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生活36计之八 有一种生活，叫画中三农

孙小荣

真正懂得旅行的人，绝不会让自己的身体与灵魂停留于景区，而是会突破被刻意安排的空间，在城市街角、郊野乡村自由行走，邂逅不经意的奇遇，接近一座城市或一个村庄的日常生活实质。这样的旅行，才能摆脱千篇一律的旅游，在人与人、人与物、人与自然的互动或凝视中，留下美好的故事和回忆。

有些人，去过的景区再多，也不过是个游客；有些人，走了很长的路，遇见很多的人，经历了很多的事，成了旅行家。区别就在于，游客是浮光掠影的路过，而旅行家，深入了别处的生活。

在日照，如果你不满足于蓝天、碧海、金沙滩的浪漫享受，可以随时抽身而退，隐身茶园做一天茶农，或者遁入山野，体验另一种乡土生活。每个村镇，几乎都能意外地相遇一些奇人，走近他们，你就会发现日照生活中丰富多彩的绝活儿。

编织快乐

在岚山区黄墩镇任家董旺庄村见到辛本喜时，他正一边哼着小曲儿，一边编织一件蓑衣。

那天下着雨，不能出门干农活儿，辛本喜就在大门洞里撑起支架，做起手工活儿。学会草编这门手艺已有40余年，40余年来，辛本喜的生活大致如此：农忙时下地干农活儿，农闲或是雨天，就待在家里干手工活儿，这叫农工两不误。

在乡土中国，如果一个农家希望日子过得丰盈一些，人缘好一些，除了种好地，还得学会一门手艺，做木工的，砌泥瓦的，懂风水的，会编织的，善裁缝的，掌勺的，打铁的，磨刀的，锔瓷的，说话的，跑腿儿的……一个村庄就是个小社会，家家有绝活儿，户户有分工，优势互补，形成协作。

如果木匠得罪了铁匠，木匠的铁具坏了，铁匠不给修，铁匠要修房盖屋，木匠请不动，木匠和铁匠就只能舍近求远，去别的村里求助外人；如果裁缝和厨子闹不和，厨子家就不能就近做衣服，裁缝家有个红白喜事，也没人掌勺做酒席，同样得求助外人。而当你搞不定身边人，为了某件事求助外人时，外人会说，你在本村活不好，即人缘不好，不会做人，才不得不舍近求远。这样的评价实在是有辱尊严。

因此，在一个聚落里，你需要我，我需要他，他需要你，谁也离不开谁，邻里之间就会相互谦让着、互敬着，构建起一种稳定、和睦的相互依存关系。

农民辛本喜在20岁出头时，学会了编织，他就是农民中的手艺人，能赢得别人的尊重。曾经的农家，少不了斗笠、蓑衣、蒲团，更少不了背篓子、菜篮子、筛漏子、食盒子、竹筐子、簸箕子、花瓶子……这些物品形态各异，各有用途，是农家生活的必需品。

很多人知道蓑衣，或许是源于柳宗元的诗句“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在没有雨具的年代，斗笠和蓑衣就是防雨的必需品，家家户户都得备用。蓑衣是草编，斗笠是竹编，辛本喜不仅会草编，还会竹编。可想而知，如果过去该村有人惹辛本喜不高兴，下雨天可能就得淋雨，忍受冷冷的冰雨在身上胡乱地拍，暖暖的眼泪在脸上悲伤地流。

草编的蓑衣得用?草，有野生的，也有种植的。辛本喜是草编专业户，对?草的需求量大，每年的春天他都会种植一块，秋季收割，得阴干，不能暴晒，阴干的?草经水浸泡之后，更具柔韧性，编织起来更轻柔温顺。

蓑衣从领口到下摆呈扇形，编织过程是从领口启，打结需要细而密；中间需逐渐呈放射状加宽；下摆收，收结必须宽而紧。整件蓑衣编织完成需要打上千个结扣，严丝合缝，密实紧凑；不仅如此，蓑衣还需美观，打结扣要打出花儿，不管怎么看都是整齐有序的菱形网眼。编制完成之后，还需在蓑衣上面叠压数层?梗，雨水才能顺着?梗往下滑，而不渗入里层，达到密不透水的防雨功能。

每个结扣，每道工序，都是手上拿捏有度的力道功夫，不是一般人能够做到的。但辛本喜双手交替翻飞，轻松自如，跟我们说话时，眼在别处，嘴在动，手不停，如同我们敲击电脑键盘时的“盲打”，辛本喜达到了“盲编”的境界——— 心里有数。

辛本喜家最大的一间房里，堆放着他的各种竹编作品，竹筐、提盒、竹盘、鱼篓、果盘、花篮、花瓶、猫笼、蒲毯、笸箩等，小巧玲珑，做工精致。辛本喜说，这些都是他“改良”过的，以前村里用的比现在的大，如今生活过精致了，工具也越来越小巧了，审美大于实用的功能，但是对手艺的要求，也越来越精细。

蓑衣则完全成了工艺收藏品，辛本喜承接的都是定制活儿，每件能卖四五千元。如果专心编蓑衣，完成一件需要四五天。如果订单充足，辛本喜的日子充满阳光。

当我们向辛本喜提出，让他给我们演示一下如何削出细如线、柔如丝的竹条时，辛本喜冒着雨在屋顶找到一根一丈多长的竹竿。在院子里，他劈竹子时，我听到他轻声哼唱起了歌曲，“我和我亲爱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

这是个编织快乐的老头，名字里都带着辛苦而喜悦的内涵——— 辛本喜，辛苦本可欢喜，不是吗！

绣割幸福

如果辛本喜是从编织中享受快乐的人，那么闫秀荣则是从绣割收获幸福的人，她是非物质文化“割花”的传承人，一位曾经的巧媳妇，将一门即将消逝的手工活儿，做成了一个“双创”产业。

走进位于五莲县中心城区法桐小院，见到闫秀荣之前，我对她的拿手绝活儿“割花”并不了解，仅凭字面印象，认为“割花”应该是割出来的某种花饰。直到看到她手中的作品——— 一双“割花”鞋垫时，我才发现，这门手艺我竟特别熟悉。

法桐小院——— 云智造双创中心是五莲县改造的一个以扶持“双创”项目为核心的创意产业空间，院子里有一棵粗大的法国梧桐，遮天蔽日，故取名为“法桐小院”。作为非物质文化传承人，闫秀荣在这里有一间属于自己的创意工作室。

见到闫秀荣时，这位年近60岁的慈祥老人，正在忙着验货。加盟闫秀荣工作室的老太太、年轻媳妇们，把一包一包的作品拎进闫秀荣办公室“交活儿”，有虎头鞋、虎头帽、鞋垫等，色彩艳丽，花饰图样栩栩如生，又充满乡土质感。当我看到那一双双的鞋垫时，记忆瞬间被唤醒。

在中国北方的乡村，男人不仅需要有体力，还需要懂至少一门技艺；女人不仅要贤惠，也必须学会一门手艺——— 手工活儿，薅麻纺线、裁缝衣服、刺绣、扎花、做鞋帽和鞋垫……在物质贫乏年代，一切都需要自给自足。那些心灵手巧、技艺精美的，会被叫作“巧媳妇”，不会手工活儿的女人，找个好婆家都是比较难的。姑娘出嫁时的陪嫁，大多也是姑娘的亲人自己缝制、馈赠的，大红箱子里压的手工活儿越多，证明姑娘的家境越好。

这些年来，我在外求学工作，每年回家，总能收到一摞姑姨和村里的婆婆、婶子们送的手工鞋垫，花饰有“双喜临门”“龙凤呈祥”“百花争艳”“富贵牡丹”等，都有美好的寓意，那是她们在闲暇时一针一线绣的，也是她们认为最能拿得出手，我也最稀罕的礼物。

因这种鞋垫需要将白布用面粉做成的糨糊一层层粘住，叫“做褙”，压瓷实，放在土炕上烘干，再画样，剪样，扎花，锁边，特别结实，而且吸汗、透气，穿几年都穿不烂。这些年来，我从来不买鞋垫，也不缺鞋垫，而且还有剩余。我把特别精致的挑出来，不舍得穿，存放着，就如同存放着我对故乡的深情记忆。

去年母亲去世后，父亲收拾她的遗物，又从箱底发现整整齐齐的一摞鞋垫，父亲说，那都是别人送的，母亲攒着，还没来得及给我。当我捧着那一摞沉甸甸的鞋垫时，心痛如割花。

因此，当我看到闫秀荣手中给我们展示的“割花”鞋垫时，这些熟悉的记忆猛然袭来，竟让我难以承受。

“割花”与我们老家的“扎花”相同之处，都是要作“褙子”、剪样、画图案、纳绣、锁边。不同之处在于，我们老家的“扎花”虽然图案也是对称的，但需一只一只分开来扎绣，扎绣完成后，正面是非常平滑密实的图案，背面则是凌乱的针线。而“割花”在完成“褙子”后，需要将两只鞋垫对放在一起，然后再剪样、画图案、纳绣。纳绣完成后，是割绒，即用一把薄而快的刀刃，把对放的两只鞋垫从中间割离，鞋垫正面就成为花色一样对称的图案。

也就是说，“割花”是一次纳绣出两只鞋垫，而我们老家的“扎花”是一次只能扎绣一只鞋垫，显然比“割花”多费至少一倍的工夫。

现在，也只有年纪在50岁以上的妇女，还懂得这门手艺。几年前，临近退休年龄的闫秀荣想把这门手艺推广开来，传教下去。在政府的扶持下，闫秀荣有了自己的工作室，如今有20多位妇女跟着她做“割花”，年老的70多岁，年轻的30来岁，她们在家里就能完成活儿、挣到钱，也不影响照看孩子、操持家务。

为了让“割花”产品更贴近市场需求，闫秀荣也在尝试大胆改良，不仅制作传统的虎头鞋、虎头帽、鞋垫等产品，还制作屏风、脸谱、QQ企鹅、奥运福娃等创意产品，花样图案达1000多种。

同时，有30多岁的儿子和儿媳帮助，采用电商销售的模式，开设淘宝等专卖店，在日照东夷小镇、赶海园、五莲山等各大景区开设文创产品展销店。去年暑假期间，销售额已达到100多万元。这无疑增强了他们将“割花”手艺发扬光大的信心。

传统“割花”的样式图案都花色艳丽，寓意喜庆和幸福。“割花”的销路越来越广，生意越来越好，能够重拾这门手艺的人越来越多，闫秀荣的内心也一定是喜庆和幸福的，这点，我们从她坦然、从容的言谈举止中能够感觉得到。

“割花”也叫“割绣”，因为先绣再割，所以，我将这个故事的标题命名为“绣割幸福”，想必更顺应人意。

农民的儿子，农民的画

辛本喜编织蓑衣和闫秀荣制作“割花”的场景，如果让莒县的年轻小伙儿杜加涛看到，想必他会画一幅农民画来呈现，而不会像我这般写数千字，也不能带给读者直观的印象。

杜加涛，出生于1989年，原本是日照港港务局职工，过着一天三班倒的生活。有一次跟朋友去逛日照文博会，意外看到农民画画展，被那种夸张的构图和饱满的色彩所吸引，而且农民画的内容呈现的都是杜加涛特别熟悉的场景——— 农民、渔民的生活。在那一刻，杜加涛有了自己也能画好农民画的冲动。

日照是中国“三大农民画之乡”之一，与西安户县、上海金山农民画构成三种不同地域风格和流派的农民画风，具有深厚的农民画文化底蕴，从事农民画的民间艺术家也很多。

想画农民画的杜加涛经人介绍认识了日照农民画大师厉名雪，开始了他农民画的学徒生涯。从师两年后，他干脆辞职，回老家莒县龙山镇开了个农民画云集馆，召集志同道合的人一起画农民画，云集馆免费开放，并开展免费培训。

日照农民画画家及展馆，主要集中于东港区，莒县原本并无农民画，杜加涛的这个任性举动，等于把农民画引进了莒县，填补莒县的一个文化空白。

杜加涛认为，要学会农民画其实并不难。农民画主要分两个步骤：一是铅笔打底，二是毛笔上色，这是绘画最基础的功夫，小孩子都会。

农民画难在观察力、想象力和表现力。既然是农民画，画的场景就得是画农民的生产、生活场景，这需要平日里的留心观察；想象力就是要有超现实的抽象构图能力，要呈现艺术的想象空间，完全忠实于农民生产、生活场景，那就不是农民画；表现力就是对形态、情态的把握，色彩的调配等，要表现出某种特定场景下的人物情感张力。

我看到一幅“晒粮”的农民画。晒粮是农村秋收时的场景，把粮食摊在地上，太阳晒一阵子，得摊粮，把粮食的另一面翻过来晒。一般要用耙子或者木叉、木锹等农具。

但画面中的老头为了省事，或者为了享受摊粮的乐趣，用赤脚摊粮。老农双手倒背，手中拿着烟锅、烟袋，烟袋上绣着两条鱼。肩上搭着一块毛巾，头上戴头一顶草帽，裤管挽至膝盖，两只赤脚向前移动摊粮。

在粮摊的周边，放着老农的拖鞋、蓑衣、水壶、碗、簸箕，以及一个拴着绳索的石碾、木叉、扫帚等工具，可见他压根儿就没想到用工具。

画面中，看不到老农的面容，但是从他用两脚划过的沟壑，以及他背影，我们能够感知到他喜悦的心情。当我仔细盯着这幅画时，我仿佛能看到老农的两只脚蹚在粮摊上在往前移动。

我甚至能够想见，当老头翻完粮食，返回来时，他一定会穿上拖鞋，披上蓑衣(天热时，蓑衣也能遮阳)，嘴对着茶壶咕噜咕噜猛喝一通，然后点一锅烟，悠闲地守望着粮摊，在烈日下享受丰收的喜悦。

而在另一幅采茶的画中，采茶姑娘们的两根粗大的辫子，竟然翘了起来，头发是黑色的，刘海却是蓝色的。杜加涛说，这就是农民画夸张、抽象的风格，按理说，辫子不会翘起来，刘海也不可能是蓝色的，但农民画就是用饱满的色彩、夸张的手法，来表现农民粗犷的生产、生活场景和旷达豪放的情感，甚至呈现出一种生活场景中不曾有的幽默感，农民画唯独不能含蓄、优雅，隐而不露。

杜加涛出生在农村，从小就在地里长大，对农民的生产、生活场景非常熟悉，平时走过田间地头，看到某个场景，稍微发挥想象，一幅农民画就出现在他脑子里。这也是杜加涛认为自己能画好农民画的生活体验和艺术直感。

在同样的画展上，国画卖不动，农民画却卖得挺快。杜加涛认为，国画需要有一定的艺术鉴赏能力，一般都比较贵。但农民画不需要多高的艺术鉴赏力，因为画面场景贴近生活，人们普遍熟悉，价格一般也不会太贵，所以很受欢迎。

从杜加涛的农民画云集馆开馆到我们访谈时，已经举办了两期培训班，总共60多人，都是比较年轻的人，利用周末业余时间来学习。杜加涛也尝试用农民画的图案，做一些文创产品，比如抱枕、马克杯、书签等，他希望农民画不仅在传承上有更多的人参与，在经济效益上也有更多的转化可能，这样也能吸引更多年轻人从事农民画创作。

杜加涛也是我在日照寻访期间，见到的最年轻的非物质文化传承人。这个白净微胖，性格温顺的年轻人，正在以农民画般色彩饱满的激情和对未来充满无限想象力的艺术气质，开拓着日照的文化生活空间。

三个人物，三种技艺，三种经历，三个场景，他们看似彼此孤立，却存在着偶然的内在联系。我们能在杜加涛的农民画中，看到辛本喜编织的蓑衣，也能在闫秀荣的“割花”和杜加涛的农民画中，寻找到同样的乡土元素，还能在闫秀荣和辛本喜对年轻人传承技艺的期待中，看到年轻后生杜加涛的脱颖而出。

如果把日照比作一幅农民画，他们就是这画中的“三农”，在不同的地方，以各自的方式，坚守和充盈着日照生活的乡土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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