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狗崽子”到“可教子女”

田文阁 整理

“狗崽子”和“可教子女”，这两个名词不仅80后、90后不了解，怕是60后、70后也不甚了了。为让更多的人看懂，在此要解释一下。在“文革”初期极左思潮达到顶峰时，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指导下，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分子这五种人被称为“五类分子”，是我们这个国家的敌人。

推而广之，这五类人的子女也被划入另册。在红卫兵运动中，出身于干部、工人、贫下中农的红卫兵就把“五类分子”的子女称之为“黑五类”，或侮辱性地称为“狗崽子”，意思就是这五类人的父母是老狗，你们就是小狗。

其中，以北京的著名红卫兵领袖谭力夫提出的口号“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最为著名。

对于这种走向极端的封建血统论，当时几乎是万马齐喑，无人敢于置喙一词。然而，划破寒夜天空的总有耀眼的流星，这就是新中国思想史上著名的遇罗克，他写出了《论出身》痛斥封建血统论。为此，年青的思想家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他以他才华横溢的生命殉了新中国的政治史。

但要说明的是，在当时的各种红头文件中，这两个单词从未出现。当时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各种讲话指示中，也不会用，只是流行于民间。而领导人多次说的是“有成分论，又不唯成分论，重在政治表现”，也就是说看一个人，首先要看他出身于什么家庭，这是首要的，不唯成分论，就是告诉“狗崽子”们，你们还有希望，重在政治表现。就是说，要绝对服从，好好干，不能有任何其他想法。

这种话，当时充斥于各种各样的文件和文章中。

在知青中，也同样有“黑五类”或不如就说成是“狗崽子”。

但一开始，对于农村的基层干部和社员来说，并不了解知青的家长是什么人，在他们看来，从城里来的吃“国库粮”的人都一样，反正比农民强。那么，这一部分“黑五类”在下乡的初期还是摆脱了倍受歧视的政治环境的，舒畅的心情在一定范围内还是有的。

但对于山东的知青来说，在下乡的二年多后，发生了突然的变化。1970年底，全省开始在知青中招工安排工作，但不是全体知青都安排，只招一部分，选择的标准只有一个，就是家庭出身。那么，“黑五类”“狗崽子”当然性地在剔除之列。

黄家宅知青小组的众知青在这次招工中走了五人，熊家源、曲秀琴、渠玉珠、谢爱东、杜建群，程桂芝于一年前回了原籍。

于是，剩下了李鸿、叶建行、王吉明、谭新国、沈玉新五人。

黄家宅的基层干部和贫下中农一下子就明白了，这五个人不是好东西，是“黑五类”“狗崽子”。

人一少，初期积累下的一点粮食、现金也花销得差不多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以此为转折点，知青开始被歧视，生活开始进入艰苦的阶段。

后来，为了体现党的政策的宽宏大量，对于剩下的这一部分知青采取的是逐步解决的办法，济南是不能回去了，就地安排已经是天大地大的恩情。

但对这些人总要有个说法吧，于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这一“文革”政治名词应运而生，简称“可教子女”，体现了“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的伟大指示。

黄家宅知青小组的风流云散

第一个离开黄家宅知青小组的是程桂芝，她于 1 9 6 9 年回了原籍。

1970年底，招工又走了五人。其中，谢爱东被莒县教育局招到县教师培训班受训，结业后统一分配到费县当教师。熊家源、曲秀琴、渠玉珠被招到山东工学院。杜建群被招到山东拖拉机厂。

暗淡时光来临的时候，是那么的匆忙，让人猝不及防。当你看到事情的结局时，人们才想到为什么当时没有未雨绸缪。

知青小组内一下子少了一半人，而剩下的人每人的父母几乎都在“文革”中遭受着这样或那样的不公待遇。后来才知道，其中三人的父母已经被驱赶到了农村，没有了工资收入，已经不能在经济上再帮助这三位知青了。

更重要的是，黄家宅基层干部和社员开始用异样的目光来看剩下的五个人，过去的热情友好变为后来的冷眼相看，甚至还经常听到不荤不素的风凉话传入耳中。

1971年，王吉明因病回休济南，离开了黄家宅知青小组。

1972年，谭新国被招工去了胜利油田。

1973年，李鸿去了莒县师范上学。

村里只剩下了叶建行和沈玉新，在苦难中，他们两人最终走到了一起，结为夫妻，两个女儿都出生在黄家宅大队。

1977年，叶建行被招工安排到莒且建材厂。

1979年，沈玉新坚持到最后，才被安排招工。

至此，黄家宅知青小组正式结束。

编者注：博文发表于201401-05 23：1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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