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鸭绿江流域经济文化的发展

☆张钟月

作者简介

张钟月,女,生于1984年,中共党员。毕业于东北师范大学,获历史学博士学位。2016年任山东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区域史。主持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山东省“传统文化与经济社会发展”专项课题等课题多项。清前期,地处中朝边境的鸭绿江流域因清廷长期厉行封禁政策,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相对缓慢。随着辽东地区荒地的逐步开垦,关内流民冒禁潜入鸭绿江流域私行采参、垦荒、伐木行为逐渐增多。清政府对东北地区的弛禁和清末民初移民实边政策的实行,关内移民不断涌入,使当地经济、文化发生了深刻变化,表现为农耕、渔猎等多种经济、文化相互交融、共存。

一、农村与城镇经济互为依托

鸭绿江流域属长白山区,森林、天然植物、野生动物等资源优势,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曾是当地居民赖以生存的基础。晚清兴起的城镇经济,长期以农业资源为基础,形成了农产品初等加工业,如榨油业、酿酒业等。随着经济的发展,在部分地区,手工业生产从农闲期由事家庭手工业向完全脱离农业而独立经营演进。如食品行业中的磨坊、烧锅、豆腐房等；服装行业中的成衣铺、皮靴店、皮铺、绸缎庄、靰鞡铺等；手工制造业中,如制造传统农具的铁匠炉等；其它还有纸坊、香铺、药铺等；逐渐向近代工业演进的茧栈、丝厂、油坊等。农业与手工业日渐分离,集市贸易日渐隆盛。城镇经济还带动了航运兴起和商埠开辟,丰富了长期以来较为原始的社会经济产业结构,在人参采植、伐木、狩猎等传统产业的基础上有较大进步,但仍缺少新型支柱型产业。

1.农业。鸭绿江中、上流域几乎全属山区,土地贫瘠,农作物种类较少,种植大宗者,为玉米、大豆、小米。鸭绿江及其主要支流浑江、叆河附近,一般在每年的结冰期,当地市镇附近居住的农民,就将自家的大豆及其他杂粮,除了预留自家食用部分外,剩余的全部通过马车或牛车运送到市镇内所设立的市场,进行售卖,往往在阴历年到来之前形成一片繁盛的场景。

2.柞蚕业。据《奉天通志》记载,1908年,安东县已有蚕场20处,养蚕户912户。1917年前后,养蚕户增至10539户,收茧22000石。柞蚕业的发展对蚕茧制丝业的技术改良和进一步发展有一定的推动作用。缫丝工厂一经出现,养蚕业与缫丝业的社会分工显著。柞蚕业、缫丝业的发展还助推了本地丝绸工厂的创办。据《满洲柞蚕》记载,1919年至1926年,“安东县境内先后开业的丝绸厂17家,合计资本金121200元,拥有168台机器,年均生产丝绸31700匹。”这些丝绸厂所产丝绸远销欧美,供不应求。

3.矿业。移民的迁入也带动了矿业的发展。该地区矿藏丰富,主要有砂金、煤、铁,以及铜、铅等,储量俱属可观。鸭绿江砂金的淘采,主要始于19世纪初期,在通化、浑江、长白、桓仁等地,山谷中、江河边,仍可见到残留着淘金的遗迹。金矿以安东地区的黄矿岭最为著名,矿工最多时三四百人左右。民国年间,当地已出现一些规模较大的铁矿、铜矿发掘点,代表性的有大栗子铁矿、临江铜矿等。

4.商业。鸭绿江沿岸各处货物中转地和集散地的大宗出口商品,是以粮食为主的农产品,运进的商品,主要是布匹、煤油等日用品。如辑安县境内的外岔沟、宽甸县境内的长甸河口等地,水路交通较为便利,成本比陆路运输更为低廉,输出入货物逐年增加,形成了各县境内主要的货物集散地。19世纪80年代,宽甸县境内的长甸河口只有两三户人家居住；到了20世纪初,因与安东县之间的货物运输来往频繁,这里俨然成为该县最大的物资吞吐港和中转市场。有了水上运输的带动作用,为往来客商提供打尖住宿的大车店、客栈、饭馆等产业都在此落脚,居民数量增加至近百户,巡警局等机构也逐渐设立起来。20世纪初,安东等地都成立了商会。此后,商人群体逐渐联合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定期举行会议,管理有关事宜,并在各乡繁荣地点设商会分事务所,对该地区工商业的发展起着一定的推动作用。

二、民间宗教信仰的多元化

关内移民把一些民间信仰移植到此地,同一时期,回教信徒人数较少,但亦已遍布各地。此外,佛、道宗教势力也在东北地区有所流布。约而言之,至民国年间,鸭绿江流域的移民社会中,宗教信仰方面寺庙供奉神祗的杂揉化与个人信仰的多元化特点日渐凸显。

1.萨满教。东北是满族聚居地,萨满教流布有着悠久的历史。《满洲地志》有云:“萨满教未行时,无所谓宗教者。宗教之传,即萨满始也。”满洲居民所信奉的萨满教经历了自然崇拜、图腾崇拜及祖先崇拜的演变。满族萨满教,祭祀和跳神是主要的宗教活动。“满人病,轻服药而重跳神,亦有无病而跳神者。富贵家或月一跳,或季一跳,至岁终则无有弗跳者”。清末至民国年间,满汉交融,畛域日消,萨满宗教活动的举办较之清代前中期稀少许多,但部分满族聚居村屯,仍时常举行各类萨满祭祀活动。

2.基督教(天主教、耶稣教)。据记载,通化地区在清宣统朝以前就建有多所“天主堂”和“耶稣堂”。民国初年,辑安县境内有一处耶稣教堂,当地多有崇信者。晚清的天主教和耶稣教信徒已达到一定的规模,据统计,天主教信徒超过200人,耶稣教信徒则达到千余人,发展尤为迅猛。

3.伊斯兰教。清代以来,迁居此地的信教回族越来越多,在回族聚居的各城镇、乡村,也可见到少数清真寺的修建。早在清乾隆年间,凤城地区就有清真寺建寺的记载。清光绪年间,安东、通化、临江等地也都建有清真寺或礼拜寺。

4.佛教、道教以及民间信仰。当地佛、道建筑寺庙、道观修建时间较晚,数量较少。民间信仰方面,许多来自内地的汉族,把内地的一些民间信仰也移植到迁入地,结合当地的自然与社会条件,创造出许多新的崇拜对象,出现了民间信仰。由于生存环境的天然恶劣性、从事开发和劳动要承担较大的风险,移民自然而然地选择了很多先辈崇拜的偶像,久之就作为信仰,或成为某一行业的开山鼻祖、祖师爷等。在开工前进行隆重的祭拜,求得祖师爷的庇佑,可以出入平安,行事顺利,发财等。山区生活的移民较多崇信山神,如挖参的拜祖师爷“老把头”孙良,也是木帮们信奉和拜祭的祖师爷。在移民遗留的一些传说中,常能见到此类形象。据记载,上游长白县一带,民间自古就有敬山神之俗,“沿及至今,穷山邃谷之中比比皆是。长白有王姓名诚者,由山东到长(白县)三十余年……以垦荒余资自修小庙一座。世俗信仰山神,即此已可概见。”从遍布各县境内的观音庙、关帝庙等等可以看出民间信徒之众,如《通化县乡土志》中记载,在城西关、小罗圈沟、二道沟等地分别建有关帝庙一座,在东江沿、二道江下等地各有龙王庙一座,在城后北山根、三界岭等地分别有观音庙一座。又如《临江县志》所载县城内的一座关帝庙,“大殿三间,系住寺道王元福于清光绪二十七年募款所修。民国二年住寺道柏清修,又向各界募款增修东西廊各三间,大殿东火神庙一间,去岁,本城事变,东廊被焚,经道人王嗣亮以私款重修,院内建石碑一座,大门匾额题曰万法宫,为临江最古之庙宇。”

三、当地语言与民歌

清末以来,因人口迁徙频繁,山东、河南、河北等地外来人口带来了家乡方言土语,各地区居民交流中,语言上的碰撞交汇随即出现,以致当地各处方言词汇,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

1.满语借词。鸭绿江流域各县市的地方话中有大量词汇受到了满语的影响,是从满语演化而来的。以宽甸县为例,因满族人聚居较多,在日常生活中保留下来很多满语借词,俗称“土语”,又称方言,与普通话有着一定的差别。流传较广且比较常见的如:“熊人”,汉语的意思是不守信用；“老鼻子”,是指很多；“秃鲁”,是指事情未办成；“没咒念”,就是没办法的意思。又比如通化县等地,通常习惯把治病叫扎估(zágū)病,这里的扎估(或孤),其实就是满语音译而来。又如,磨即,其实出自满语moji或moduo。同时,满族语言中的称谓用词受汉语的影响也有很大的改变,一般年纪较大的还称呼父亲为“阿玛”,称呼母亲为“讷讷”,后来大部分满族人并不这么说了。

当地还形成许多以满语命名的山、河、聚落等地名。如丹东辖境内的鸭绿江支流之一叆河,满语称叆哈河,今更名为爱河。叆河,就是满语“爱哈”的音译,意即琉璃或明亮清澈之意。又如:宽甸县境内的白石砬子山,满语谓固拉库崖,意思是峻峭的山峰。再如:青椅山乡赫甸、长甸镇赫家堡等许多个聚落,都是以满族姓氏命名的。

2.关内汉族方言。山东等地的关内汉族移民带着他们的方言和风俗,一同迁移到了该地区。盖因移民来自不同的迁出地,分布不同,各省内地方言流传下来的也不尽相同,因此关内汉族方言有东北官话和胶辽官话之分,有时也不做细致区分,如桓仁县,“居民除本省人外,山东人居多数,故其音闻均系北方之官话”。如在通化等县市,把吃饭称为逮(dǎi)饭；说“蒙了”,是指分不清东南西北。

3.地方民歌。汉族民歌,主要以劳动号子为主,也有山歌、儿歌等,如二人传中的《小拜年》等一些风俗小调,知名度较高。满族儿歌如《摇篮曲》、《小白鸽》等,体现了满族民族气质和生儿育女、望子成龙的心愿。此外,还有一直为民间传唱的祝歌、祭歌等。其他如朝鲜族的《阿里郎》等都是民歌的代表。这些民歌有着强烈的民族色彩,大多节奏明快、个性鲜明,情感丰富,是移民留下的珍贵的精神财富。

四、行帮文化

移民的大量涌入,促进了当地经济文化的发展,当地逐渐形成了一些经济、文化中心的城镇,主要有两个特点:“一是烧锅、当铺、杂货铺与人参、皮货、牲畜业,是构成经济的主要支柱。二是各城的商人和手工业者,很少是土著的,大多来自关内山西、山东、直隶、河南与福建、江浙等省,逐渐成为山西帮、山东帮、河北帮、福建帮、江浙帮等行帮势力。”

1.木帮的由来。行帮文化由来已久。恰如有学者所言:一个人进入危险的大森林无法生存,只能组成“一帮”人进山,于是民间把这种社会组织叫“帮”,伐木的叫木帮,淘金的叫金帮,挖参的叫参帮,此外还有丐帮、匪帮等多种行帮,构成特殊的进山团队,形成特殊的东北文化系列。移民初入深山,或采猎伐木,或种地为生,原本没有伐木的团体。清末至民国年间,木把在伐木、放排、生活中,逐渐形成木帮这一群体,孳生出木帮文化,是当地行帮文化的典型代表。

“携斧入山从事伐木者曰木把”。在森林中采伐木材的人,统称“木帮”或“木把”。木帮,包括从事伐木的人群,和从事流筏运输的人群,前者被称为木把,后者通常被称为放排人或排工,又以前者来概括二者。他们多半是山东、河北等地的贫苦农民,因家乡受灾,衣食无着,甚至无家可归,其中一部分流落到长白山区或鸭绿江流域。到19世纪初,这类流民,时日长者甚至达到第二、第三代,他们大都务农。更多没有家口的强壮劳动力则靠进山伐木或下江放排谋生。

2.木帮的发展和生活。据记载,木把“每年九月初间率领多人(十人以内)入山,盖屋修路,十一月顷着手伐木,或用斧伐,或用锯截,伐采之后,将木材载于爬犁(雪车或曰橇)用牛运往江边。运到之后,按排编筏,大木以十四根,小木以十六根为一列,其两端凿小孔,穿以横木,坚为连结者,称为一截,三截连结者,称为一头,三头连结者称为一批,二批连结者称为一排,即一筏也。”史载,到伐木时节,长白山一带常聚集“数万木工”；“通化、临江以上,我国业木把者为多……此种木把入山采木,三五成群,所伐之木,以人力拖至江岸,顺鸭、浑两江流放下”。放排的木把,是从上游长白县顺江而下,一直走到安东县沙河口地方,旧时在大东沟一带,全长约八百公里,通常需要耗时二、三个月才能抵达。

木帮的收入不稳定,依木价高低而定,一般较少,生活很艰难。据记载,清末时,“木匠有头,铁匠有头,棚匠、鼓乐、官匠、乞丐、屠户与木炭等,无不有头。各头至供给于官者无几,而勒索于民者无底止矣。”可见,当时以木帮为代表的移民生活之艰辛。除了受剥削之外,伐木和放排还时刻面临着生命威胁。鸭绿江上布满了哨口、险滩和暗礁,放木排的木把一不小心,就会粉身碎骨,葬身江底。

木把的聚集,刺激了鸭绿江沿岸一带相关产业的发展。同时,由于木把多为单身无家,精神亦无依靠,也产生了一种木把和当地少数女性移民群体相互依存的生存方式。每年一到木排下来的春夏季节,位于鸭绿江口的安东地区,“人口骤增至四五倍,各处商贩亦均是时至”。大街小巷到处都是木把,除了各种客栈、店铺接待木把外,家家都“接待”木把。部分女性移民与木把的这种生存状态也是当时社会的悲剧。

3.木帮的影响。木把大量进山、木帮的发展壮大吸引了各阶层行业人员的到来,带动了航运业的发展和贸易的兴盛。例如通化县的“木植,每岁运至安东县、太平沟二处,销行三千余簰(排),每簰一张,约计五百料。”又如“临江县民,身为木把者十之五,贷款于木把而取息者十之三,仰食于木把者十之二”,以致当地传有“年岁丰歉问木把”的俗谣。木税占当地县市赋税的大多数,对城镇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

受日俄战争的影响,木业衰退。日俄战后,控制鸭绿江上游的日本借军用之名,遇木把运出之木植,尽行劫夺。自光绪末年,日本政府当地开办木植公司以来,禁止中国人自行伐木,且颁布了种种苛刻规定,木把们不得不受雇于日本人,收入愈发少得可怜,木帮的利益受到很大损害。《白山纪咏》有云:“猫山(猫耳山,即今临江境内帽儿山)鸭水(鸭绿江)木商多,半是华工半是倭。”木帮逐渐走向衰落,当地林业经济深受影响,致使城市出现萧条之象。鸭绿江流域“料房倒闭者半,木把数万辍业。三年,市况大惨,影响及于关内”。随着近代科技和文化的发展进步,行帮文化也逐渐衰落了。

据曹保明对木帮的专门研究可知:移民们在严酷恶劣的自然条件下,为求生存而制定帮规,倡导团结相助,具体规定细致到行业说话的特定语言及语气、劳动生产的形式和方法,逐渐形成了行帮。伐木与挖参、狩猎等一起,衍生出了特有的行帮文化。木帮文化中的很多内容产生于原始的思维形态,既有宗教意义,又具有科学道理。木帮的劳动形态、群体认同和生存文化是东北文化的组成部分。

(本文摘自《清代以来鸭绿江流域移民研究(1644-1931)》(山东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八章第二节和第三节的内容,有删改,并省略注释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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