豆腐老头 □应敏明

16岁时，我高中毕业，被分配到乡下的一家南货店当伙计。当伙计的那些年，有两个老头对我最好。一个是我南货店里的师傅。师傅是南货行的老人，辈分高，手艺好，弥勒一样的面相。而另一个，则是南货店旁的水作店老板，人称豆腐老头。

水作店紧靠着南货店。是四间二层楼屋，作坊则在一楼。一楼有个大土灶，土灶旁堆着成捆的柴火，土灶上有口海口大的铁锅，套个大木桶，用来烧豆浆。作坊的西头，有个圆石磨，直径近一米。灶台的旁边，有个长方形的石板做的豆腐作台，作台上置有三个正方形的木制豆腐格。

那时，豆腐老头已至六旬，身材短小单薄，长脸形，眼睛扁长，常年穿着一身有皱褶的灰旧中山装，到了夏天也是如此。老头镶有两颗金牙，张口时，口中闪有亮光。

老头跟我投缘，每天晚饭后，我总会带上一只搪瓷口杯，到老头的水作店里去坐坐。因为要煮豆浆，水作店里的土灶，一年四季都是烧着的。我喜欢坐在土灶边，柴火的光线，映照着我的大搪瓷杯子，让杯子上“为人民服务”的毛体字闪闪亮亮的。有时，我们两个会说很多话，天一脚地一脚地瞎聊，有时又都一言不发。不过，即便不说话，场面也不会尴尬，似乎相互间有着某种默契。

晚上临走时，我都会把搪瓷口杯放在土灶上。到了清晨，豆浆好了，老头就会拿那搪瓷杯舀下豆浆桶最上面的那一层最浓最香的，给我留着。那是物资匮乏的年月，也正是我长身体的年纪，那每天一杯的豆浆为我打下了好的身体底子。

水作店里有四个品种，豆腐，香干，豆腐皮，空心豆腐。在这一带，老头的豆制品很是有名，他是祖传的手艺。每年到了七月，老头便要到岔路去收购六月熟的黄豆(当地人叫草豆)。岔路是旱地，地阔，日照充足，能种出好豆。虽然六月豆产量低，但做出来的豆制品又韧又香。老头收豆子，一定要亲自去。验豆时，他抓出一把黄澄澄的豆，放几颗在嘴里嚼，豆硬，又能咬嚼出浓浓的豆香，这才是入他眼睛的好豆子。

每天，老头将当年的六月豆早一晚泡上，待泡松开，再放到石磨上去磨。磨细后，装入布袋里，用石头或木棍挤压，把豆浆沥出来，再流入大木桶里。豆浆一定要沥干净，直至布袋沥不出豆浆，只剩豆渣为止。这时，就可以把豆浆放到大锅里去煮了。老头说，豆制品要做得香，三个要点一个不能少。第一是要当年的六月豆，二是要石磨把豆磨细，三是煮豆浆要慢火，要多烧会儿。

豆浆煮熟后，老头便小心地用一只手向大木桶里滴多年的老盐卤，另一只手拿根木棒慢慢搅拌，眼睛看着豆浆在老盐卤作用下结成好看的豆浆花。接着，他就可以开始加工各种豆制品了。

那年代穷，一些村民买不起豆制品，就来买点便宜的豆腐渣吃。有时，老头也不收钱，那些豆腐渣，几乎都是半买半送。我也到水作坊里去捞过几次豆腐渣，带回家，母亲就捞了咸菜和豆腐渣一起炒，现在想起来，早上拌稀饭是最好吃的了。

我在南货店做了三年伙计。那三年里，豆腐老头待我如亲人，我没什么好回报他。好在南货店有酒，老头平素里就好这一口，那时买酒要酒票，但只要老头来买酒，无论有没有酒票，我总会卖酒给他。

豆腐老头孤身一人，以小作坊营生，小本小利，很是辛苦。我纳闷的是，和老头相处三年，从没看见过他的家人来看过他，也从来没有听老头说起他的过去和家事，这让我觉得有点神秘。我也曾听说老头祖上家境不错，家里有好几个子女，都是公家单位上班的。不知真假，我也从未跟老头验证过。

有一年冬夜，豆腐老头生病发烧了，我去看他，他蜷缩在床角，瑟瑟发抖。屋内漏着风，寒飕飕的。老头似乎比平常更瘦小一些，眼睛也较平常要显得浑浊了。他看见我时，竟像个孩子般露出些依靠的神色。那晚，我来回奔了七八里路，去卫生所给老头配退烧药。

三年后，我离开了南货店，和老头便少有交集了。现在，三十几年过去了，老头也早已不在了，但我依然会时常想起他，想起当年。

(来源：《杭州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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