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红色群落的传奇

铁流 纪红建

（接上期）

后来八路军在这一带打鬼子，俺爷爷又跟着出了很大的力。那时有一个抗战学校，这个学校下来人做工作，宣传抗日的。一般人家不敢让住呀，鬼子知道了，不仅咱家完了，咱庄也完了。俺爷爷就敢，他把人接到家里，对陌生人就说是他的儿子，排在俺父亲苗文路，俺叔苗文治的后面，作为老三，并起了一个苗文什么的做大号。俺爷爷还一再嘱咐俺父亲和叔叔，不论谁问，一定要说这是你们的兄弟，要不然被敌人抓住供出来就毁了。

俺父亲苗文路是1945年入党的，是在夏天。当时俺父亲在俺庄西边的一个汪（水库）洗澡时，人家在那里说起入党的事。当时日本鬼子已经攻到了莒县县城，很多人都害怕入党了，但俺父亲入了。俺父亲入党前，俺家里实际上就成了党的地下联络站，俺父亲入党后，人家把他选到村部去了，当村团长，就像现在的村长似的。那时开党员会，俺父亲他们都在岭南头那个沟里，不敢在庄里开。开会布置党内任务，都上那儿去开。后来，鬼子打跑了，又打国民党，俺父亲脚步也没歇，跟着去了淮海战役。俺父亲就是老黄牛，他说不拉到地头不歇息。在俺父亲的招呼下，俺们庄去了好几个，有王安邦、孙彦良好几个人，在外面待了六个月。王安邦是主要负责人，俺父亲是次要的，是个副手。孙彦良叫炸弹炸伤了，抬回来就死了。一次，俺父亲跟房东一块拉呱，敌人扔了个炸弹，一扔扔到对臼（石头做的舂米的工具）上，一声响，把门也炸塌了。王安邦震聋了，俺父亲在堂屋没炸到，把房东给炸死了，那是最危险的一个事。

出夫回家后，俺父亲在庄里当民兵指导员，民兵指导员就是后来村里的书记。干了几年书记，就换旁人干了，他就当一般干部，但还在支部里。以后成立互助组了，他当互助组长。再以后又成立初级社了，又进了高级社，俺父亲都是干普通社员。但他是第一个将自己的20多亩土地和大量的物资捐献出来的人。实行人民公社后，他就在小队里当保管。俺们庄分为一队、二队、三队、四队、五队，共五小队，他在一队当保管。管钱管物，会计管账，吃公共食堂的时候，他也在食堂里分过煎饼，做过食堂主任。俺父亲不贪便宜，家里再穷，也不拿公家一寸东西。他经常对俺们说，公家的东西什么都不能拿，拿了就是犯错误。更何况是一个党员，想都不要想。他一干，就一直干到联产承包责任制，干了28年。

说到这，苗希邦81岁的弟弟苗希臣告诉我们说，俺对俺父亲的情况知道的比较少，打鬼子那会呢，当党员是保密的，不能说。到后来，解放了，能说了，但俺父亲也不怎么说，很低调，只知道跟家里人说，要好好干，从不说他有什么功劳。俺父亲和俺哥太老实了，做事都实实在在，踏踏实实。要是有点能耐的话，不就都出去了吗？哪还会待在这里？

苗希邦做人实在，但与鬼子干起来，一点也不含糊。作为家中长子，他是受父亲苗文路影响最深的一个孩子，并且在建国前就加入了党组织。十三四岁，他就当起了庄里的儿童团团长。他告诉我们说，那时候苗文月非让俺干，苗文月说，这群小孩得找个当领导的，于是俺就当上了儿童团团长。他说，你们好好站岗，别做坏事，别偷营生什么的，光干好事就行。俺们站岗，就是防止坏人进到庄里来。那时从这庄上那庄，过路得有个路条，庄里负责写的。要是没有路条，俺们就不准他过去。俺们手里拿着红缨枪，红缨枪是自己做的。开始用小树做的，砍一棵，把头削削，刻上夹腰，绑上轻儿（当地的一种植物，搓成绳子），染上红色，以后有的是铁的了。俺们当儿童团，没有待遇，都是义务。主要站白天，晚上就是大人站岗了。俺们也就是打探个消息，真遇到大事了，还得靠支部。除了站岗，还送信，这庄上那庄送信。急的，就搁上一根鸡毛，纸一叠，插上鸡毛插上火柴，就一刻不停地送过去。那时，区长薛彦武住在俺家里。一次，区长写了个信，派俺去送，送到夏庄。那里有鬼子，有汉奸，但也有俺的人。俺还是小孩，鬼子不大防备俺。但俺又不能把信直接送到俺的人手里，也不能让鬼子找着。俺就按约好的，到了那里就上茅房解手，实际上是把信搁茅房里，用石头压着。

（未完待续）

新闻推荐

“群众微心愿,党员来点亮”

通讯员严庆年近日,在一个由居住在北关社区的各党组织的党员组建的“北关社区红色一家人”微信群里,不断有红...

莒县新闻，新鲜有料。可以走尽是天涯，难以品尽是故乡。距离莒县再远也不是问题。世界很大，期待在此相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