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长城将山、河、海防御融为一体，坚守齐国最后一道防线

图一：位于长清区马山镇境内的齐长城遗址记者郭尧 摄

图二：这一片碎石垒成的平台曾经是齐长城驻守官兵的营地记者郭尧 摄□本报记者 郑连根 实习生 王沛

5月14日，本报刊出了《长清齐长城采石场停后复采，所在山体自然风貌破坏严重》(A6版)一文，报道了长清区双泉乡马西村附近齐长城周围多家采石场复工开采的有关情况。一时，关于保护齐长城的话题再次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齐长城不仅仅是一处文化遗产，更重要的是，它其实是整个齐国历史文化的一个“浓缩点”。以齐长城做切入点，我们可以了解到齐国政治、军事、社会生活以及文化等诸多有趣的历史截面。就此问题，记者采访了济南市社科院副院长、济南市大舜文化研究会会长、山东省历史学会副会长张华松先生。

大国富国反而经常受到攻击，齐国率先修建长城用以防御

记者：您是齐长城研究专家，请简单地介绍一下齐国为什么要修建长城？齐国是春秋战国时期的泱泱大国，泱泱大国为什么要最先修建防御性的长城呢？

张华松：历史上的齐国，有姜齐和田齐之分，首都都在今天的淄博临淄。淄潍平原作为齐国腹地，它的西面、北面和西北面，有清济、浊河两条大河；东面、东南面和东北面，是渤海和黄海；南面横亘东西的是泰沂山系。所以当时齐国在地缘政治上是相对独立的，战略地理条件也是得天独厚。河道、大海、山脉构成了它的天然屏障和国防线，敌人很难越过这些天然屏障进入齐国腹地。然而，从另一方面来说，齐国腹地――― 淄潍平原地域不够辽阔，缺少战略纵深，一旦外敌越过了这些屏障，就可以长驱直入，兵临齐国都城临淄，危险可想而知。所以，《韩非子?初见秦》篇说：“齐，五战之国也。一战不克而无齐。”为了防止敌人入侵，齐国政府就要充分利用它四境上的天然屏障，建设自己坚固的国防线――― 海防线、河防线和山地防御线。

记者：以上几道防御线中哪一道最重要呢？

张华松：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要首先考察一下春秋战国时代齐国的对外政治军事外交形势，看看它所面对的主要的敌国有哪几个。在春秋中前期，齐桓公首霸，那时的齐国自然是天下无敌的大国。桓公死后不久，晋国称霸上百年，成为齐国的头号敌人。与齐国搭界的鲁国和莒国，为了对付齐国，相继投靠晋国。春秋后期，晋国霸业衰落，东南方的吴国和越国相继北上，鲁国和莒国也就改换门庭，前者成了吴国的盟友，后者成了越国的附庸。

到了战国时期，齐国的主要敌人，首先是自南方北上的楚国，它几乎占领了今天整个山东省的南半部；其次就是由原来晋国分化出来的韩赵魏三晋；到战国后期，西方的秦国打过来，也成为齐国的心腹大患。

在这些国家中，鲁国、莒国比较小，却也不是好惹的。尤其莒国，专门与齐国作对。齐国每次图谋莒国，都如临大敌，丝毫不敢大意。至于鲁、莒之外的其他几个国家，都是一些大国，晋国以及三晋的强大就不必说了，吴国人和越国人向以“剽疾”和“越兵敢死”著称于世，齐国人最怕他们。齐景公为了讨好吴国，哭泣着把女儿送给了吴王；田庄子要攻打越国，儿子田和说：“先君有遗令曰：‘无攻越，越猛虎也。\’”楚国人的习性同吴越相近，而国力、疆域又远比吴、越为大，是战国中后期与齐、秦鼎足而立的大国。以上国家是齐国的主要敌国，为防备他们的来犯，齐国自然要特别重视南面的山地防御，以及西南的河防和东南的海防。而春秋战国时代，这些敌国似乎总好以齐国为攻击目标。

记者：齐国在春秋战国时期是个大国、富国，为什么反而会遭受“群起而攻之”的待遇？

张华松：原因很简单，齐原以工商立国，是先秦时代工商业最发达、人民最富庶的国家，正因富庶，所以更容易被各国垂涎。为了掠夺财富，各诸侯国对齐国发动了一波又一波的侵略战争。比如，公元前555年，以晋国为首的诸侯盟军深入齐国腹地，将临淄郊外扫荡一空之后，又“东侵及潍，南及沂”。敌军行动迅速，攻势凌厉，只是意在夺取财物。再如公元前284年，乐毅统率以燕军为主的诸侯联军一路打进齐国，“齐王走莒，燕人逐北入国，相与争金于美唐甚多”，竟将齐国的美唐金库洗劫一空，甚至将逃难至琅琊(今胶南)的齐国富商大户和公卿大夫也给抢掠了。

齐国的财富容易招致他国的侵略，而齐国的军队又不能有效保护国家的安全和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齐国富庶的工商子弟和市井游民是不肯为了金钱赏赐而替国家冲锋陷阵或者卖命的。因此，齐人与秦人恰好相反，他们是“勇于持刺”，“怯于众斗”的。齐国军师孙膑曾说过“齐号为怯”，魏将庞涓说“我固知齐军怯”，秦将李信亦有“齐人怯”之说。可见，“齐军怯”是当时不争的事实。

总之，特殊的社会环境、经济生活和政治体制等因素决定了“齐之技击，不可以遇魏氏之武卒，魏氏之武卒不可以遇秦之锐士”。齐军战斗力是比较差的，这种状况自春秋时代就已存在。所以，历史上的齐国基本是以保守的姿态出现在国际军事舞台上，所以它修建长城就不足为怪了。

齐国的政治、经济、文化都是其率先修建长城的助因

记者：可是，在历史上，齐桓公曾是春秋时的“首霸”，当年的齐国军队不是也很能打仗吗？

张华松：齐桓公之后的姜齐君主，如灵公、庄公、景公，都有复兴桓公霸业的愿望。战国时，田齐诸王的政治理想，仍然跳不出霸政的圈圈。如齐威王的理想是“迩嗣桓、文，朝问诸侯”，齐宣王最感兴趣的也只是“齐桓、晋文之事”，“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国，而抚四夷也”。“辟土地”当然是王霸之业题中应有之义，却不是主要的内容，主要的内容在“朝秦、楚”，即做秦、楚等各国诸侯的共主，号令天下。即齐国历代国君倾心的是恢复“霸业”，而不是“一统天下”。这种观念无疑会限制拓疆开土的欲望，事实上齐国的对外领土要求也的确是很有限的，跟秦、楚、三晋、吴、越等国不可同日而语。

可有意思的是，齐国虽然对外战争败多胜少，但发达的工商文化却使得齐国的兵家文化独领风骚，先秦时代的著名军事理论家和兵书战策大多出自齐国。以“二孙子”(孙武、孙膑)为代表的齐国兵家，其兵法思想的核心内容是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战略，他们所强调的首先是防御，自己立于不败之地，然后通过“伐谋”、“伐交”的手段而制敌取胜。防御至上，不打无把握之仗，而齐长城也正是在这一理论原则的指导下兴建的。

谈到这里，我们当然还要说一下物质技术保障这一层面的文化。在先秦诸侯国中，论人众物阜，齐国堪称首屈一指，因此，齐国修筑长城是有足够的人力物力保障的。尤为重要的是，齐国还是先秦科学技术最发达的国度，这就为长城的兴建提供了必要的技术支持。从传世的文献资料和出土的考古资料来看，齐国拥有修建长城所需的各种知识和技术，并且在许多方面遥遥领先于其他国家。总而言之，齐国率先兴建长城，是由诸多背景因素和条件所促成的。

记者：齐长城建成后，它的主要防御功能体现在哪些方面？

张华松：齐长城防御战略的最大特点就是将山地防御、济水防御、东海(今天的黄海)防御连为一体。整条齐长城所走的路线基本上是山东省的南北分水岭，具体说来，长城以北的主要河流自西而东有：南大沙河、北大沙河、三锦川、巴漏河、淄水、弥河、潍水、胶水；长城以南的主要河流自西而东有：汶水、沂水、沭水、潮河、吉利河、白马河。这些河流大多南北走向，谷地宽阔，自古就是南北交通的要道，尤其济水之滨的“济左陆桥”、泰山西侧的张夏谷地、沂山东侧的沂沭谷地、黄海之滨的“海右走廊”等，更是南北交通的必经之路。因此，山地防御的重点便是长城所经的各关隘和谷地。各关隘和谷地都设立要塞，长城又高又厚，都有城门，而且配备有戍所、武库、敌台、烽火台等设施。有些极端重要的关口还建有两道城墙，如穆陵关、青石关等等，可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关塞的职能，平时稽查往来行人；战时大门紧闭，严加防守。它们就像一把把锁钥，把整个泰沂山系给紧紧锁了起来。从现有的文献资料上看，敌人很少能突破这些山地的关隘要塞。迄今为止，晋、楚、吴、越诸国兵器、货币于齐长城以南屡有出土，而长城以北却很少发现，这可视为长城山地防御成功的一个旁证。

齐长城山地防线最西边的据点便是济左陆桥上的平阴要塞(今济南市长清区孝里与广里之间)。它扼守着齐国西南境的交通大动脉，是齐国通往中原的必经之地，周朝的“周道”、秦代的“驰道”，无不经此而过。因为战略位置重要，齐国在平阴邑严加设防，建设成雄关要塞。同时，平阴邑也是济水防御的要塞。平阴邑西南数里的济水之上“有石门，以石为之，故济水之门也”。石门应是平阴要塞的组成部分，是济水的水门。齐国在这里设立水门，目的在于防止敌船顺流而下，威胁齐国的安全。

东海(黄海)防御自然是在长城东线的海右走廊上。那里的齐长城走向就很能说明长城的海防战略意图。齐长城，从穆陵关向东南延伸，一直抵达五莲东侧不远的马耳山，而后折行东北方向，直到黄岛区小朱山以东入海，走的正是一个V字形的路线。小朱山与崂山山脉之间隔着一条狭窄的胶州海峡。这样，胶南高地长城岭以及长城岭上的长城，同崂山山脉构成了一道完整的海防线，将黄海与齐国本土隔离开来，使敌国水军无法登陆，即便登陆了也很难突破长城防线。

东南长城海防主要用以防备“以船为车，以楫为马”的吴、越以及楚国的进犯。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孙武是春秋后期人，他的兵法没有涉及海战；孙膑是战国中前期人，而在他的兵法中就有海防的论述，这个变化是与军事形势的发展相适应的。在战国中后期，楚人北上，齐国的整条南部国防线都很吃紧，但最吃紧的还是东南国防线，尤其是在楚国受到秦国的压迫而迁都陈(今河南淮阳)以后，将主要精力用来经略“东国”，山东东南濒海地区是它战略进攻的一个主要目标。公元前281年，楚国有人向楚顷襄王进献一统天下的战略方案，对齐战争的设想便是：从琅琊一带的东海(黄海)实施攻击，打开齐国的东南门户，占领长城和即墨。所以，东南海防也是为了防御楚国。

早期的齐长城基本上就建在齐国的边境线上

记者：当时齐国的边防线是如何分布的？

张华松：齐长城各段初建之时，基本是在边境线上，也就是说国防线起初是与边境线基本重合的。如《国语?齐语》记载齐桓公时的情形：齐“地南至陶阴”。陶阴即陶山之阴，就是今天长清与肥城交界处的陶山以南，古平阴防门长城正是从陶山之阴经过。《管子?小匡》则记载桓公归还诸侯侵地，“正其封疆，地南至于岱阴”。《史记?货殖列传》也有“泰山之阳则鲁，其阴则齐”的说法。齐长城正是在泰山之阴的长城岭上经过。

齐长城是齐国南方数条国防线中最重要也是最后的一道国防线，这是齐国长城防御战略的另一大特点。随着时间的推移，齐长城的攻势战略也逐渐体现出来。齐人以长城上的各要塞为依托，不断向长城以南开疆拓土，边防线从而也就逐次不断向南推移。其间过程相当复杂，而且时有反复，但大致情况是这样：齐国南部边防线，春秋中期以后游移于汶水一线，嬴(今莱芜市西北)、博(今泰安市东南旧县村)二邑便是这道边防线上的两座重镇。到了春秋晚期，齐国夺取鲁国汶、泗之间的两座名关要塞――― 阳关、海陉，汶水防线则愈发巩固。战国时候的南部边防线，有时西段游移于泗水一线，有时在今鲁南苏北一带。

记者：也就是说，以上这几道防线同时又成了长城防线的屏障？

张华松：是的，齐国在这几道防线上建立了许多军事重镇，配备有许多武库，在长城以南山地两侧形成东西夹峙的两条武库带。正因为长城以南还有数道防线，所以燕国将军乐毅伐齐时，兵分五路，其中“前军循泰山以东至海，略琅琊”。燕军只有将齐国在长城以南的战略重镇和军事据点东西横扫一空之后，才有可能完全奠定对齐战争的胜局。而事实上，燕军在长城以南的莒邑和长城以北的即墨城下遭到齐人顽强抵抗，始终不得遂愿，最后才导致了田单用“火牛阵大败燕军”，恢复齐国。当然，这只是众多战争中的个别例子。但战国时期人们论及齐国南部国防屏障时，总要提到长城巨防。比如《战国策?秦策一》记载张仪的话：“(齐)长城巨防足以为塞。”《燕策一》也记载有燕王的言语：“吾闻齐有清济浊河可以为固，有长城巨防足以为塞，诚有之乎？”由此可见，齐长城的防御战略，尤其在山地防御方面基本上是成功的。

总之，齐长城是在特殊时代背景、文化背景下陆续修建的军事防御工程，虽然曾有过被外敌攻陷的记录，但总体上还是起到了保障国家安全的作用，否则，战国中期其他诸侯国也就不会仿效齐国而纷纷建设自己的长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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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毅伐齐和田单复国

燕昭王二十八年(公元前284年)，燕国征发全国军队出征，以乐毅为上将军，统帅燕、秦、韩、赵、魏五国之师伐齐。乐毅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从齐国北线进攻。齐国北地失守，西线济西也随之动摇，齐国大将触子缺乏斗志，刚一交战就下令退兵，自己先乘车溜走，导致齐军大败。继任的达子统率余部继续作战，又战败，达子战死。这时秦、韩之师退出战争，乐毅分魏师攻占原宋国旧地，分赵师攻取河间，打算独率燕师进击齐国内地。

燕军乘胜追击，齐军望风奔溃，燕军一举攻占临淄，尽掠齐国珍宝重器，“珠玉财宝、车甲珍器尽收入燕，大吕陈于元英，故鼎反于历室，齐器设于宁台，蓟丘之植，植于汶皇”。乐毅出兵半年，接连攻下齐国70多座城池。最后只剩了莒城(今山东莒县)和即墨(今平度市东南)两个地方。乐毅镇守齐地期间，有人向燕昭王进谗言，说乐毅久围莒和即墨不克，欲借兵威南面称王，居心叵测。燕昭王不信谗言，封乐毅为齐王，赐乐毅妻以王后之服，赐其子以公子之服，赐乐毅“辂车乘马、后属百两(辆)”。乐毅坚辞不受，以死自誓，信义节烈为诸侯所畏服。

在即墨城里，齐人公推田单做将军，带领大家守城。田单跟兵士们同甘共苦，还把本族人和自己的家属都编在队伍里，抵抗燕兵。

燕昭王死后，太子继位，这就是燕惠王。田单认为这是个好机会，便暗中派人到燕国去散布流言，说如今新王即位，乐毅就要留在齐国做王了。要是燕国另派一个大将来，一定能攻下莒城和即墨。燕惠王听信谣言，就决定派大将骑劫代替乐毅攻打齐国。

田单感觉时机已到，就事先挑选了一千多头牛。牛身上披着一块被子，上面画着大红大绿、稀奇古怪的花样，牛角上捆着两把尖刀，尾巴上系着一捆浸透了油的苇束。一天午夜，田单下令凿开十几处城墙，把牛队赶到城外，在牛尾巴上点上了火。牛尾巴一烧着，一千多头牛朝着燕军兵营方向猛冲过去。齐军的五千名“敢死队”拿着大刀长矛，紧跟着牛队，冲杀上去。城里，无数的老百姓都一起来到城头，拿着铜壶、铜盆，狠命地敲打起来。一时间，一阵震天动地的呐喊声夹杂着鼓声、铜器声，惊醒了燕国人的睡梦。

燕国士兵在睡梦中被惊醒，只见火光冲天，成百上千头脑袋上长着刀的怪兽冲了过来，一下子慌了神，遂四散逃命。结果，燕军大败，燕将骑劫战死。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火牛阵”。

齐军乘胜反攻。那些被燕国占领的地方的将士百姓也纷纷起兵响应，结果田单几个月的工夫就夺回了此前被攻占的70多座城池。田单把齐襄王从莒城迎回临淄，齐国从几乎亡国的境地中又恢复了过来。这便是齐国历史上有名的“田单复国”。

张华松，现任济南市社科院副院长，兼任中国长城学会会员、山东省历史学会副会长、山东省孙子研究会常务理事和学术委员、济南市大舜文化研究会会长等，是济南市第一批青年学术带头人。学术主攻方向为齐鲁文化、济南历史文化，出版《齐长城》、《齐地历史与济南文化》、《济南通史?先秦秦汉卷》、《济南文化通览》(学术主编)等著述30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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