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乡土中国现代性蜕变的痛苦灵魂（下） 论梁鸿的《中国在梁庄》和《出梁庄记》

张丽军

出梁庄：乡土中国城市化的迷途

正是带着这一巨大焦虑与疑问，作为梁庄“女儿”的梁鸿开启了新的追问生命之根和情感魂魄的故乡之旅。梁鸿这次探访的是离家的梁庄亲人所到的城市之地，是作为进城农民工的“出梁庄人”的第二故乡。中国人强调既来之则安之，存身处即是心安处。乡土中国进城的农民工希望能在城市的异乡把焦虑困顿的心灵安放下来，化异乡为故乡。但遗憾的是，农民工之于城市而言，是一种陌生化、他者性存在，无法“心安”也从未“理得”，反而是不断地被污名化、被区隔与遮蔽。这是梁鸿的故乡亲人们，即进入城市打工的“出梁庄人”，也是数以亿万的进城农民工的残酷野蛮、悲哀无助的现实境遇。在梁鸿看来，只有把这部分来到城市打工的“出梁庄人”的生活命运的遭遇呈现出来，这才是一个真正意义的、完整的梁庄，而且也为已经正在凋敝、颓败和日趋消亡的梁庄探索一种全球化、城市化的现代性框架下未来发展的可能性。“出梁庄人”的新生活及其未来发展可能性，不仅仅关系着梁鸿的留在梁庄的老人和孩子的命运，也关涉到古老而辽阔的乡土中国和数以亿计中国农民的未来。

“出梁庄人”如同“出埃及记”中的先民一样，在乡土中国秩序崩溃的生存困境下，到新的象征着文明和现代的城市中国中去寻找新的生机，寻找流淌着奶和蜜的地方。结果他们发现，城市的奶和蜜不属于他们，属于他们的是低贱、劳碌、疾病和屈辱。因此，即使挣了钱，“出梁庄人”依然对所挣钱的地方充满了仇恨和敌意，“大家谈起梁庄，提到梁庄的很多人”，“二哥、二嫂、父亲两眼放光，大家都很兴奋，呈思考状、紧张状和幸福状。梁庄才是他们精神的中心，梁庄的人和事闪闪发光”，唯有“梁庄”才是心灵可以安放的地方。

毫无疑问，梁鸿向我们描述的“大哥”“二哥”是比较早离开梁庄到城市中国各处闯荡历练的老一代中国农民。他们渐渐学到了与这个异质性城市打交道的生存模式，已经安然麻木于这种无奈的、带有某种屈辱性的生活，而把希望寄托于曾经热恋而且至今怀有深厚感情的故乡与下一代孩子的未来身上。梁鸿描述的“民中”这个年仅18岁的三轮车夫，却有着与老一代“出梁庄人”截然不同的生命体验、思维方式和情感态度。事实上，民中等新一代“出梁庄人”是一个心理高危人群。今天的“新生代农民工”即使在“工友之家”这样的力图增进交往友谊、培养现代意识的群体机构，依然感到孤独、无助，成为一群在城市社会空间里游荡的绝不回父辈故乡而无家可归的“孤魂野鬼”。“离弃村落的人们流浪太久了，许多人说不定死在半路上。”如果说老一代“出梁庄人”尚且有个故乡挂念着、眷恋着，那么我们的新一代“出梁庄人”、新一代“农民工”的出路在哪里？未来又在哪里？来到城市寻求新生的“出梁庄人”，依然是城市化的迷途羔羊。

梁庄未来道路的思考

当代乡土中国的最大危机即在于：梁庄人无论是在梁庄，还是出梁庄到城市，都不是真正意义的主人。但拯救梁庄的力量，只能是梁庄人自己，而不可能寄托于外力。事实上，面对黑色淤泥之殇的梁庄，留守的梁庄人依然每天都要承受，都要继续生活下去。梁鸿从众多对话者的抱怨性话语中依然感受到“掩藏在背后的爱与宽容”，“仍然有一种非常细腻的感情”。梁鸿留意到芝婶对留守孙子的“疼惜、怜爱的眼神”，“芝婶绝不是没有意识，她只是把这种疼痛、这种伤感深深埋藏起来。她没有抱住孙子整天哭，也没有对哭泣的儿子过分表示安慰，因为在乡村生活中，她们必须用坚强来对抗软弱”。但对于乡土中国农民而言，“他们不表达，不但对外人，对儿女更不表达。这一切，是属于地层之下的，被深深埋藏起来的，连他们自己也意识不到。乡村的生命，其韧性之大，是与自然界生物相等齐的”。正是这种掩藏于地层深处的岩浆般炽热的情感和与大地万物一样广博深厚的生命韧性，支撑了梁庄人与苦难、血泪、屈辱相抗衡的生命力量和永不停息的日常生活世界。

老一代“出梁庄人”坚忍地生活着，把故乡梁庄作为皈依的心灵家园，把希望寄托在回乡和下一代教育上。新一代“出梁庄人”的生活空间和精神空间更为褊狭。今天的乡土中国也处于经济迅速发展的上升期，我们不缺少“发展是硬道理”的物质发展主义，却还没有形成心灵可以依附的文化伦理和道德规范。梁庄旧的伦理文化正在崩溃，而新的伦理文化还没有形成。这种伦理与文化的困境，才是当代乡土中国的深层精神危机所在。

今日中国知识分子能够做什么？如何呈现今日之中国，如何阐释今日之中国，这是我们最迫切、最重要、最根本的问题。梁鸿的“梁庄书写”提供了这个时代鲜活、微观和精神深度的“非虚构”文本，描绘了“梁庄”乡土世界中的最卑微、最孤苦无依而又最被忽视和遮蔽的“梁庄人”，为我们呈现了乡土中国百年来最为细致真切的灵魂蜕变史。梁鸿的“梁庄书写”已经实现了“让‘乡土中国’具象、个性、丰富”，“‘梁庄’再度成为符号，成为‘乡土中国’的隐喻”。作为当代知识分子，梁鸿以其“梁庄书写”诠释了她对“新命”的担当与思考。

事实上，梁鸿作为梁庄“女儿”叙述身份，不仅为梁庄的“非虚构写作”提供了进入梁庄人日常生活和心灵世界的有利条件，而且为这一非虚构文本注入了饱满的生命之气。“对于乡村书写，乃至对于任何文学作品来说，这种感情都是弥足珍贵，也是构成优秀文学的基本品质。”当然，主观情感的介入也是一把双刃剑，在带来叙事主体的人文关怀和精神元气的同时，也可能危及非虚构写作的客观性尺度和叙事情感的倾斜。可贵的是，学者型作家的梁鸿时刻对梁庄“女儿”身份保持着警惕，尽量规避由主观情感介入导致的叙述局限。梁鸿把“我”与叙事对象的情感隔膜与无可融入的心灵“厚障壁”毫不隐瞒地呈现出来，本身就向书写的客观性品格作着努力。应该看到，这种“非虚构写作”在给作品带来叙述的历史客观性、真实性、民间性和文化性品质的同时，在某种意义上削减了作家审美虚构想象的自由空间，而且难以避免文学性品质弱化的倾向。从本质上说，“梁庄书写”是一种空间性书写，它作为“中国的非虚构文学，其内涵和表现形式，远远超出了西方的同类文学形式的限定”。贯穿全文的是线索性人物“我”，书中真正意义的叙述中心和主角是“梁庄”，一个个人物都是梁庄生命叶脉一部分。梁庄就是“梁庄书写”中的最大主人公形象，是所有现实与精神问题的归结点，也是所有生命发源地和心灵的皈依地。

梁庄向何处去？这是一个没有答案的、没有终结的问题。乡土中国现代转型远远没有终止，梁庄人和出梁庄人在继续经历现代性撕裂痛苦的同时，也将迎来全面挣脱束缚、全面解放的新历史动力、新可能性与新使命。让故乡不再沦陷，留住乡愁，留住青山绿水，留住乡土中国村庄最 微小的文化有机体，阐释和建构从生存伦理到文化伦理的新生态文明理念，这就是今天的“旧邦新命”。城乡融合、共享城市化和工业化文明，建设一个物质适度、精神开阔的“有生命的空间”，这是人口密集型的东亚国家的乡村未来发展的可能性道路。“围绕9亿农民的生活与他们生存价值的重建，乡村建设将具有无比宽阔的空间”，这“不单是一项应对中国现代化挑战的权宜之计，而是关乎中华文明崛起和世界未来出路的庞大工作”。

（作者简介：张丽军，日照人，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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