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晓声——书让我看到一个不一样的世界36

对于大多数人来讲，回忆起自己的童年时光，都会觉得那是一段无忧无虑、无拘无束的日子，但梁晓声却说，“在我的童年，没有任何幸福的画面。”因为家境贫困，他甚至想过去死。如今，他已成为中国文坛的常青树。

四十多年来，他创作了一千多万字的小说、杂文和影视剧本，是当代作家中无可争议的高产作家。他开了知青文学创作的先河，以自己在北大荒的知青岁月为灵感，相继创作了一系列小说。他的《今夜有暴风雪》被视为“知青小说”中里程碑式的作品，在读者中引起强烈共鸣。后期的作品则将目光投向了社会最底层的平民生活。根据他的小说改编的影视剧如《雪城》《今夜有暴风雪》《年轮》《知青》等，总是能够成为大街小巷热议的话题。他仿佛是时代的书记员。

出身贫寒的梁晓声，始终在为社会底层的人们奋笔疾书，他一方面质询、批判着社会不公，“若穷人的孩子永远像父辈一样在穷困之中挣扎无望，这世界是该趁早毁掉的。”一方面又追寻、捕捉着人性之光。他曾引述托尔斯泰评论高尔基的话说：“那样的生活足以将您变成贼、骗子或杀人犯，而您却成了作家。您使我无法不对您深怀敬意。”

朗读者访谈

董卿：一说到家，您首先想到的是什么？

梁晓声：自从家产生了，就产生了最初的家庭伦理。全部人类文化的这棵大树都是在家这个根之上生长起来的，然后结出宗教的果实、哲学的果实、文化的果实、科技的果实，因此没有家几乎就没有文化这一棵大树。

董卿：所以在您看来，家是一个非常深远的话题。如果归结到个人的话，您自己的家给您带来的是什么样的影响？

梁晓声：谈到我自己的家的时候，它是关于贫穷、愁苦、无奈这些词汇的一种注脚。

董卿：像这样的词语，用它来形容自己小时候成长的环境，可见当时的家真的是没有给您留下太多美好的记忆。

梁晓声：我的家最早是在哈尔滨市的一个叫“安”字片的地方，街道名叫安兴街、安化街等等。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时候，是由从苏俄流亡到中国的最底层的侨民建立起来的。后来他们回国之后，中国闯关东的，我的父亲那一代山东的移民，就成了那个片区的主人。哈尔滨市像这样的片区至少有十几个。

我父亲是中国第一代建筑工人。六十年代初的时候，他就到大西北去了。之后，我的母亲为了挣十七元的工资，也参加了工作。我还有一个哥哥，哥哥有的时候睡在学校里。那时家里既没有哥哥，也没有父亲，还没有母亲，我也只有小学三年级，弟弟妹妹们那么小，像小猫、小狗一样看着我，然后我去上学，有时候真的做不到。因此，我便常常逃学。

董卿：一个妈妈带着五个孩子，丈夫常年不在家，那是一种什么样的艰苦的生活场景！很早以前看过您写的一篇文章《过年》，说您最不喜欢的就是过节、过年，因为到那个时候总是会看到母亲鼓起勇气但是又实在没什么勇气的样子去借钱。

梁晓声：对。因为我父亲每个月只能给我们寄回家来三十元，但是随着我哥哥上学，我也上学，然后两个弟弟也先后上学了，就必须去借钱。学校里有的时候要组织同学看一场电影，然后要写观后感，我大抵是只能写读后感。那时候看一场电影只要五分钱，但这五分钱你是很难向母亲开口要的。因为五分钱可以买一小碟咸菜，够一家人吃两顿。

董卿：您的母亲是一个目不识丁的人，那您对文学的热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梁晓声：我非常幸运。我的哥哥有一个同学，他们家里是开小人书铺的，我经常要求哥哥借来给我们看。还有就是我哥哥的中学课本，课本里居然有《孔雀东南飞》，有《希腊悲剧故事》，有闻一多的诗，有鲁迅的杂文，还有《鲁提辖拳打镇关西》《岳飞枪挑小梁王》。

董卿：您记得这么清楚，是不是因为当时这些文字为您打开了另外一个世界？

梁晓声：那是一个文艺生活内容非常匮乏的时代。人类只有在这个时候和书籍的亲情是最紧密的，因为书籍那时候成了一切文化的载体。

董卿：它可能让你在一个很贫困的时代，无论是物质还是文化都很匮乏的时代，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世界。

梁晓声：当现实生活过于逼仄、物质过于贫乏、文化也过于板结、文艺内容过于单一的情况下，人本能地去寻求一个超现实的所在。但是，那时候我没有向母亲要过钱买书，而是捡钉子、捡鞋底、捡牙膏皮，捡一切可卖的东西去卖。只要凑足了一角钱，就可以买你想买的书。我们哈尔滨有的地方是坡地，脚夫拉车的时候非常吃力。我们那时候愿意做的事叫拉脚套——自己做一个钩子，拴很长的绳子，守在坡地的下边，看到脚夫上坡的时候帮着拉上去，人家可能会给你两分钱、三分钱，就这样攒下来买书。

董卿：对于你喜欢看书，妈妈是怎么看的？

梁晓声：在读书这件事上，她对我们是绝对的好。比如我去买粮、买煤、买劈柴，只要剩下三四分钱，母亲总是说你留着。我就到小人书铺去看书。我父亲是反对看闲书的，但是我母亲本能地知道，闲书里一定是有做人的营养。

董卿：从看连环画到看哥哥的课本，到后来建立了一个自己的精神家园。

梁晓声：我特别感谢书籍，使我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所作所为跟别的青年不一样。比如说我从外地回到母校的时候，在楼道里看到我的语文老师，她已经被剥夺了教师的资格，在打扫厕所。那么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这个教过我的女人，需要我比以往更郑重地叫她一声“老师”。我退后一步，很恭敬地给她鞠一躬，然后说上一句：我们全家都问您好。我们语文老师后来一直记着这件事。

董卿：我们应该为当年这个青年的举动鼓鼓掌。

梁晓声：是这样，董卿，当书改变了你的时候，你再看这个世界的眼光是不一样的。我朗读的是我被收入课本的关于母亲的一段文字。我个人觉得，我的母亲、我的父亲其实未尝不是我们这一代许多人的父亲和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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