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的起点》

上期提要:李汉俊跟董必武谈苏俄,谈列宁,谈马克思主义,借给他日文版的《资本论入门》以及考茨基的著作,最终使董必武从三民主义者转向马克思主义者。董必武走上了马克思主义之路。回到武汉,他和张国恩等人商议办学,培养人才。经过四方奔走,终于在湖北省教育会西北角、涵三宫街南面的一条小巷里办起了私立武汉中学校。这所中学后来成为湖北的红色据点,该校英语教员陈潭秋成了董必武的密友。

此人既没有留过洋,也没有读过多少书,是一位失业工人,后来在武汉昙花林文华书院当校工。

1920年2月上旬,陈独秀到武汉时,住在文华书院,便由郑凯卿照料他的生活。短短四天,陈独秀跟郑凯卿相处甚为融洽。陈独秀把革命的道理讲给郑凯卿听,郑凯卿很快就明白了。

刘伯垂坐船从上海来到了武汉,约董必武在一家小茶馆见面,转达了陈独秀的意见。

几天之后,吃过晚饭,陈潭秋、包惠僧、郑凯卿应约来到了武昌抚院街张国恩律师事务所。那里也是董必武借寓之处。

刘伯垂来了,带来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文件,传达了陈独秀关于在武汉建立“小组”的意见。

这是一次秘密会议,由刘伯垂主持。武汉共产主义小组(当时叫武汉共产主义研究小组,后来叫中国共产党武汉支部)就在这天建立,大家推举包惠僧为书记,陈潭秋负责组织工作。

刘伯垂在“老虎窝”旁边——湖北省警察厅背后——的武汉多公祠5号挂起了“刘伯垂律师事务所”的牌子。那里,成了武汉共产主义小组成员们经常聚会之处,而“老虎”们居然没有发觉这眼皮底下的红色目标。

一个多月,这个“小组”增加了两名成员:

一位叫越子健,又名云诩,董必武的同乡,湖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学生。据云是董必武介绍的。

另一位叫赵子骏,是武汉的青年工人,由郑凯卿介绍加入小组。

张国恩由于律师事务忙碌,而且对马克思主义没有多大兴趣,在小组成立三个月后声明退出。

在1921年春,又有刘子通、黄负生加入武汉共产主义小组。这两个人曾创办《武汉星期评论》,都是湖北黄冈人——陈潭秋的同乡。

李汉俊在1920年冬曾由上海回鄂探亲,途经武昌时,曾与武汉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们见面,向他们讲解过唯物史观和社会主义学说。

另外,维经斯基的秘书马马耶夫和他的妻子马马耶娃,还有北京大学的那位“中国通”鲍立维,曾访问过武汉,都住在张国恩律师事务所里。马马耶夫本来想以教英文作掩护帮助武汉共产主义小组开展工作,无奈三位高鼻碧眼的外国人,在外国人不多的武汉毕竟是太惹人注意了。他们只是在武汉共产主义小组创办的利群书社参观了一番,不得不离开那里。

山东的“王大耳”

共产主义之火,也在山东点燃。

山东虽是中国旧文化发源地,但讲到现在的新文化,却是幼稚得很。别的不用说,单就专门学校而论,还是被一班贩卖日本古董的客商在那里专利,很带点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色彩。

从去年10月间,省议会议员王乐平组织了一个齐鲁通信社,附设卖书部,专以贩卖各项杂志及新出版物为营生。通信社虽以人的问题未能十分发达,卖书部却是一月比一月有进步,头一个月仅卖五六十元的书,到最近每天平均总可卖十块钱。卖书部创设的本意,固然非以营利为目的,但营业扩充,即是证明山东学界想着研究新文化的也很有进步……

这则题为《山东新文化与齐鲁书社》的报道,发表于1920年10月7日的北京《晨报》。这表明孔子的故乡,也飘起了新文化的旗帜。

这位在山东举起新文化大旗的王乐平先生,是中华革命党党员。在五四运动中,他是山东的活跃人物,曾作为山东省议会的代表前往上海,吁请上海各界支援山东人民的斗争——因为五四运动的斗争焦点之一,便是要求从日本手中收回山东主权,收回青岛。

王乐平在他住宅的外院创办了齐鲁书社,推销《新青年》《每周评论》《资本论入门》《唯物辩证法》《俄国革命史》等,在山东播撒马克思主义种子。

王乐平在赴京时跟陈独秀相识,彼此间开始通信联系,当陈独秀在上海组织了共产主义小组,曾致函王乐平,约他在山东组织共产党。

王乐平虽说是进步的开明人士,却不愿加入共产党,更不愿出面组织山东共产党,于是把此事转交给了他的远亲、同乡王尽美。

王尽美是山东莒县大北杏村人氏(今属诸城县枳沟镇),年纪比王乐平小得多,出生于1898年。他原名王瑞俊,字灼斋,天生一对大耳朵,得了个雅号“王大耳”。

毛泽东在1949年曾这样谈及王尽美:

王尽美耳朵大,长方脸,细高条,说话沉着大方,很有口才,大伙都亲热地叫他“王大耳”……

其实,“王大耳”在20岁之前,耳朵里听见的只是一个小小村子里的声音。这位佃农的儿子从小在依山傍水的大北杏村长大,12岁进了私塾,一边种田,一边学点文化,17岁便与李姓女子成婚。倘若他安于那小小的世界的话,可以在那祖祖辈辈生活的小村子里过一辈子男耕女织的生活。

然而,望着滔滔潍河水,望着葱葱乔有山(即南岭)树木,他心潮起伏,赋诗言志:

沉浮谁主问苍茫,

古往今来一战场。

潍水泥沙挟入海,

铮铮乔有看沧桑。

在20岁那年,他终于告别故乡热土,告别老母贤妻,前往省城济南,考入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师范学校不仅不收学费,还免费供应食宿。

他来到了一个大世界,他的“大耳朵”听到了时代的呼声,听到了新文化运动的呐喊。

进校才一年,正遇五四运动,他成了学生中的积极分子,成了山东省学生联合会的代表,同时跟王乐平有了密切的来往。

不久,他来到更大的世界——北京。在那里,他知道了什么叫马克思主义,迅速地站到马克思主义的大旗之下,成为北京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通讯会员。

罗章龙曾这样追溯往事:

早在1919年下半年以后,五四爱国运动的中后期,我们北京国立八个院校的学生会和外省的学生会建立了联系。起初我负责做北京大学学生会的工作,山东的学生会经常有人来北京联系。

下期看点:成为北京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通讯会员,使王尽美的思想发生了跃变,最终成了一位马克思主义者。于是,在济南内贡院墙根街济南教育会那里,居然挂出了一块非同凡响的大木牌,上书:“山东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创建这个研究会的主角是王尽美。参观者最初十来人,后来发展到五十余人,其中的积极分子是山东省立第一中学的学生邓恩铭、育英中学的国文教师王翔千。在“南陈北李”的帮助下,1921年初,济南共产主义小组秘密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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