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的移民故事

以古蜀为参照物，凝结血泪的移民史

公元前316年，成都的冬天特别寒冷，一直少风的盆底洼地，时而狂风大作，时而冰雪交加，与以前温润的气候判若两重天。

天灾与人祸并行。灭顶之灾说来就来，古蜀整个王城还没有反应过来，就已经兵临城下，无疑，那是如狼似虎的秦兵。

慌乱之中，举国进入紧急状态。蜀国王子“泮”率兵奋力抵抗，可为时已晚。不到一个时辰，王城大乱，喊声，杀声，兵器的厮杀声交织在一起，淹没在一片火海之中。

《华阳国志·蜀志》详细记录了蜀亡的过程，“周慎王五年秋，秦大夫张仪、司马错、都尉墨等从石牛道伐蜀，蜀王自于葭萌拒之，败绩。王遁走，至武阳为秦军所害，其相、傅及太子退至逢乡，死于白鹿山。开明氏遂亡，凡王蜀十二世。”

这一幕血腥被凝固在时光老人的档案里，两千多年过去了，成都西郊的金沙遗址在一次偶然的机会被发现，这一尘封的历史才重见天日。

最能体现古蜀国文明高度的，非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莫属。当年，三星堆遗址被发现曾轰动世界。如果说三星堆遗址展示的是古蜀文明辉煌的话，那么金沙遗址更多在诉说着当时战争的惨烈，零乱的祭祀场所，草草掩埋的重器，一切都显得那么浮躁与急切。

古蜀国经历了蚕丛、柏灌、鱼凫、杜宇、开明五个王朝后，公元前316年为秦国所灭。

家国已破，万劫不复。望着锦衣玉食的富饶国度，蜀王子“泮”知道硬拼这帮虎狼之师无异于鸡蛋碰石头，他立即召集部族三万敢死队，杀出重围，逃往异乡，为的是保存实力，力图东山再起。

蜀王子“泮”率三万人马由蜀地循岷江南逃入南中（其路线后来被汉朝时的唐蒙开成“僰道”，即由四川宜宾、庆符诸县地入南中），然后继续南迁，拐入贵州、云南。从滇池走至开化府，再由云南叶榆水顺流入红河，沿泸江上游进入越南北部宣光地区，辗转而入交趾。

《岭南摭怪·金龟传》载：“瓯雒国安阳王，巴蜀人也，姓蜀名泮……举兵攻雄王，灭文郎国，改号瓯雒国而王之。”蜀王子“泮”率兵讨降当地雒王雒侯后（《交州外域记》载：“后蜀王子将兵三万，来讨雒王、雒侯，服诸雒将”），站稳了脚跟，便辗转到达现在越南北部，建立瓯雒国。

公元前257年，蜀王子泮自立为安阳王。安阳王在越裳地区建立新都思龙城，因其盘旋如螺形，所以又称古螺城（在今越南河内近郊永福省东英县）。

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的公元前214年，派大军越过岭南，占领今日的广西、广东、福建，征服当地的百越诸部族，秦朝在这一带大量移民，设立了三个郡，其中越南北部（即骆越）归属于象郡管理。

其实，已经尊为安阳王的蜀王子泮，一刻也没有忘记自己来自何处。公元前210年，当他得知秦始皇的死讯后，乘大秦内乱，便一举夺取象郡地区。象郡在越南，该地虽为中国秦代领土，实为封建土酋所治。

瓯雒国当于战国时代末期，建国于红河下游的平原一带。秦朝末年天下大乱，秦国赵佗率军入侵，安阳王退据一隅。秦朝灭亡时，志在复仇的安阳王意欲卷土重来，可后来还是被自立为南越武王（后改称南越武帝）的赵佗所灭。自此，越南北部成为南越国的一部分。

在那个弱肉强食的丛林社会，生存与死亡，成功与失败变得捉摸不定。可以说，安阳王和他的部族，算得上“公元前”最早也是最远的移民。与之相应的，是大批移往蜀地的“移民浪潮”。

有着志向高远的秦国，正力敌六国之师，急切需要巴、蜀为统一大计提供强大的后援保障。移民，便是最好的举措。《汉书》载：“秦法：有罪，迁徙之于蜀汉。”公元前314年，秦惠文王一纸令下，六国王公贵族、地主富贾，与秦人为敌者，秦国国内作奸犯科者，统统流放至蜀。

自此，原本人烟稀少“难于上青天”的蜀道，成了一条繁忙的交通要道。数以万计的移民，构成了巴蜀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移民浪潮。他们之中，有富可敌国的赵国卓氏、鲁国程郑，也有一些衣衫褴褛，戴着镣铐的罪犯。

成都自古就是一座移民之城。“湖广填四川”的故事就像“闯关东”一样，为人们津津乐道。事实上，四川这块土地上，历朝历代“填四川”的岂止是“湖广”？仅仅成都而言，历史上就有五次大移民的壮举。所以成都被世人称为“移民之城”。

移民就像帝国的种子一样，随处发芽

一部人类文明史，就是一部不断迁徙的历史。

皇权是神经中枢，移民是神经末梢。移民像帝国的种子一样，帝国打到哪里，铁蹄所到之处，移民就“撒”到哪里，也就在哪里生根发芽，枝繁叶茂。作为统治者而言，那些移民看似流放的猪羊，无足轻重；而对于历史学者和小说家而言，移民人故事便是一个个生动的案例；作为研究者来说，那些移民故事的背后，就是体制、机制和皇权的折射。

战国末年，强迫移民的手段是相当残酷的，比如浙江的瓯越，就在北移过程中有数十万人北迁。帝国要完成一些我们今天看来比较富裕地方如江浙、福建一些地区的控制和扩张，早期的移民起着很大作用，因为他们和本来的住民混合居住，已经形成了一个文化认同体。

还有南越地区，当时主要由珠江三角洲，延伸到交趾——今天越南的北部。秦始皇留在南越的部队的将领（原籍赵国的）尉佗，自立为南越王。汉代容忍南越存在两代之久，才以大兵征服。从两湖到五岭之间，那片广大的湖泊、沼泽和山陵地区，经过两汉的长期浸润，才逐渐融合于帝国的疆域。

秦汉时，西南地区的居民族群成分非常复杂，他们并没有组织为国家，最大的不过是一些部落群。直到三国时诸葛亮南征后，通过大量的移民汉人，不断融合，方得以进行有效的控制。

统一后的中国，疆域辽阔，其重要方式之一，便是不断的移民来促使民族融合，从而产生广泛的认同。历史学家许倬云先生眼里，秦汉时的越南、朝鲜和日本却是个例外，它们也大量接受中国文化，也接受中国移民，却没有成为中国的一部分。在他的历史专著《说中国：一个不断变化的复杂共同体》里，对此进行了深入的探究——

南半岛的越南在秦汉时已有中国的行政单位，大量的移民也在此立足。其建筑和风俗、使用的文献，都无异。直到法国占领后方有所改变。交趾在中国历史上经常被列入版图之内，又经常独立。

朝鲜半岛的历史、文学和日常的交流工具，无不是中文。直到距今400年前，才有了自己的拼音文字。朝鲜在汉代还曾经有四个中国的郡（乐浪、玄菟、真番、临屯）。曾经有过不同的族群分别建立的国家，长期留在中国的疆域之外。秦汉时，许多中国移民从山东经过海道进入朝鲜，或者循陆路，由辽东进入朝鲜。半岛上的生活习惯也和中国北方相近。

还有日本，日本考古学上一个划时代的转变，是在弥生文化时代，相当于中国的战国晚期和秦汉。这个时期以前的日本，还在新石器时代晚期。一进入弥生文化时期，立刻出现了稻米、铜器、铁器和国家的组织。而日本学者们普遍认为，弥生文化就是“中国进入的族群带来的”。

这也正应了中国和日本都耳熟能详的传说，秦时的官员徐福，带领三千童男童女移民日本。据日本学者估计，秦和两汉三个朝代四百多年间，自中国移入日本的人口不亚于三百万。

“华夏”这两个字的来源，自古没有具体的解释。传统字面解释，“华”是华美，“夏”乃伟大——华美而伟大的文化，就是“华夏”。

从公元前八世纪到前六世纪，战争不断。这个时候战争的潜台词，意味着百姓无奈的不断迁徙，他们为了躲避战争而不断地“迁”到他们认为较为安全的地方。诸侯各自扩张，有的吞灭弱小的邻国，有的则向各自的后方发展，将权力伸展到原本“周王朝”封建不及的外族地区。

秦汉帝国的交通路线编织了一个庞大的道路网，由纵横主干道，经过分支，一步一步地从核心地带渗透到各处。移民开拓了新的分支道路，也就将中国的行政权力带进了新的地区。海路交通没有可寻的主干道和分支道，只是从一个港口到另一个港口，乃是跳跃式的联结，不同于陆路交通，而后者能够编织为持续存在的道路网，网罗新的地区于中国的版图内。

许先生的观察不无道理，他认为这一特点，应该是秦汉帝国的扩张和罗马帝国的扩张两者之间的区别。

以“公元前”为坐标，丈量我们祖先的迁徙轨迹

我们知道，西周建构的封建体系，本是血缘共同体和权力共同体的重叠：周王既是君主，也是大家长，宗法体制也就是封建统治机制的基础。春秋时期，内外发生种种权力斗争，周王成为各诸侯手上的傀儡，接着，诸侯所属的卿大夫，比如鲁国的“三桓”，郑国的“七穆”，齐国的田氏，晋国的“六卿”，等等，纷纷篡夺了国君的权位。

可以说，每一次的内斗与兼并，都是他们手中百姓一次又一次痛苦的迁徙。因金字塔尖的摇摆不定而导致塔底的不断游弋，在中国大地上巡演了上千年——

西晋末年，发生了“八王之乱”，晋朝的实力大打折扣，北方的少数民族趁机南下，侵占了中原的腹地洛阳，这就是历史上的有名的五胡乱华。永嘉之乱，晋室南迁。中原水利失修，旱灾、蝗灾、疾疫连年不断，加上西方和北方五胡势力的冲击，引起大规模的移民潮。

黄河流域的人口迁徙到长江流域，长江流域的人口向更南的地方迁徙，形成中国古代第一次人口大迁徙高峰。这次南迁人口约90万，使秦汉以来人口分布显著的北多南少格局开始变化，南方人口得到较快增加，这成为中国人口分布中心向长江流域转移的一个标志性事件。

之后便是唐朝“安史之乱”。“安史之乱”历时七年零二个月，主要战场基本上都是在北方，而南方则繁荣依旧。南方重镇如金陵、广州等，照样有着大批来自波斯和阿拉伯的商人来大唐做生意。战争使上百万人南迁，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口分布以黄河流域为重心的格局，我国南北人口分布比例第一次达到均衡。

历史来到宋代，北宋末年的“靖康之乱”，使山东、河南等地的汉人纷纷跟随着朝廷，大批地迁移到长江中下游地区。到南宋末年，忽必烈出动大批蒙古兵南侵，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居民为躲避战乱，大量向广东、广西、福建等珠江流域迁徙。

朱元璋打下明朝江山时，蒙人留下的是满目疮痍和一片萧瑟。“国朝初，人稀少”乃基本国情，朱元璋不得不命令百姓和士兵去人口稀少之地开垦、守卫。这次移民规模之大，堪称空前绝后。《简明中国移民史》载，明代初年，长江流域移民700万，华北地区移民490万，西北、东北和西南边疆也有150万，共计1340万，几乎占到当时全国总人口的两成。到永乐年间，北京、开封等城市才逐渐恢复昔日繁荣。

历史在原地循环往复。明朝末年经过数十载战乱，明朝江山被大清取代后，四川已是“十室九空”。清康熙二年（1663年），顺天府尹张德地擢升为四川巡抚，此时重庆城中不过数百户人家，州县居民也往往只有数十家乃至十几家，有的甚至只有一二户。张献忠剿四川是又一次血腥屠杀，当时的成都已成为一座空城，虎狼随时出没。此种情况之下，“湖广填四川”便应运而生。

至近代，中国还有同一时期三个不同方向的移民潮，人们习惯称之为“闯关东”、“走西口”和“下南洋”。跟“湖广填四川”不同的是，这三次移民，都是民间自发的。

康熙年间，东北实行封禁，不许汉民进入“龙兴之地”垦殖、采矿，但是私闯关卡，到禁区开垦土地的农民，依然难以禁绝。到了咸丰末年，封禁政策解除，鼓励移民垦荒，关内移民开始大批进入东北。到“民国”之后，闯关东的移民潮越来越多，最高时，一年有上百万河北、山东的居民举家迁往东北。

“走西口”的流民主要来自华北各地，以山西人为主流。盖因中原地区人多地少，常年闹灾荒，所以流民越过张家口以西的长城沿线关隘，去到蒙古草原和河套一带谋求生计。难以置信的是，这一特定的移民潮竟持续了300年。

“下南洋”是指前往海外的移民。自清代晚期以来，南洋华人中的杰出人士就不断反哺大陆。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抗战期间，仅在滇缅公路服务的华侨就多达3000人，其中三分之一牺牲在那里。

闯关东，走西口，下南洋，填四川……古往今来，一个个悲壮的移民故事，就是我们祖先不屈的生存故事，也是人类生生不息的延续之本。麻城县，孝感乡，老槐树……一个个记忆中的地名在不断迁徙中，被珍藏并传诸下来。

放眼全球，文明的进程，主要是世界大移民的过程。人类无时无刻不在移民之中，最终走向大融合。

（本文照片由章夫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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