力、精力跟不上,差距就这样慢慢拉开了。”
“零起点”教学受欢迎
《方案》要求,要规范课程开设,坚持“零起点”教学,严格执行教学计划,严禁“超纲教学”“提前教学”。同时,对于校外辅导机构,要求加强规范清理,对超范围开展经营(业务)、不按照备案组织招生培训、超纲教学、提前教学、强化应试等不良行为,依法依规予以查处。
济南的杨女士说:“孩子刚上一年级的时候,拿到语文课本,我们发现,有的孩子能从头念到尾,有的却一个字也不认识。这样一来,落后孩子的自信怎么能建立起来呢?”她表示欢迎“零起点”教学的规定。
济南王舍人实验中学的朱老师说:“一个知识点,假如班上百分之九十九的学生都会了,老师能否为了那百分之一的学生重新讲一遍呢?你讲了,可能浪费的是百分之九十九学生的时间,如果你不讲,那百分之一的学生就会一直被甩在后面。”
不过,在教育资源共享的信息社会,“即使学校不教,不代表就没有渠道去学习”,杨女士对此仍表示忧虑。“作为工薪阶层,孩子的上升通道是至关重要的,只要孩子仍有小升初的压力,家长就很难停止焦虑和迷茫,并将这种焦虑传递给孩子。”杨女士说。
据了解,即使很多家长打算放手“佛系”养娃,却发现并非行得通。“孩子在小学三年级以前,我从未打算给他报任何辅导班,但是三年级的一个下午,他回来强烈要求我给他报班。”儿子读五年级的林女士说,原因是由于孩子的同学放学后都去了辅导班,儿子没有可以相约玩耍的小伙伴,却只能去辅导班交朋友。
60余年发布上百道“减负令”
自1955年7月教育部发出新中国第一个“减负令”——《关于减轻中小学生过重负担的指示》以来,60余年间我国中央及地方相关部门出台的学生“减负令”多达上百道,围绕学习时间、考核方式、教材内容、课外活动、教师水平、学校领导等方面做出了一系列细致严谨的规定。
分析历次的“减负令”,不难发现政策内容和方针,依据时代特征和教育观念的变化进行了调整。从5年前出台《小学生减负十条规定》,把缩减在校时长、课程设置、竞赛次数以及限制作业量、教辅使用量等当作“药方”,到今年2月发布《关于切实减轻中小学生课外负担开展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行动的通知》,针对孩子提前放学无人接送的“三点半难题”、校外培训机构泛滥等伴生问题“开刀”,范围和深度都在拓展和突破。
去年春季开学,上海要求开学两周内,中小学不得组织任何形式带有学科测试性质的测验和考试;杜绝考试题目中的“超纲”现象。今年3月,杭州一些教育主管部门更是作出“小学生晚9点以后,初中生晚10点以后,对于未完成的作业可以拒写”的规定。
不过,在学校减负的同时,课外补习正成为我国中小学学业负担的重要来源之一。在北京、上海、成都等城市,课外补习已经演变成一场竞赛。我国中小学生在课外补习时间上已经“领跑全球”,且近年来有不断延长的趋势,且补课压力向小学甚至幼儿园下移。
根据中国人民大学调查与数据中心“中国教育追踪调查”的数据,首都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薛海平对近2万名包括城市、县镇和农村的初一和初三学生的调查,家庭经济富裕的学生参加课外补习的比例为68.1%,明显高于家庭经济中等的学生比例50.2%,远高于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比例31.5%。不同质量学校学生的参与情况也不同,学校排名越靠前,学生参与的比例越高。
此外,成绩越好的学生参与课外补习的比例越高。
据人民日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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