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历史上的方志编修

车安宁

方志，也称地方志，是记载一方地域内自然地理、历史沿革、人文风俗、物候资源的资料性文献。修志在中国历经两千余年而不衰，留下浩繁独特的文化遗产。据不完全统计，现存于海内外的中国历代志书8700种，约15万卷。还有相当数量的志书在历代战乱和政治变故中焚毁散失。 

甘肃修志历史悠长，大体与全国同步而行，并具明显的区域特色。自汉魏至民国末，今甘肃境内可考的各类方志约500余部，包括省志3部、府志32部、州志85部、县志210部、厅志1部、关镇卫所志23部、山水寺庙志8部、人物志11部、乡土志17部、地记32部、图经23部、调查记17部、采访录4部、杂记31部、要览7部、星图1部。其中半数以上，特别是早期志书，多已佚失。 

天水出土的“战国秦县地图”（绘于秦始皇八年，前239年），除标注山川河流、居民点、县乡治所、道路关口等，还有文字说明，当是我国最早的方志雏形之一。汉至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一度战乱，群雄争霸，甘肃河西地区相对稳定繁荣，丝绸之路通达，曾出现中国史上著名的“五凉文化”，一时人文汇聚，学术兴盛。五凉诸国都设史馆，置太史令，专修国史方志。留名的方志约47部，较著名的有《敦煌实录》《西河记》《秦记》《秦州记》《仇池记》《沙州记》《凉记》《凉州记》等，已无存。但这些志书为以后的《十六国春秋》《晋书》《隋书》等文献的编纂，提供了丰富史料。还有阚撰《十三州志》是一部早期的全国地理总志。该志以汉代版图内所设13个州为纲，分记各州自然地理、郡县沿革、社会风俗、河道流向等，属经典之作。北宋以后散佚，后清代陇人学者张澍从多种古籍中，辑录佚文，考证纠误，重新辑成。

当时甘肃一批学者因修志而著名，有阚、刘、索绥、张谘、喻归、段龟龙、宗钦、郭仲产等。

隋唐时期中央王朝重视撰修地志，并对地方政府有相关要求。甘肃方志编修以图经为主，可考的有23部，其中《沙州地志》《瓜州伊西残志》《敦煌名族志》《沙州城土境》《敦煌录》《寿昌县地境》《西州图经》《雍州图经》《陇右图经》《西凉录》《后凉录》等尚存残卷，其余均已佚。还有《沙州都督府图经》是中国保存最早的图经之一，成书于唐代。1908年法国人得自敦煌藏经洞，原稿现存巴黎图书馆。书中记载天象、盐池、水泽、河堤、城塞、驿路、县学、寺庙、祥瑞、歌谣及行政机构等十分详备，图文并茂，还保留部分新疆域内容。

此时期，涉及修志的著名人物有赵彦昭、李延范、裴矩、贾耽等。

宋元时期甘肃曾一度分属不同政权管辖，但修志未断。志书内容增加了人物、学校、风俗、碑碣、艺文等。可考的有27部。其中北宋14部，南宋7部，元代6部，但大多已佚难觅，只在后世的有关典籍中有零星记载。

明代甘肃行政上隶属陕西，相关记载归于陕西通志。但各地的修志依然延续，并出现第一个高潮期。当时中央政府倡导编纂整理历代典籍。甘肃修志数量较多，品类齐全，还有“续修”和“重修”。可考的有95部，含府志13部；地记3部；州志17部；县志40部。多已佚，现存19部。胡缵宗纂《巩郡记》《秦安志》，赵时春纂《平凉府志》，刘承学纂《河州志》等为经典之作。

当时甘肃的许多志书如《敦煌杂钞》等，都有屯田、兵马、粮饷、仓廒、茶马、边墩、隘口等类目，记载边疆地区政治、经济、军事、屯田、贸易、民族关系等，为一般内地方志所罕见。

明代所设行都司为地方军事机构，下辖多个关镇卫所。设在甘肃的“陕西行都司”曾编修关镇卫所志。作为军管区，在不设府、州、县的地区也兼理民事和行政职能，故其志除了记载边疆国防要塞、布防训练、兵马刍粮等军事内容，也兼记防地范围内民俗、物产、古迹、祠庙、人物、艺文等。这类志，可考的有19部。也是甘肃方志的特色之一。

明代还修有《崆峒山志》《伏羲台志》等，多已佚。

清代全国进入又一个修志高潮期，甘肃亦然。可考的志书189部大多有存。除省、府、州、县志外，另有其他志书多种。

康熙六年（1667）陕甘分治，甘肃正式建省。修有省志2部。许容等监修的《甘肃通志》［乾隆］50卷，是甘肃首部通志。丁喜翰、安维峻总纂的《甘肃全省新通志》［宣统］100卷，其记述范围涵盖当时甘肃辖内的宁夏、青海两地。修有府志12部，涉及7个府；州志42部，涉及15个州（有的府州修志多部）；县志98部，涉及47个县。这一时期，分县制度产生，可考的有《陇西分县武阳志》《打拉池县丞志》。其中吴鹏翱撰《武阶备志》，张美撰《五凉考治六德集全志》等较为经典。

清代甘肃的卫志、厅志、镇志、乡土志、人物志、山志、采访录及其他杂志，多而杂，有官修，有私撰，优劣并存。较著名的有20余部。 

民国时期修志延续。虽国内战乱不断，但甘肃相对战事较少，也是成就修志事业的一个原因，共编修各种志书及类志书116部，还有若干未刊印的志稿，大多有存。按国民政府要求，1928年4月成立甘肃通志局（1932年改名甘肃通志馆），各市县相继成立文献委员会。这一时期修志的特点：一是各级政府设立了专门的机构；二是对编修方法有统一规定，如要求“特列大事记一门”；三是编修手段的创新，包括地图绘制、文物古迹照片、数据统计等；四是增加了新的内容，如：电力、通讯、实业、党务等；五是甘肃与内地志书的交流互换增多。除省市县志外，另有人物志、山志、石窟志、乡土志等，一些诗体、赋体、韵文体等稀有体裁的志书也多见于此时期。

1936年，杨思、张维历时十年主纂完成了甘肃史上第三部省志《甘肃通志稿》130卷，对此前通志中的错谬、疏漏多有校正补阙；对山川河流记述详确；将甘肃各民族以历史先后排序，析其历史渊源和姓氏演变；将甘肃诸土司名称、种族、辖区、户口等均归纳入志。由于时代局限，其记载社会经济及科技方面的资料简略。全稿除《甘肃省县总分图》《甘肃地理沿革图表》外，因抗战爆发，经费不济，均未付梓。原稿现藏于甘肃省图书馆。还纂修《兰州市志》《庆阳府志续稿》《秦州直隶州新志续编》等及县志67部。还有一些属类方志著作，其中不乏有名人撰写的杂记、日记等。

此一时期，对古旧方志的整理和研究也颇有著述，如张维著《陇右方志录》，共收录甘肃历代方志283部，历史人物396人。冯国瑞辑《张介侯先生年谱》，王恒辑《兰州古今注》等。

（作者系甘肃省地方史志办公室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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