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贫要“造血”，“干细胞”何在 人才短缺成为扶贫开发瓶颈

在扶贫工作走向以人为本、***的今天，人才已成决定性因素。长期以来，贫困地区不是不出人才，问题在于，贫困地区的本土人才“反哺”不足，外部人才参与扶贫的共赢机制还不健全。无论是担负村集体经济发展重任的村干部，还是带动身边村民的产业致富带头人，抑或是农业技术性人才都存在数量紧缺、能力水平较弱等问题。人才短缺已经成为限制贫困地区发展的主要瓶颈之一。

“没有人才，投多少钱都没有用”

在贫困人口集中、贫困程度较深的宁夏西海固地区，记者采访了解到，今年扶贫资金已大规模覆盖到西海固贫困村，但在这一地区发挥主要作用的村干部和农村实用人才，其现状不容乐观。自治区组织部人才处副处长李红军说，截至去年底，宁夏全区农村实用人才约13.5万人，贫困人口最为集中的固原市拥有人才数量最少，仅占10%。

“现在贫困村最缺的还是致富带头人，一是难培养，二是他们很难从根本上带动村民致富。”宁夏固原市西吉县硝河乡党委书记马国荣说，要通过帮扶把相对有能力、有想法的人培养起来，需要热心、负责任的村委来挖掘。以硝河乡硝河村为例，全村目前有4户靠养牛、养鸡、跑运输等发展起来的富裕户，因为没有成立合作社，他们对村民没有实际的带动作用。

在长期从事基层扶贫工作的重庆黔江区扶贫办副主任徐章和看来，类似黔江这样的贫困区县，现有的包括村干部在内的农村人才群体，只能勉强适应农村低水平发展的要求，要实现高水平发展，壮大农业产业，实现规模集约化经营，推动农村治理水平转型升级，在能力建设上还有很大的差距。

徐章和给记者举了一个例子，为了推动扶贫开发，黔江区不少贫困村大力推动红心猕猴桃种植，有的乡镇种植面积在千亩以上。2013年猕猴桃出现溃疡病，不少种植专业合作社、大户都找不到专业防治人才和技术，无法有效防治，最后猕猴桃出现大面积坏死，业主大规模破产，农民损失惨重。

地处武陵山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一直是湖南扶贫攻坚主战场。2014年，湘西州通过精准识别，确定了73.43万贫困人口。虽然湘西坐拥丰富的文化和农业资源，但由于缺乏“领头羊”和“有识之士”，当地特色产业还普遍存在小、散、乱等问题，有的仍停留在产业发展的初级阶段。

“没有人才，投入多少钱都没有用。”在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兴义市则戎乡冷洞村，村支部书记朱昌国对记者如此表示。

冷洞村曾经是一个“土如珍珠水如油，满坡石头无粮收”的一级一类贫困村，迈入21世纪时全村年人均纯收入不过640元，饮用水只能靠收集雨水。2001年，在上级的动员下，在外闯荡的致富能人朱昌国回村当上了工资极低、“一当一穷”的村支书。经过10多年艰苦奋斗，冷洞村2014年人均收入达7800元，已经接近小康标准。

然而，即便在这个脱贫致富的“样板村”，朱昌国同样深为人才紧缺所困。他说，村两委至今没有一个大学生，自己有许多想法都无法实现，比如村里的金银花产业加工链条短，缺乏自有品牌，在市场上长期受制于人，需要提升产业发展层次；村里要实现全面小康，村容村貌规划管理必须提上日程，这些都需要人才。

没有“领头羊”，脱贫奔何方？

在扶贫工作迈入***新阶段的今天，打造集体经济产业成为贫困地区发展的重中之重。黔西南州委组织部干部郑锐说，在贫困地区发展村级集体经济是扶贫工作的重要突破口。在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的当下，只有发展村集体经济，才能将群众的利益和集体的利益捆绑到一起，才能把整个村子拧成一股绳，一心一意谋发展。而发展产业，如果没有人才支撑，仅靠资金投入、优惠政策注入，显然缺乏发展后劲，甚至导致扶贫资金“打水漂”，挫伤群众的积极性。

记者调研了解到，一些贫困地方的村干部难以担当发展重任，起不到“领头羊”的作用。“各级党委政府虽然多措并举，给予各种扶持，但农民惯于单打独斗的自然属性、村干部文化水平普遍较低的瓶颈、劳动力大量外流打工的现状，导致资源难以整合，村级集体经济难以形成，大量空壳村的存在难以避免。”云南省鹤庆县松桂镇副镇长、南庄村新农村建设指导员李学凤说，“这其中，村干部文化水平普遍较低是很关键的因素。”

云南河口县瑶山乡水槽村新农村建设指导员王林认为，一是村委会班子整体素质偏低，基本没有受过高等文化教育，发展意识上思想不够解放，思路不活，引导村民发展农村经济的措施、办法缺乏，对新政策了解不全面；二是村委会班子不够团结，遇事推诿、见利相争的情况时有发生，形不成班子整体合力；三是村委会班子责任心不强，有的甚至只顾自己个人利益，工作中怕得罪人，做“好好先生”。

“之前的村支书57岁，人很好，但是没有大胆和超前的想法，总想着过一天算一天。跟别的村一比，人家都在争取项目，我们就落后了。”宁夏固原市西吉县吉强镇高同村37岁的村党支部书记袁敬霆说，2013年9月全村选举推选自己担任村支书，当时想着一定要给村里干点事，这两年陆续硬化村部、修水泥路、千亩旱地转水地、建设马铃薯种植示范区。

目前，宁夏村党支部书记2230名，51岁以上的有970人，占43%；有近3成村干部没有任何职务补贴，或者只享受很少的工作补贴。

在重庆忠县最贫困的乡镇石子乡，乡党委组织委员王怀伟告诉记者，乡里5个村20个村干部中，直接大学毕业回来当村干部的只有1个人。政府对村里干部平均每月补贴1000多元，这点收入对人才没有吸引力。

整体人力素质较低，专业性人才结构性短缺

贫困地区产业发展难，除了表现在能带领发展的人才流失，还表现在贫困地区群众的“等、靠、要”思想不同程度存在，脱贫致富“一个巴掌拍不响”。“在贫困农村，外出就学的基本没有立志发展农业回村务农的。接受新观念较快的中青年，绝大部分时间都在外打工。农村留守人员文化素质偏低，政策观念淡薄，更看重的是自家的、当下的利益，在发展集体经济问题上，有‘等、靠、要\’思想。”李学凤认为。

甘肃定西、陇南、天水、庆阳等地干部反映，劳务产业是当地最主要的扶贫产业之一，劳务收入占农村群众年人均纯收入的1/3到一半左右。但由于技能短缺、观念保守，许多人仍以季节性、苦力型务工为主，主要是三类人：抱砖头的，扛麻袋的，摘棉花的。

记者在甘肃庆阳8个贫困村蹲点调研时，发现“三个大多数”：大多数贫困村脱贫步伐最快的是有一技之长的“大工”，但每村只有10户左右，为数偏少；大多数外出务工人员仍围绕建筑业出“苦力”，受近来固定资产投资和房地产开发放缓影响，返乡者增多，转型需求大；大多数贫困家庭的青壮年渴望获得稳定的外出务工技能与机会。

“农民群众文化水平低，产业谋划能力差，村里紧缺农业科技人才，这些都制约了村里的发展。”在贵州黔西南晴隆县，沙子镇镇长杨素梅介绍说，晴隆县的扶贫产业对科技人才、产业人才的需求不断加强，但这个问题很难解决。由于缺乏人才支撑，一些产业长期徘徊在低层次。比如晴隆茶叶，一直是龙井茶的主要原材料之一，但晴隆人眼看着自己几块钱一斤卖出的茶叶被江浙企业拿去卖出几十倍的高价，只能望而兴叹。

金融人才、互联网人才缺乏，人才“增量”存在结构性不足。“扶贫，最不缺的是干部。关键是要派来贫困地区最急缺的干部。”甘肃省一名县委副书记说。

记者调研了解到，随着互联网+、***等政策落地，甘肃贫困地区电商扶贫发展方兴未艾，金融扶贫力度不断加大。据统计，甘肃2014年投向贫困地区的扶贫贷款多达600多亿元，以年均20%左右的速度增长。但贫困地区熟悉金融规律、电商规律的人才不多，影响了资金使用效率。

而在黔西南地区，互联网农业仍难见踪影。许多行政村都没有通宽带，电脑尚未进入大多数农民家庭，在网上销售农产品的农民还比较少。远离互联网大潮，无疑使贫困地区农民错失了一次借船出海、跨越发展的机会。

人才培育机制存在缺陷，供需严重脱节

当前，除了下派扶贫干部，对农民进行各类培训是各地破解农村人才缺乏难题的主要办法。但针对贫困地区农民的培育体系建设，普遍存在着培训资源分散、“大路货”难以满足需求、“假培训”坑农害农等问题。

调研中发现，普通农户和职业农民对培训心态、需求明显存在两极分化现象：普通农户对参与农技培训兴趣不大，培训组织难度较大，效果也不明显。而农民专业合作社负责人、龙头大户等农村专业人才、致富带头人则希望能多参与各类培训。

一些基层农业干部说，虽然农民培训意愿不足，但为了完成上级培训考核目标，有些部门不得不用发毛巾、脸盆、洗衣粉等“奖品”，来吸引农民上课，甚至靠村干部“拉壮丁”；有的地方还搞虚假培训，弄来农民身份证登记签名，随便找人糊弄几堂课，凭所谓的“培训登记表”，就算完成了培训任务。

基层普遍反映，目前针对职业农民的培训体系建设尚处于起步阶段，还面临着不少难题。

首先，培训资源高度分散，各自为政、多头管理、难以形成合力。在中西部农村，近年来新型经营主体内部培训、专业社会服务组织、农业企业提供培训等新型农民培训方式逐渐出现，但政府相关部门仍然掌握着大部分培训资源。在政府内部，农业、扶贫、劳动、科技、教育等十多个部门都在搞农民培训工作，培训项目包括阳光工程、绿色证书培训、雨露计划、新型农民科技培训等不下20种，资源分散，单一培训项目规模偏小，使培训效果打了折扣。

其次，培训内容多是“大路货”，没法满足农民个性化需要。“在培训课上，老师讲的都是常规技术，对于我们这些种粮已超过30年的‘老把式\’来说，根本不是问题。”重庆涪陵区石沱镇光明村种粮大户刘忠志说，光明村农田是酸性土壤，而培训老师总按书本上碱性土壤的标准教农民如何施肥，种出来的粮食能高产吗？

再次，一些培训鱼龙混杂，缺乏有效监管，有些地方甚至出现利用农民对新技术、新知识的渴求，通过“假培训”坑农害农的现象。在河南省夏邑县，记者曾暗访一家化肥生产厂家，其打着“高科技农民培训”的幌子，给农民“洗脑”，推销所谓的“高科技新型多元素绿色环保专用肥料”，每天来“听课”的农业大户不下20人，不少人因此上当受骗。据《半月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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