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直公之“直” ——《王东槐传》代序

从有科举制度以来，滕州(原滕县)有据可查的进士共出过49名，以清朝考取的最多，连文加武共计22人。其中滨湖盖村的王东槐因品学出众，37岁时被钦点了翰林，49岁时晋升为内阁侍读，取得了“上书房行走”的资格。所以在其故里乡间，生前被通呼为“王翰林”，佳话传颂为“帝师”；逝后，清廷取“勤学好问曰文，敏行不挠曰直”之义，给追封了个“文直公”的谥号。按当时的“奖惩条例”，这种以“文”字打头的褒奖，虽然是专赐给翰林出身的文职官员的，但在清朝由兴到亡的300年间，能够有资格得到“文”字后面带“直”字的殊荣的，只有王东槐一人。

王东槐出身寒门，先辈以诗书继世、忠厚传家，但均“潜德未仕”，属于“朝里无人”的草根一族。在“朝里有人好做官”的年月，如无后台可依、高枝可攀，要想出人头地走仕途之路，只能靠磨穿铁砚、坐折板凳腿、“忍痛致力群经”的苦功夫、硬功夫。王东槐十来岁时死了爷爷，十七八岁时死了父亲，待而立之年后进士及第时，已经是有四个孩子的人了。他一个人既要挑起柴米油盐的生活重担，又要面对乡试、府试、殿试，一路闯关夺隘鱼跃龙门，可想当时文直公的脊梁也一定是挺得笔直的，不然也会被压趴下。

敏行不挠曰直，率行无邪曰直。王东槐以戆直称世，说白了就是刚直得憨厚。比如，朝廷财政吃紧，皇上想提高税收，满朝文武听了都拍手叫好，认为工资起码又可以普调一级了。独有王东槐“动色相戒”，站出来反对，说搞好治安等于增加一成税收，兴修水利等于又能增加一成税收……算来算去，增加的数竟比要摊派下去的数多了一大截子。官员们傻了眼，只好另辟蹊径，在地下矿藏“广兴开采”上寻找财路，没曾想话没出口，王东槐就掏出了《请缓开采》的奏折，一针见血地指出：“矿砂乃天地自然之利，非人力种植可得”，如大肆开采，难“保其生生不息”的生态，何况热衷煽动滥采者上无“廉吏”，下无“良民”，利害难测。王东槐如此三言两语，便断送了满朝蛀虫“吃祖宗饭、造子孙孽、发矿藏财”的美梦。

最能说明王东槐直得憨厚的是身居庙堂之高，心不开窍于官场潜规则。有道是“兔子不吃窝边草”，他却不分“窝边” “不窝边”，该吃就吃。由于清政的腐败，盗匪横行、民不聊生。王东槐目睹山东官场颟顸无能、贪赃枉法，滕县衙门公然提出“盗贼抢了知县赔”的花钱买太平的损招，对盗贼一味放纵。王东槐细访民情为民鼓呼，一竿子戳了曲阜、临城、峄县、沂州等15个州县的马蜂窝，指名道姓地揭了他滕县老家的官桥、级索、南沙河、东郭等地八大要案的盖子，得出了“山东一省，半成糜烂”、“一县如此，他县可知”的结论。历代封建王朝，虽说是“伴君如伴虎”，如事态一旦发展到了危及“虎”的长治久安，“虎”也会发威的。由于王东槐这一斧子力度大、下手狠，挨砍的又包括巡抚、按察使、直到他家乡的父母官。所以老虎一声吼，提溜出来一嘟噜耗子、苍蝇，引发了山东官场的一场大地震。

君明臣贤的政治结构是中国人梦寐以求的向往。君明归于兼听，臣贤贵在直谏，遗憾的是这种“优化组合”的概率在历史上很低。不仅明君少之又少，像王东槐这样“行足以砥世，学足以润身”，“不以私意为褒讥”的犯颜直谏，能称得起“上上直”的诤臣的更少。

都说“人之初，性本善”。其实，善者大直、直者大善、善直难分。施善司直，斯为大德。昔日“德”字的古写是上“直”下“心”、以“直”为主题的结构搭配。如果就王东槐而论，说“人之初，性本直”最为相宜。不然，史书何以有“天地长存忠义心”之论，誉王文直公“直声闻中外”、“直声震天下”呢？

鲁南滕州城的西门里有一古典建筑的庭院，大门上方高悬着清朝皇帝亲笔题写的匾额，上书“清授中议大夫王文直公专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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