莒县浮来山碑刻略说

浮来山又称浮丘，位于山东省日照市莒县城西9公里处，是一座三峰鼎立、环拱相联的山峦，奇秀玲珑，景色幽雅。它史载春秋志乘，有商周老树、晋代古刹、隋唐庙庵，是闻名遐迩的历史文化名山。浮来山定林寺又是我国文学批评的奠基人刘勰晚年出家后的遁世之处。刘勰在“燔发为僧”后不久潜归祖籍东莞莒，在这里主持佛事，研读校订佛学经典，度过了他生命中最后的十多个春秋，留下了刘勰故居、校经楼、刘勰墓等名胜古迹和古今碑刻。浮来山碑刻因世事沧桑天灾人祸，许多已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之中。现存的主要有定林寺碑刻、怪石峪碑刻、校经楼题刻与名家墨迹。

定林寺碑刻

莒县浮来山定林寺始建于晋，现存的寺庙分前、中、后三进院落。寺内有古银杏树，传为商代所植，冠似华盖，繁荫数亩，势如龙蟠虎踞，素有“天下银杏第一树”之称，树下曾是春秋时期“鲁公莒子会盟处”，而寺内的碑刻也大多分布在这里，分别刻立于唐、明、清及近现代，有楷、行、隶、篆诸体而以楷书为主。大致有以下几类：

造像碑

《十六王子造像碑》，立于大唐永徽二年（公元651年），原在东莞宁泰寺，1980年移至浮来山定林寺，于“银杏王”西侧面东而立。《莒县志》（民国版）对此碑有如下考述：“碑高八尺四寸，宽三尺九寸。上截镌佛像四层，每层平列佛像四尊，俱覆以龛，数共十六。佛结趺莲座，高一尺三寸有奇。题名中所谓十六王大像也。法华经，往昔三千尘点刧，有大通智胜佛。其佛未出家时，有十六王子。大通智胜佛成道后，十六王子皆出家为沙弥，从佛闻三乘教，初发大乘心。更请说大乘之妙法，闻佛说法华经。佛于八千劫说法华经，卽入静室；八万四千刧间，寂然入定。此时十六王子，各上法座。八万四千刧间，为四部众，覆讲法华经，今已各成佛为八方之如来。虽剥蚀大半，尚可想见当时雕镌之精。下截乃造像人题名，惟首行纪年，仅曰大唐永二年，则其文甚异。按历代无用一字作年号者，此非书时脱落，或因有讳而避之也。考省堂寺碑，镌于永徽元年，其岁为庚戌。此曰永二年辛亥，必系永徽二年可知。且臧洪干成伯仁之名，两碑互见，亦为距时非远之一证。”令人痛惜的是，十六王子造像现已剥蚀严重，尤其头部几乎无存对此有说系文革时期被破坏，然从上文引莒志所言之“剥蚀大半”来看，这“十六王子”早在文革之前的漫漫历史长河中就已历经劫难了。造像碑的下截有造像年代时间及造像人题名，这出自唐人之手的楷书题刻，却无唐楷之法度森然，而是写得随意自然，活泼生动，颇具北碑的韵致。惜碑阴字迹漫漶而不可辨识。

纪事碑

主要是历代记述关于定林寺的历史沿革、规模变迁与修葺经历等信息的石碑，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其书体主要为楷书。如明万历年间的《重修定林寺记》《贰佛殿记》、清同治十三年的《重修浮来山定林寺碑记》和民国二十三年的《重修定林寺碑记》，以及当代的《鲁莒会盟碑》等。《鲁莒会盟碑》系著名书法家武中奇先生1979年10月重游浮来山时所书，碑文录自《左传》，以行书书丹勒石，记述公元前715年春秋时期鲁莒两国为边疆修好，鲁隐公与莒子会盟于浮来山事：“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浮来”。

纪游碑

如清顺治年间莒州知州陈全国感物咏怀的《题诗碑》，高0.93米、宽0.57米、厚0.12米，于顺治十一年（1654年）立。碑文分为序和诗两部分，序曰：“浮来山银杏树一株，相传鲁公莒子会盟处，盖至今三千余年。枝叶扶苏，繁荫数亩，自干至枝并无枯朽，可为奇观。夏日，与僚友偶憩其下，感而赋此。”诗曰：“大树龙蟠会鲁侯，烟云如盖笼浮丘。形分瓣瓣莲花座，质比层层螺髻头。史载皇王已廿代，人经仙释几多流。看来今古皆成幻，独子长生伴客游。”

纪景观胜迹碑

如卧碑《八景碑》（亦称《浮丘八观碑》），楷书，立于清光绪元年，现置于定林寺第三进院落三教堂前的唐银杏树西侧，上刻清嘉庆年间奉政大夫、诗人张竹溪吟咏定林寺、校经楼、莒子墓、清泉峡、仙书石、怪石峪、喌鸡岩、银杏树等“浮丘八观”之景的八首七律诗，管廷鹗楷书书丹。管廷鹗，字士一，清莒州人，光绪二年进士，历任国子监司业祭酒、光禄太常大理寺卿、都察院副都御史等，“工诗文，亦工楷书，为时人所重”，观此碑书法，信不为虚。

在古银杏树周围，还新添了一些当代碑刻，或篆或隶，或楷或行，续写着浮来山的今天并将见证着它的明天。徜徉于林林总总的古今碑刻之中，读史、吟诗、赏字，穿越时空的阻隔，与古人交流对话，自是“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流连忘返之际，对先贤圣哲所创造的这些珍贵的文化遗产，自会从心底发出由衷的赞叹。厚古自是常理，薄今万万不可。因为今天的当下就是明天的历史，所谓“俯仰之间，已为陈迹”。王羲之曾说：“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相信当后之来者面对这些“今碑”之时，或许也会像今天面对那些古碑的我们一样“临文嗟悼”而感慨唏嘘吧！

怪石峪摩崖石刻

出定林寺山门西行二百米，在清泉峡南岸有一条怪石嶙峋的山峪，即浮来八景之一的“怪石峪”。这里松槐蔽日，怪石林立，有的像蜷卧山羊、怒吼雄师，有的像慈祥老者、羞涩少女，俨然一个千姿百态的天然雕刻艺术群像。“天孕灵奇此峪中，胚胎石骨透玲珑。泥涂坚抱峥嵘气，岩壑深藏磊落风。具体浑成仙佛鬼，一拳缩小岱恒嵩。定须贡作琼华岛，莫隐嶔崎负化工”，形象地道出了怪石峪的奇幻迷离。怪石峪摩崖石刻群就分布在这些怪石丛中。这些石刻或为纪事，或为感怀，篆隶楷行诸体皆备，春兰秋菊各有芬芳。如清光绪年间卢大的隶书《种松和尚诗》：“郁郁涧底松，岩岩山里石，群僧信手栽，题名后人识。”其书如其诗，信口吟来一般，有列无行，随形布势，信手挥洒，浑然天成。康熙十年的题咏“铁佛悯莒归地府，彦和碑碎遗荒坟”和文心亭之右的诗刻：“古木扶苏六代余，古人曾说此幽居。莲花贝叶今何在，不抵雕龙数卷书”，均为刘勰晚年驻锡定林之佐证。前者系有感于康熙七年莒地大地震，“寺院、衙署、民舍所剩无几”，浮来山定林寺殿宇和“彦和碑”遭到破坏而题。后者虽因款识剥蚀而无法考其年代与作者，然观其书风清高闲澹，颇具《瘗鹤铭》之韵味，示人以仙风道骨之意象，显示出书家的不同凡庸，信非一般弄翰者所为。惜因历史长河的淘洗，使它们变得漫漶模糊，让后来者难以释读其本来面目，是为憾事。

郭沫若文心亭碑

此碑碑文“文心亭”，由郭沫若题写于1962年，石碑立于文心亭右。文心亭是为纪念刘勰的文艺理论巨著《文心雕龙》成书1460周年，由郭沫若先生建议而在“象山树”岩石之上修建的六角飞檐红亭，耸立在怪石峪中，掩映在苍松翠柏之间，保护着“象山树”石刻。当立于亭畔碑侧，则遐想难禁：假若没有刘勰，假若没有刘勰的《文心雕龙》，我们的文学艺术史会是怎样？诚然，历史没有如果。但追昔抚今，却难免陡生感慨：文心如亭，亭亭玉立而峨峨岳峙；亭寓文心，魂灵自持则乾坤自立。若文心如斯、人文如斯，则幸矣！

刘勰“象山树”摩崖

“象山树”是怪石峪中最引人注目、也是最有名的摩崖石刻，现已庇于文心亭内。“象山树”三字为篆书，字大径尺，沉雄遒劲，浑穆苍古，颇有古银杏树之风。五字款识亦为篆书，其中四字现已漫漶难辨，唯“题”字尚可辨认；无纪年。曾传为曹丕或刘勰所题，实不妥，文字学家释为“怀仁庾休题”是可信的，《重修莒志》也有类似记载。至于其含义，亦有数种解读，其中不乏穿凿附会之说。《重修莒志》卷十八载：“象山树，浮来之西南怪石峪，有树拱把，高不逾寻，传与定林寺银杏同时，即今所谓玄枣也。”那么，这“象山树”摩崖石刻就是为顽强生长在这怪石峪中的长寿古树———象山树（玄枣）所题也未尝不可。

校经楼题刻

校经楼是一幢造型古朴、玲珑别致的二层小楼，位于定林寺的第二进院落，掩映在苍松翠柏之中，楼前黄花遍地，芳草萋萋，平添几分幽雅静谧。校经楼内陈列着各种版本的《文心雕龙》和当代海内外学者关于刘勰与“龙学”研究文献。令人扼腕的是《文心雕龙》的真迹没有保存下来，就连最早的刊行版本也去了大英博物馆！

郭沫若题“校经楼”匾额

校经楼相传因刘勰亲绘草图建造、在此校订佛经而得名。门匾上镌刻“校经楼”三字，是郭沫若先生的手笔，题于1962年，与前述之“文心亭”碑为同时所书。两相参照赏读，可见其在超逸高华、遒丽天成的总体书法风格之中又各具特色：前者给人以浑厚凝重之感，后者则示人以遒丽洒脱之貌。郭老对于书写内容、形式与用途的不同，而对书法语言独具匠心的选择运用和驾驭笔墨的超凡能力，由此可见一斑，乃其深厚的功力、宏富的学养与诗人气质相互熔铸使然。

蒋维崧书《刘勰传略》《刘勰年表》

校经楼现已辟为“刘勰生平纪念馆”。当庭正面是挥毫著书的刘勰塑像，由文学史家陆侃如教授撰文、蒋维崧先生手书的《刘勰传略》和《刘勰年表》，分别镌刻在六扇紫红色的实木屏风上，分列于塑像的左右两侧。蒋维崧先生是当代著名的语言文字学家、书法篆刻艺术家，山东大学资深学者、教授，历任中国语言学会理事、中国书协理事、山东省书协主席等职。蒋老早年即得沈尹默先生教诲和器重，其书法师法晋唐，以二王为体，兼融各家之长，追求娴雅、平和、萧散、简远的风范。其行草书含蓄蕴藉，清丽流畅，意境高迈，在海内外享有很高的声誉。《刘勰传略》和《刘勰年表》通篇以行书写成，神清骨秀，浑厚流畅，“不激不励而风规自远”，精湛的用笔与高深的学养相得益彰，展示出学者书法的魅力与风度，堪为书法风格与内容完美结合、并与其所处的环境氛围和谐统一的典范之作。

在刘勰塑像的后面，是以章草节录的《文心雕龙》原文，高古朴拙，淳厚典雅。赏读之际，使人顿生怀古思远之幽情。塑像两侧是赖非先生书写的巨幅隶书对联“积一生学识述道论人绎理严正缜密；释千古文心索真扬善审美博大精深”，高度评价了刘勰的一生及其学术成就，而那横批“浮来钟灵”则是在昭示人们，刘勰不愧是中国古典文艺理论的开山祖，更是浮来山不朽的灵魂！

见于史乘的碑刻

历史是把双刃剑，大浪淘沙也淘金。从南北朝时的周武灭佛毁寺、唐朝中期的武宗大毁佛寺，到宋徽宗笃信道教，改寺为观，都给佛教很大打击，浮来山定林寺作为北方名寺，自然无一幸免。历经三次毁寺之灾和后来的大地震、战乱兵燹与十年浩劫等，都使浮来山碑刻遭到很大的破坏，许多碑碣或毁于天灾，或殁于人祸，仅垂史乘芳，怎炳金石光———现在只能在有关文献中查找它们的一些记载，却已无缘得见真身、赏其风采。如清同治年间，由莒州知州陈兆庆赋诗、其七岁爱子陈长生书丹的《七龄童子碑》，曾使“莒州志乘增异录，浮丘景观添新篇”，在莒地传为佳话，惜此碑失于1947年。寺中珍藏的金代“能诗文，亦工书法”的文学家、书法家党怀英，在大定年间仕莒时所书保护定林寺僧的手谕，失于清宣统三年张大魁劫寺案。而据说由刘勰亲撰之《彦和碑》则毁于清康熙七年大地震，仅仅遗留其石龟碑座和“铁佛悯莒归地府，彦和碑碎遗荒坟”的题咏。《彦和碑》是刘勰撰写的关于创建浮来山定林寺的石碑，其形制、书体等已无可考证，倘能存至今世，则无论于北定林寺的研究，还是对刘勰及其“龙学”的研究，都将是非常珍贵的实证资料。它的毁轶，是历史留给我们的一个莫大的遗憾与无奈———当历史的云烟伴随着时空的转换而渐渐淡远，逝去的一切也就不可逆转了。“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惟愿我们对浮来山碑刻这一丰厚的历史文化遗存善加护持而使其传之久远，惟愿我们的后人不再为我们所处的这段时空而感到遗憾与无奈。

古今名士题作

“为寻古迹留鸿迹，几见文心向佛心。”缘于刘勰和《文心雕龙》，古今许多文人墨客和社会名流，如党怀英、李方膺、巴金、胡绳、陶钝、吴作人、张少康、王小古、武中奇等，或为邑人之佼佼，或宦游于莒地，或为考古考察、交流学术，或为拜谒刘子、游览观光，在浮来山留下了大量的题词、诗文和书法佳作，与浮来山碑刻和《文心雕龙》所蕴涵的艺术观念和美学思想一起，共同构成了浮来山宏富丰厚的文化艺术宝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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