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忠(青岛)
(一)
我第一次见到刘太臻老师,是在1969年的6月份,那是他刚开完九大回来。
我插队李崮寨的时候,他刚去昌潍地区集合,随后又去了济南组成了山东省九大代表。开完九大后,山东的二十七名代表又留在了北京办学习班,随后又在省里和地区宣讲九大精神。所以,一直到了麦收前后,我才见了刘太臻老师。
太臻老师当时还是个没脱产的基层干部,因为他在1958年发愤办起了学校,所以被人敬称为刘老师。这事前面早已讲过,这里就不再重复了,但为了大家听起来方便,以下我改称为“太臻叔”。
记得初次见到太臻叔是个晌午头,我干完活回来吃晌饭时,见一位四十出头、身材魁伟的人,蹲在那棵枣树下吸烟袋。不用人介绍,直觉告诉我这就是九大代表刘太臻。
太臻叔头戴“62制式”黄军帽,两眼炯炯有神,老远就开始端详我。我径直走了过去,很崇敬地问道:“您是刘老师?”
“你是刚来的青年?我听说过你,”太臻叔反问。
“不是刚来,我都来了好几个月了,”我答道。
“虽说你来了好几个月,可咱爷俩不是头一回见?”太臻叔很是和蔼可亲。这初次见面,太臻叔就给我留下了一个和善的长者印象。
在以后的几天里,我和太臻叔迅速地熟悉了起来。
那时候,我也有一顶“62式”军帽,不过帽檐已经磨损,四周也开了线。所以,我特羡慕太臻叔的那顶帽子。
那次,地头休息的时候,太臻叔与几位老汉“啦咕”(讨论)庄稼事,我对他们的对话毫无兴趣,只顾着端详他的帽子,随后又不由自主地去摸他的帽檐。
“年幼的,安稳的,”太臻叔将我的手拍去一边,我安稳了大约两分钟,忍不住又去摸他的帽子。太臻叔察觉到了我的心思,摘下帽子一下子扣在我头上:“企(给)你吧,我就知道你心事帽子。”说罢,又掏出一本《九大文献》:“这个也给你,拿去好好学习。我看出来了,你们组就数你和于延为不愿动脑子。恁俩要向金红卫、曹琪杭、张则和学习,你看人家得点空就看书……”
看来,太臻叔还是不了解我,你提什么也别提学习啊。我一听“学习”二字,就皮肤过敏。
人常说怕什么就来什么,这事还真让我遇上了。
1969年二十大庆,我们组长金红卫代表全国知青上了天安门。青岛报社要来李崮寨采访,五莲县革委对此极为重视,要我们知青组速速写一篇稿件,交到县广播站。
当时,金红卫还在北京没回来,曹琪杭还在日照搞运输,张则和负责山林养蜂,那几天他让蜂子蜇得头大如斗、晕晕乎乎,你说这稿件让谁写吧?太臻叔为此犯了愁。
我记得那天傍晚,他蹲在我们厨房东边的石头上,吸着旱烟袋,似乎在思考着什么。随后,太臻叔把腿一拍眼一瞪:“小高,就是你了,你去写广播稿,平日里看你挺能说的。”
当时,我正和于延为皮打皮闹,突然听到这么一句,我当场愣住了,是说我吗?没听错吧?
还没等我发问,太臻叔又发话了:“明日放你一天假,明傍晚你拿不出来可不行。”太臻叔说完立马走人,连推辞的机会都不给我。
那天晚上,我终于知道了什么是失眠,非要赶着鸭子上架俺也没办法,写不好可不能怨俺。
第二天,我闷在屋里一整天,先在心里将插队以来的事情捋了一遍,不论大事小事、鸡毛蒜皮,我都给列了提纲,什么曹琪杭砍柴砍了手,于延为扛石头砸了脚,“唐老妈”做饭糊了锅,宋庆华手上起了泡,我掉了三枚手指甲,金红卫……
第三天,我又吭哧了一整天终于完稿。还记得瘸腿的“瘸”字不会写,就去问于延为,于延为提笔写了个“跛”字,非说这就是“瘸”,我也就信了他。
虽说完稿的时间超出了一天,但太臻叔还是很高兴,急忙将那四五页稿纸装入信封,打发人迅速送往广播站。县广播站将稿件略作修改后,就连续好几天地做了广播。县里还打来电话,说是写得挺有内容,比空谈大道理好得多。
那时候,全县家家户户都有有线喇叭,李崮寨也不例外。每到晌饭、晚饭时间,县广播站便开始广播。
还记得那天太臻叔在我们的宿舍里,边吸烟袋边听广播,面露得意之色,笑眯眯地点着脑壳:“真没想到小高还会写点东西,以后你也别闲着了,该写就写。”我听了,吓得直冒冷汗。
不知是否与这事有关,1970年秋,太臻叔推荐我参加县里的通讯报道学习班。
(编者注:博文发表于201009-19 05:17:36)(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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