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太公《奇门遁甲》之考论（三） 姜太公文化研讨系列之四十一

张凯飞

关于“文明”，国际历史学界有一个标准，有文字，有城市，开始使用青铜器就表明进入文明时期。文明时期也称为历史时期。开始用文字书写历史，有文字可考的时代就叫做历史时期，有文字才有历史，而没有文字的时代就叫做史前史。对于那些人类开始聚居，产生了一定初步农牧业，会制造原始陶器，原始工具，图腾崇拜，但没有文字的只能称为文化而不是文明。仰韶文化、红山文化、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都是这一类型。可见，文字是一个人类社会能不能称为文明社会的重要标志。根据考古，中国最古老的文字是殷商时期的甲骨文，所以国际学界对中国文明的起点判定为商代。

有人提出，文字的产生，是一个文明长期演化的结果，甲骨文是一种成熟的文字，商使用甲骨文并不意味着甲骨文产生于商，从这点就说商是中国的第一个文明，似乎缺少准确性。但在已经发现的10余万片甲骨中，记录和反映的都是商朝后期（前14世纪～前11世纪）的政治和经济情况，而商朝建立于前16世纪。也就是说现在已经发现的所有甲骨文均是在商朝建立200年后才开始使用。200年相对于几千年文明史很短，但独立静止的来看则是一个很漫长的时间。这样就不能排除甲骨文是在商代自行产生演化而形成的。任何文明的发展都是处于一个加速过程，文字的雏形只要产生，如果统治集团出于自身需要指定专人研究改进，其发展就不会很慢。小篆就是在秦始皇书同文的思想下由李斯在很短时间内改造完成的。北美印第安切罗基人的文字是由一个名为塞阔雅的人历时12年创造。如果甲骨文在商建立之时就已经发展成熟了，当时的统治者不可能不用，也不会出现现存甲骨文只反映商后期事件的状况。

在中国包括《史记》在内的所有史书中，均记载中国的第一个王朝为夏。但是很遗憾，被史学界当做夏朝存在最有力证据的二里头遗址也没能对该观点提供有力支持。首先二里头遗址是一个跨代遗址，这已经可以肯定。根据陈旭著《夏商考古》记述：“二里头文化的相对年代介于河南龙山文化与郑州二里冈期商文化之间。二里头文化的绝对年代，依据碳14测定并经树轮校正的年代数据，大致为公元前前2010年～前1625年之间。”二里头遗址历经六十多年的发掘，至今没有找到可以被认定为文字的遗存。只是在陶器上发现了一些刻画符号，数量只有几十种。学界多数意见认为这不是一种文字，有限的数量不具备记录社会活动和作为学术记载的能力。

客观地说二里头的城市，宫殿、道路、墓葬的规模与数量比其他几个文明的同类遗址只大不小，也已经在使用青铜器，独缺作为一个文明最重要指标的文字尚未发现。

按史籍记载夏朝的建立始于禹，禹结束禅让制把首领位置传给儿子启，开启世袭制，建立中国第一个朝代——— 夏。即使退一步说，夏朝真的存在，按史籍记载夏建立在时间也只是公元前2100年左右，距今4100年（按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结论是前2224年）。

代表夏代的二里头遗址没有发现文字，那么4100年前的“五帝”时期，传说黄帝史官仓颉造字的记载又有多大的可信度呢？许慎《说文序》云：“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远之迹，知分理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吕氏春秋?君守篇》曰：“奚仲作车，仓颉作书，后稷作稼，皋陶作刑，昆吾作陶，夏鲧作城，此六人者所作当矣。”《尚书序?正义》引《世本》：“仓颉作书”。《论衡?骨相篇》谓：“仓颉四目，为黄帝内史”……有关仓颉作字的史料记载，自周代迭出，所述近同，更有神化演绎的成分。周代与黄帝时期相距约2000年，没有文字记载的相传，难免以讹传讹，作为考据仍不能为凭。

大汶口文化发现图像文字，最早见于泰安大汶口墓地。1959年，泰安大汶口文化墓地发掘，墓七十五发现一泥质灰陶背壶一侧有一用朱彩绘写的图像文字；山东日照是莒县陵阳河遗址系新石器时代大汶口文化中晚期的重要遗存。陵阳河遗址于1979年发掘，清理大汶口文化墓葬50余座，计出土随葬品3000件，其中，出土了8种类型13个“图象文字”；山东诸城前寨遗址，发现“炟”字刻文1枚。对于这些陶文的研究，于吾省、唐兰先生认为，这些陶文是中国最早的文字，是商代甲骨文的前身。但是，近年来有的学者认为陶文不是文字，并提出“只有表音的象形字才是最早的文字，在此之前出现的任何符号图形都只能是作原始记事的范畴。”

客观地说，五帝时期，已有文字含义的雏形，这些雏形的符号，一定是作为少量物品的单纯含义的标识，并不能实现作为一种能独立表达意涵的系统功能文字。五帝时期出土的所谓符号文字跟作为二里头遗址出土的夏代图形符号，都未被史学家认可是中国文明的起源，中国文明的起源仍然是商代的甲骨文，因为目前为止，尚未发现甲骨文之前的带有真正文字意义的考古遗存。因此，关于奇门遁甲起源于黄帝时期九天玄女所赠，是跟中国人类文明发展进程的客观时空是相矛盾的。最早奇门遁甲的内容图文表述是严密而复杂的系统，需要大量的成熟文字方能实现。即便在人类文明进程到信息化时代的今天，奇门遁甲依然是艰涩难懂的学术壁垒，也是一般人不能轻而逾越的高墙，可想而知，即使黄帝时期真有九天玄女有赠奇门遁甲，也无人能识别，更不可能看懂和应用。

奇门遁甲这种故事的演绎方式，跟周代以后其他黄老道的作品托名如：《黄帝四经》《黄帝内经》《黄帝阴符经》等托名黄帝的著述一致，是假伟人而神圣，达到让后人敬重的目的。由此，再结合易学中八卦、九宫、河图、洛书、阴阳五行等易学符号语言产生成熟于同一时代，所以可以断定奇门遁甲产生于商周时期是比较可信的。?

另外，商周时期，作为“儒道法兵纵横”的百家宗师姜太公，在构建完成他的华夏文化经典《易经》与《黄帝四经》时，所记载的内容都是商周以前的历史，对神奇的《奇门遁甲》只字未提，只有在姜太公的道家第一书《黄帝阴符经》中，才微微提到《奇门遁甲》：“爰有奇器，是生万象，八卦甲子，神机鬼藏。阴阳相胜之术，昭昭乎进乎象矣。”所以《奇门遁甲》必诞生在《阴符经》之前，至少为姜太公所熟知。有关奇门遁甲的史料记载和民间传说，都把姜太公作为非神话传说的最早相关人，正如《烟波钓叟歌》所说是姜太公将奇门遁甲精简到七十二局。而且，姜太公就是善托名黄帝的第一人，他的《黄帝四经》《黄帝阴符经》（本人考证已在《黄海晨刊》刊载）就是托名黄帝，而《黄帝阴符经》又与奇门遁甲相关联，奇门遁甲以及奇门遁甲的神话传说会不会是姜太公亲自导演呢？我们认为可能是有的。不过，我们还需要针就奇门遁甲的“学术基因”跟姜太公其他相关联的作品加以比对才能得出结论。

奇门遁甲与《周易》

《周易》是一部中国古哲学书籍，是建立在阴阳二元论基础上对事物运行规律加以论证和描述的书籍，其对于天地万物进行性状归类，天干地支五行论，甚至精确到可以对事物的未来发展作出较为准确的预测，比如太极图占卦等。奇门遁甲，是建立在《周易》基础上的一种预测学。?

中国社科院助理研究员郭清在《从奇门遁甲看中国古代术数学的全息论思想》一文中阐述：“阴阳五行学说是中国哲学的重要范畴之一。它的起源很早，本意是指物体对于日光的向背，向日为阳，背日为阴。比较系统地阐述阴阳在宇宙演化过程中的作用。而到了《周易》中，阴阳概念则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不仅成为一种属性，而且是更高一级的抽象，转化为纯范畴的概念，而对阴阳的各种属性及相互之间的关系，也有了更系统的阐述”。战国末年，邹衍以善谈阴阳著称，据传他将阴阳与五行学说纳为一体，提出了阴阳五行学说的较为系统的理论体系，《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述其学云：“乃深观阴阳消息，而作怪迁之变。”惜乎其著述失传，但据后人书中转述的内容看，其说是以阴阳二气盛衰说明一年四季的变化。五行一词，始见于《尚书·甘誓》：“予告汝：有肩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其中所谓五行究竟何意，今已无从考证。郭清进一步说：“至周，五行学说有了进一步的发展，阴阳五行学说被引入了术数学以后，五行被高度抽象，用以探讨其他物类的原始属性，并把按五行性质排队归类的其他事物纳入五行，逐渐形成了一个以‘五’字打头的严密的全息系统。术数学就以阴阳五行、天干地支系统构建出了一个宇宙时空的立体三维模式，奇门遁甲与传统的术数学正是应用了这种模式，由此及彼，以全息诸元间的运程相似的规律，推导运气吉凶。”可见阴阳五行学说是《周易》跟奇门遁甲中共同的要素基因和构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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