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的泥土第四届日照文艺奖特别奖获得者刘加东访谈

来源:日照日报 2020-07-23 06:24 https://www.yybnet.net/

全媒体记者徐晓清

刘加东，1958年11月出生，日照市两城街道人。任两城黑陶研究所所长，日照市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中国黑陶艺术专业委员会理事。自1992年开始潜心研究黑陶艺术及龙山陶器，积累形成了高超的设计和制作经验，作品先后获得十几项大奖。其中黑陶作品《陶魂》系列曾荣获泰山文艺奖，日照文艺奖特别奖。

若从1992年算起，刘加东从事黑陶营生已近三十年。此前，他还是一位土里刨食的农民。那年，山东大学考古队到两城考古龙山文化，与坐落在遗址内的两城七村合建了一家黑陶厂，当时担任村干部的刘加东自告奋勇，主动负责仿制出土的陶器。从那时起，世代为农的刘加东发现，泥土除了种植庄稼，还能焕发艺术之光。他的人生由此改变。

记者：祝贺《陶魂》系列陶艺作品获第四届日照文艺奖特别奖。

在黑陶界，了解您经历的人，应不在少数，业外的却未必知道。您介绍一下自己迈进黑陶行当的经历吧。

刘加东：我出生在日照两城，这里是龙山文化发源地。记忆中黑陶并不是什么稀奇的物件。小时候，每逢下大雨，经常有一些瓶瓶罐罐的残片被雨水冲到村里。

1984年，我退伍回村，担任村里的计生主任。这期间，时常有专家来两城考古，作为村干部，我有时陪着一起去。这才渐渐明白，那些从小见惯不怪的破罐子，原来是几千年前龙山文化的遗物。惊讶的同时，兴趣也在萌芽。所以，当听说专家要在我村建黑陶厂时，我就主动请缨，并被选中。我的这个举动，在周围引起了不小的反响，很多人不看好，觉得我是头脑发热。

为了能潜心研究黑陶，我辞去村里的职务，放下“铁饭碗”端起了“泥饭碗”，在别人的冷嘲热讽中，一头扎进“泥”里。开始的时候，失败就像家常便饭，“不成器”的时候居多。

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在1993年夏天。那次，我装好一窑，点起了火，刚烧到了一半，就下起了暴雨。当时的窑是露天的，而且地势低洼，水就往窑里灌，我一边撑着大塑料布遮着窑，一边往外舀水……窑烧好了，跟往常一样，我拿石子往窑里一扔，可没有听到清脆的回声，当时冒了一身虚汗，那整整一窑的黑陶就这么废了……

烧窑是个精细活，晴天怎么烧，阴天怎么烧；春天一个烧法，夏天一个烧法，冬天还是一个烧法。这些门道，在我近三十年的制陶经历中一一尝试了。

烧窑不可能每次都成功，我烧了快三十年的陶了，到现在装窑时还是会担心。

记者：当今社会迅猛发展，文化多元已是趋势，黑陶行业未免会受时代影响。您是如何应对的？

刘加东：这是快速消费的时代，很多产业拥有了自己的流水线，批量生产、贴牌加工等也不鲜见。但黑陶的烧制却是个慢活，从陶土、淘泥、饧泥、揉泥到拉坯造型、整型再到雕刻、抛光、装窑、烧窑，每个环节都离不开纯手工制作，无法复制，一个黑陶的烧制过程至少半个月。这时候，更要耐住性子。做工艺品，做文化产业，要的是品牌，靠的是质量，任何偷工减料的行为，最终砸的是自己的招牌。

事实上，日照黑陶在1970年代到1980年代，可谓是风光无限，也就是其发展史上的黄金10年。我入行始于1990年代，那时，订单式加工生产造成的弊端逐渐浮出水面，产品严重同质化、实用性不强、创新能力不足的现象已经很明显。我是“黑陶小白”，如果随波逐流，就什么真本事也学不到。

诱惑不是没有，但我始终清楚自己要的是什么。我自己定位要做一名“陶艺师”，而不是商人。这样的话，我就能沉得住气。这也是我能坚持下来的原因之一。

我的坚守，有了很多回报。那些获奖作品，每一件都是心血换来的。

记者：作为一门陶艺，您觉得黑陶制作的核心是什么？

刘加东：制坯、塑形、打磨、雕琢、窑烧，是关系黑陶成败的几个主要环节，缺一不可。如果非要说核心，那就是文化素养。

我曾在泥花盆作坊当过几个月学徒，可做黑陶毕竟不是简单地做盆盆罐罐，而是要兼顾文化、思想和技艺，是书法、绘画、雕刻等艺术精髓的融合。

而这些，恰恰是我的短板。

因此，我必须加紧补课。“最便捷”的方法就是，“走出去，请进来”。我出去学习，或者请艺术大师来指导。

可以这么认为，在黑陶界，今天的我早就“上路”了。

记者：《陶魂》系列陶艺作品灵感是如何产生，有何寓意？也请说一说获奖感言。

刘加东：这系列作品的灵感来源于“一带一路”伟大构想，以及“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美学精神，得益于民族文化大融合的和谐理念。

这系列作品运用了“一带一路”的标志及代表形象骆驼来串联，凸显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