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网约车当“鱼”来钓是门恶生意□邓海建

日前，山东省莱阳市多名网约车司机向媒体举报，称去年6月遭到平度市交通运输局与社会人员合谋的“钓鱼执法”，事后社会人员承认帮平度市交通运输局“钓鱼”获取报酬。去年7月27日，曾被“钓鱼”的网约车司机宋修福向平度市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目前案件已进入二审。（4月4日《三湘都市报》）

对“钓鱼者”来说，每钓一辆，酬劳200，按周结账；对于被钓的“鱼”来说，笔录提前做好，签字画押就成，交了罚金走人，这门生意，已成产业。案件的是非，交给司法去头疼，但“钓鱼网约车”事件本身，却透露出某种悖逆法治逻辑的陈腐之味。有几个问题，令人如芒在背：

第一，社会人员没有执法权，却在“钓鱼”的过程中承担录音录像等取证工作，不仅诱人上当，还使出花式套路，成为交通执法的“前哨”。如此让渡公权的作为，恐怕比“临时工执法”更为恶劣。

第二，平度交通部门“钓鱼执法”之时，当属网约车属地新政博弈之期。网约车是大势所趋，无论是解决居民出行难题，抑或是顺应新经济形态之需，都没必要对网约车痛下杀手。从最终版的青岛网约车细则据说“最终删除了轴距、扭矩、行李箱容积要求，还取消了行驶里程未满5万千米的里程限制”来看，上级交通管理部门也深谙这个道理。那么，当初大面积“钓鱼执法”网约车，究竟是谁的主意？

所谓“钓鱼”与构陷之间，并未有清晰的界限，稍不留神，执法者就成了犯法者。因此这些年，在全面法治的逻辑之下，地方执法部门“钓鱼执法”事件，简直到了过街老鼠的地步。在英美法系中，“钓鱼执法”更是可以成为当事人无罪免责的正当理由。

在网约车新政未出的当口，地方交通部门急吼吼“钓鱼”执法，其间所暴露的心态与作为，恐怕不单单是个法理纠结那么简单。我们当记得那些未曾走远的事件：2009年10月，河南商丘人孙中界因遭遇钓鱼执法，断指证清白；2016年7月，湖南蓝山县60岁的陈作雄因被“钓鱼执法”吊死在运管所……前车之鉴并不少，而在管理网约车这个公共议题上，少数地方部门执法违法式暴戾思路，是该被究责并禁锢在法治框架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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