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用建设措施切莫泛化 ■ 刘 振

国家发改委日前举行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孟玮表示，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要始终坚持依法依规、合理适度，防止信用建设措施的泛化和扩大化倾向。

此番发言可谓直面问题、及时纠偏。这几年，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突飞猛进，尤其是各部门对“老赖”实行联合惩戒制度，构建诚信履约文化、改善营商环境的效果日益凸显。许多地方和行业勇于探索，出台诸如行人闯红灯减信用分、地铁不文明行为纳入个人信用不良记录、失信被执行人子女上学受限等意见或措施，引发热议。有网友建议“行人闯红灯减信用分应全国推广”，也有人认为“社会强制力应为底线而设，而道德是个人修养，关键还在教育”。前段时间，山东日照某教师因用课本抽打逃课学生，被当地教育局“加码惩罚”纳入信用黑名单，因引发争议很快被撤销。此类事件频频见诸媒体，说明有些地方信用惩戒举措并不规范，甚至相当随意，形成的未必都是正面效应。

信用建设的探索和创新是好事，但惩戒措施与公民权利和资格关联度很大，一个人一旦被认定为失信者，就要在一定程度上承受社会谴责、工作生活不便或经济损失等不利后果，付出的代价可能很大，因此对失信行为的界定更应谨慎、科学。无论政府部门还是行业主管者，不能在管理和服务中遇到任何难题都动用信用惩戒这一利器，急躁冒进反而带来一些负面效果。

信用惩戒应保持适当的谦抑性。信用建设应强化，但不等于泛化。现实中个人的不良行为情形不同、性质各异，有的是行为习惯问题，危害不大；有的属于无心之失，并非刻意违约。倘若因为闯次红灯、忘缴水费就被“一处失信，处处受限”，可能人人自危。实际上，针对个人不良行为，还有道德劝诫、行政处罚、民事赔偿等多种手段，例如对在公共交通工具内霸座、吸烟等行为，应首先适用交通或治安管理方面的法规。保持适当的谦抑性，一是当已有的法律法规可以起到惩戒作用时，不必使用信用利器；二是不能将道德文明范畴内所有问题归结为信用问题，不能将信用当成一个“筐”，什么都往里面装。

失信行为与惩戒措施之间应有科学的关联性。立法的原则之一是理性立法、合理入罪、适当处罚，即行为与后果之间要有科学的关联性，符合合理性原则，否则无法服众。例如对于贷款逾期不还者限制其借贷行为，对于有钱不还的“老赖”限制其高消费，这些都是有关联性的，于法于理都能成立。但如果因为交通违章而限制当事人贷款，因为拖欠水费而否定其工程招标资格，显然失信行为的严重程度与惩戒措施的后果不成比例，对当事人不尽公平。何谓“一处失信”，要有法律依据，经过合法合规审查；何谓“处处受限”，也不能漫无边际、任意限制，而要科学界定，有合理范围，否则反而破坏了信用建设的权威性、严肃性。

当事人的权利救济应有规范化的程序保障。信用建设目前正处于地方探索和创新阶段，允许试错，但也应有相应的纠错安排。于公众而言，对信用惩戒的认识多停留于“一句话新闻”层面，鲜有对具体程序、当事人异议权以及相关信息的修正、撤销等具体内容的了解，而这些本是信用建设应有之义。制度是环环相扣的，每一环的完备度和科学性直接攸关它的成败，倘若没有程序正义保障，实体正义也将存疑，信用制度同样如此。通过行政复议保障当事人的异议权，再进一步运用司法手段解决信用纠纷，充分的权利救济和程序保障是防范信用被滥用的制度基础。发改委强调信用建设要依法依规、合理适度，也是在给信用管理部门打“预防针”：惩戒有原则、好用莫滥用，善治需良法、科学树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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