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那段岁月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

上山下乡运动五十周年之际,四位当年到五莲县插队的老知青相聚忆往事

在中国历史上,有一个“特殊”的群体、一个无法再复制的群体、一个当年震动世界的群体——他们历尽千辛,把血汗留在了那片苦涩的田野上,把青春奉献给了共和国最艰难的岁月；担负着新中国的建设者、现代化奠基人的使命；如今虽已年过花甲,却时刻关注着祖国的发展和未来；他们有着一个共同的名字——“知青”。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五十周年之际,近日,记者采访了城区四位当年上山下乡到五莲县的老知青。

响应号召,校友组团上山下乡

12月6日,四位当年到五莲县上山下乡的知青韩嘉彪、张顺庆、崔建忠、于继生在奎文区早春园小区聚会,共同回忆那段难忘岁月。如今,当年还只是舞象之年的他们已近70岁,岁月在他们脸上刻下了沧桑的痕迹。说起五十年前那场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运动,他们更是侃侃而谈。

对于潍坊知青来说,1968年12月22日的那个夜晚令他们终生难忘。当晚的广播中,一条毛主席最新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新闻改变了他们人生的走向。那夜,青年们沸腾了,话题也围绕着“知识青年下乡”展开。

第二天,一群青年聚到一起,经过热烈讨论后,不顾家人反对,毅然决定报名。“当时我们初三毕业一年多了,顺庆甚至已经在单位上班,为了报名下乡,他直接辞了职。”于继生回忆道,为了下乡能在一起,他和张顺庆立即回到母校潍坊三中报名。此时,崔建忠和韩嘉彪作为应届毕业生也在学校报了名。自此,四个青年作为同一批知青相遇在五莲县叩官乡。

从报名到出发不过几天时间,老知青们再次回忆起来,思绪仿佛又回到了那个寒风凛冽、大雪纷飞的冬季。“因为雪太大,我们报名后几天才得以出发,等待的这几天,一群年轻人心里既激动又期待,恨不能立马赶到目的地。”于继生说。

终于,1969年1月5日,在震天的锣鼓声中,几十辆解放牌大卡车载着潍坊市各中学的750余名知识青年冒着刺骨的寒风,经过四五个小时颠簸,到达目的地五莲县,青年们被分别安排到叩官、石场、街头、洪凝等乡镇。

离乡背井,除夕夜房东送酒菜

作为从小生活在城市里的孩子,第一次到山区农村,到处都充满新鲜感。“刚下乡时,知青的生活还不错,按当时的国家政策可吃半年的供应粮,而且还发了生活补助。”于继生回忆道,为了照顾新下乡的青年们,当地村民轮流做饭,大家的心情也舒畅得很。

当年下乡时,知青们大多十七八岁,很多人是第一次离开父母和家乡,来到五莲县没多久,就迎来了春节。节前,为了响应“与贫下中农过一个革命化春节”的号召,青年们写下了不回家过年的决心书,发表在电台。然而,他们的内心也是矛盾的,写下决心书时雄赳赳气昂昂,真正到了除夕那天,心里却不是那么痛快了。

除夕夜,本应家家户户聚在一起吃团圆饭,知青们却因为不能回家而郁闷地早早睡觉。“我特别感激房东陈大叔,当时知青房还没盖起来,大家分散住在社员家里,陈大叔是村里的民兵连长。”于继生说,或许是感受到了青年们想家的心情,陈大叔提着一壶酒、端着两个菜来到知青们的屋里,挨个把他们叫醒:“起来,我和你们过大年。”

于继生依然记得,那是一盘大豆腐、一盘猪头肉。看似简单的两道菜,在那个年代已是农村里最高档的菜肴了。“那晚是我人生第一次喝酒,喝的是五莲县酒厂酿造的高度白酒。第一口下去,就呛得我咳出泪来。”于继生笑着说。

没能在家里过春节,知青们想家想得紧,节后,看着村民们都忙着走亲访友,小于子村的知青们坐不住了。“走,我们回家!”不知是谁先提议,大家立即响应起来。大年初四,他们坐上长途汽车,由于雪大,车到半途就不走了。怎么办?知青们背着行李徒步走了近百里路整整一夜,天快亮时,走到诸城汽车站,然后乘车回到潍坊市区。

自挣自吃,锅贴撒盐勉强充饥

想象中的知青生活是澎湃激昂、丰富多彩的,但理想很丰满,现实却很骨感。下乡半年后,供应粮没有了,国家补助也没有了。知青们要与社员一样靠出工挣工分吃饭,看着身边一些户口没转到农村的知青回了城,留下的那些心里不是滋味。

“第一年,我们每个人分到了四十斤小麦,这还是队里照顾,分的是平均数,还有一些花生和地瓜干。对于我们这些十七八岁的青年来说,生活上完全不会安排,没多少日子,小麦就见了底,只剩下地瓜干。”韩嘉彪说。

一天中午,韩嘉彪散了工回去,洗完手直奔伙房,满心期待地揭开锅,待腾腾热气散去,定睛一看,只见大锅的周围贴了一圈黑乎乎的东西。虽然有些失望,但肚子饿坏了,他试探着揭下来尝了尝:黏糊糊的,一股糊味中带着点甜,原来是地瓜干面做的锅贴。不光没有蔬菜,连块咸菜都没有,大家都觉得这锅贴难以下咽。无奈之下,一个同学从盐罐里抓了几粒盐放在锅贴上面吃了起来,大家纷纷依样画葫芦照着办了。

“那个滋味简直无法形容,是我一辈子难忘的。”韩嘉彪说,到医院工作后,他经常参加农村医疗队到基层给群众查病、防病。1979年参加“全国结核病流行病学调查”时,在村里顿顿吃面粉、地瓜干面、高梁面做的饼。很多人觉得太艰苦,他却觉得和当年的地瓜干面锅贴比起来,这些饭已经是美味了。

干活劳作,没有经验闹出笑话

如今,市民到五莲山游玩,只见山好水好风景好,殊不知,这是当年知青们攀爬过无数次的山,道路上洒满了他们的汗水。在下乡的时间里,知青们像普通农民一样做农活、刨地、挖粪、推石头、上山挑松树枝子。“推石头要把石头码成方,我这个指甲盖就是当年码方时被石头砸掉的。”于继生说着,伸出左手已经变形的指甲给记者看。

在农村,有句话叫“三秋不如一麦忙”,到了收麦的季节,每个人都会特别紧张。割麦子要早起,因为到了中午再割会掉粒。每天清晨4时多,队长就喊大家起床。青年们第一次割麦子时因为不得要领,全都累得够呛,还没干出多少活。正当知青们手忙脚乱时,抬头一看,几个识字班(当地人对未婚妇女的称呼)却已轻轻松松割到头了。“大青年不如识字班”就是当时社员们奚落知青们的话,为此,青年们暗下决心,卯足劲,要挣回点面子,结果是手上磨起了泡,腰累得直不起来,还是被远远甩在了后面。

韩嘉彪说,让他最难忘的是有一次上山推石头,那时刚学会了推“二把手”独轮车,原本还有些新鲜感。韩嘉彪和同学二人共推一辆车,因为是第一次,装车时为了安全起见只装了三百斤石头。下山了,一个人掌车,一个人拉绳,原本以为这样的活比上山轻松得多,一边说着话,一边沿着山路走着。却不想,不知不觉间,小车越跑越快,二人被小车带得小跑起来,最后,车子失控了,拉绳的同学在后面急得大叫:“拉不住了!拉不住了!”看着小车沿着山路急速向下冲,韩嘉彪也没了主意,眼看要被小车拖下山,千钓一发之际,他头一低,手一松,那车子与石头便滴溜骨碌地滚下山去。待回过神来,韩嘉彪才感到脖子后面火辣辣,原来脖子被车绊几乎蹭掉了一层皮。后来当地的农民告诉他们,下坡时不能套绊,遇到那种情况将车子一歪就可以了。大家才恍然大悟,又苦笑不已:“当真是缺乏劳动实践啊!”

心系家人好东西都带回家里

离家三年,最牵挂的还是家人,受限于交通不发达,大家一年最多回家两次。“离开家乡,不能陪伴在父母身边,也帮不上什么忙,心里愧疚得很。”张顺庆告诉记者,为了给家里人带点东西,大家总是把每年分到的花生攒起来,只等着带回家。即便是最困难的日子,也尽量忍着不吃。

“干活的附近有个果园,秋天苹果熟了,红彤彤的真好看,这些东西平时家里吃不到,我想如果买些苹果带回家,家人应该会很高兴。”张顺庆说,有一年秋天,他从果农手里买了一些苹果,放在通风的地方,只等过年回家时带回去。却不想,从秋天到过年还有几个月时间,那时没有冰箱和保鲜设施,苹果很快就腐烂了。

“那段日子,我每天下了工都要去扒拉一下自己的苹果,看看烂了几个,把烂了的啃啃吃掉。”张顺庆说,他每天都祈祷着苹果腐烂得慢一些,可苹果似乎没有听到他的心愿,到过年时,几乎所有苹果都烂掉了。

那个年代,自行车可是紧俏货,送给家人一辆自行车是张顺庆一直以来的愿望,为此,他拼命干活,最后东拼西借凑足了买自行车的钱。怎么把自行车带回家?这也是个问题,没有物流的时代,要把自行车送回家只能靠自己骑。张顺庆谈起骑着车子冒雪回家的场景,漫天雪花迷了眼睛,双颊也被风雪刮到几乎失去知觉,从五莲到潍坊需要骑一天一夜。“晚上要在路边找个地方过夜,又怕车子丢了,就找根绳子把车子系在手腕上。”张顺庆想起当年自己牵着车子睡觉的样子,忍不住笑了起来。

下乡虽苦,精神财富终生受益

生活艰苦,那时农村什么文化娱乐也没有,知青们从家里带去的几本书就是最好的陪伴。结束了白天的农活,夜晚,知青们喜欢坐在煤油灯下看书写文章,这是一天中最惬意、最悠闲的时光了。一本《红楼梦》、一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在大家手里传了又传。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任何一本书是极为难得的。

崔建忠到现在都记得,有一次晚上,大家都睡着了,自己抱着书趴在木箱上,在蜡烛微弱的光照下,昏昏欲睡。半夜,蜡烛融化后点燃了木箱,直到火苗烧到了头发,崔建忠才被疼得惊醒,赶紧呼唤伙伴们灭火。“那个被烧了两个窟窿的箱子我至今留着,每次搬家都带上,看到它就想起我的知青岁月。”崔建忠笑着说。

崔建忠爱写诗,每当感到生活辛苦难耐时,他总写下诗歌鼓励自己,有时还把作品念给大家听,让大伙提提意见。

相比崔建忠的豪迈,张顺庆喜欢把一天的经历记录下来,写到情深处,眼泪就禁不住流下来。50年过去了,几经辗转,原本厚厚的一摞日记只剩下半本残存,张顺庆将它仔细包好放在抽屉里,时不时拿出来看看,回忆那青春时光。

知青生涯结束后,大家纷纷返城,却没有忘记当年在乡下对知识的渴望。张顺庆回到家乡招工后,几乎把全部业余时间都花费在了学习上。下班后,常常在夜深人静的灯下苦苦读书,忙碌着准备这样那样的考试。“回过头来想,一个中年人,再拿起书本学习,与小自己若干岁的年轻同学一起坐在教室里,真的需要很大勇气。”张顺庆说。

上山下乡刻骨铭心,五十年光阴转瞬而过。如今,很多人说起当年的岁月会觉得让知识青年们经受了太多难以承受的艰难困苦,甚至让他们陷入了困境。而于继生、张顺庆、崔建忠和韩嘉彪却觉得,这三四年时间,他们获得了两笔宝贵的财富:一是一起下乡的经历让这些当年同甘苦共患难的知青们结下了深厚友谊,在以后半个世纪的日子里,他们始终相扶相携,不离不弃；另一个是知青经历让他们从肉体、思想、意志都经受了重重磨炼,喝过了这碗苦酒,在后来的工作、生活中遇到任何困难,都再也没能难住他们。

A04-A05版文/图本报记者韩佳

人物简介

于继生,68岁,五莲县原叩官乡小于子村知识青年,退休前任潍坊三中校长。

张顺庆,68岁,五莲县原叩官乡小于子村知识青年,退休前任潍坊柴油机厂驻外办主任。

韩嘉彪,66岁,五莲县原叩官乡叩官村知识青年,退休前任潍坊第二人民医院门诊部主任。

崔建忠,67岁,五莲县原叩官乡下院村知识青年,退休前任潍坊橡胶厂储运科科长。

新闻名词

上山下乡运动(通称“下放”、“插队”),是指上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组织城市知识青年(简称“知青”)到农村定居和劳动的政治运动。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文章引述了毛泽东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随即在全国开展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此后一直到1978年,共有近2000万知青上山下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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