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火的记忆

秦环平

“出门不弯腰，进门没柴烧”，这是老辈人流传下来的经验之谈。如今，这话早就不灵验了。可作为“60后”的我，上世纪70年代无柴之炊的经历，至今仍留在我的记忆中。

那时候，生产队按人劳比例分配粮食和柴草。庄稼秸秆除大部分留做牲口的饲草外，每家只能分得少量玉米、高粱秸秆。我家只有母亲一个劳力，分到的柴草更是少得可怜。

每当干柴烧完后，只能烧尚未干透的玉米、高粱秸秆，往往是烧完了叶子和梢部，留下烧得焦黑的光秆秆，从灶膛里退出来，经日晒后再“回炉”，当年人们普遍住的是窑洞，人住的地方都不够，柴草只能露天堆放，遇上连日阴雨，柴草潮湿没法烧，锅底不见起火，灶火门只往出冒浓烟，呛得人涕泪横流，生米做不成熟饭，可不是笑谈。

“灶火像水冲了”，那时，家庭妇女口中常说的这句话，是对锅下无柴的日子的生动写照。只听风箱呱嗒响，蒸馍时不见气圆，煮面条时水烧不开，灶火里柴草刨得光光净净，不得已，我母亲曾经不止一次一页页撕作业本和书报，添进灶膛救急。

可能有人要问：没柴烧咋还有书烧呢？我父亲1956年庆阳师范简师部毕业后，分配到环县山区小学任教，直到1974年底才转回原籍镇原。我母亲1962年在镇原师范初师毕业，因当时国家缩减财政供养人员数量，未分配工作，母亲便随我父亲去了环县，曾在当地教过耕读学校，1968年领着年幼的我和弟弟回老家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我母亲烧的都是她的作业本和书，还有我父亲的书报。舅舅知道我家的困难后，曾几次让我表兄从几里路外给我们背来一捆捆玉米秸秆，以解燃眉之急。其实，舅家一大家人，日子也紧巴巴地不好过。

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我和弟弟利用星期天和寒暑假，随生产队的羊群出山，捡拾羊粪蛋缴给队里挣工分，回家时还不忘背回一小捆蒿草，晒干当柴烧。我曾多次铲过草根烧锅，我至今难忘上世纪60年代末的一个初春，母亲领着我在地里拾谷茬时的“惊魂一幕”：那时正忙乎着拾柴，突然一阵人喊撵狼的声音，和狗吠声交织在一起，寻声望去，只见远处坳地里，几只狗跟在前面的一只“狗”后面猛追，它们奔跑的方向，正是我和母亲所在的地方。母亲见状，慌忙拉起我向附近人家跑去。后来母亲常说：“那回可把我们母子的魂都吓跑了。”

上世纪70年代中期，每到冬天，父亲便从集市上买回几担硬柴（就是当地人把废木料劈成的木柴）。后来，还从社办厂买过杏核皮，还有胡麻秸加工纤维后的废渣，依粗细分别烧锅和煨炕。我上小学和初中时，学校搞勤工俭学，就曾在供销社用机器压破杏核，分拣杏仁。上初二时，我班还从一些生产队买回胡麻秸，加工成亚麻纤维挣钱。我和同学们生产的下脚料，我家也买过不少回呢。到了上世纪70年代末，父亲曾买下山里一户人家的蒿草垛，利用寒假领着我和弟弟，拉着借来的架子车，往返几十里路，把山沟里的柴垛搬到我家窑顶上。上世纪80年代初包产到户后，境况大变样，烧柴再不犯愁，但因要省下麦秸喂牲口，烧锅、煨炕用的，多半就成了买回来的混煤。

如今，农家生活有了翻天覆地的巨变，就做饭而言，人们用上了干净方便又省工的各种电器灶具和煤气，结束了烟熏火燎的窘况。农家人最朴实的心愿，就是希望随着科技的进步、社会的发展，还有更好的日子在后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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