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教工宿舍大院里的悠悠岁月

1979年春天，在改革开放、尊师重教的春风吹拂下，青岛市教育局决定为住房条件普遍较差的教师们，建造部分教工宿舍。此事一时间在当时绝大部分家庭住房都很紧张的社会上，引起巨大的反响。最终，216套房子基本都分给了住房极其困难的中老年教师，也在几套“团结户”里住进了个别非常优秀的年青教师，就是两家住在同一套房子里。

1981年夏天，刚放暑假，教工宿舍大院就日渐热闹起来。各家都是在兴奋中简单地把新家的水泥地和木门窗擦一擦，就迫不及待地逃离原来共用厕所、厨房，又狭小、阴暗的老房子。几乎每天都能看到搬家的，或肩扛人抬，或用平板车拉来老旧简陋的家具，偶尔也有“130”卡车开过来，上面只是多了较新的带镜子的大衣橱、书橱，或五斗橱而已。哪家阳台用玻璃窗封上了，说明这家是有些办法的；若一楼哪家院子里摆上桌子，甚至搭上棚子，再种上两棵月季或桂花，绿叶摇曳、琼枝婀娜，花开时芳香洋溢，会令四邻艳羡不已。很快各家楼下煤屋子也逐渐堆满了蜂窝煤和杂物。两排楼之间大通道尽头的自行车棚也建起来了，随着存放数量不断增加，又停放一些摩托车，几年后达到近百辆，一时也车满为患。

在新环境里，最先熟络起来的自然是孩子们。只要有一个在大通道里踢足球，马上就有很多孩子从楼上的窗子探头张望，很快就会吸引来好几个，不用几天，就会形成一个群体。

青岛特有的打够级更是成为最有效、也是最热闹的沟通方式。每到下午，有时甚至是上午，就吆二喝三地开始了。六个人有的坐在板凳上，有的坐在砖头上、拖鞋上，甚或铺张报纸坐在地上。他们的身后总会围上一些看热闹的，很多是等着接替被家长喊回家的留下的空位。打牌的和看热闹的人群中，有20多岁的大青年，也有小学生，甚至还有带着孩子的老青年，他们有的嘴里啃着桃子，有的吃着西瓜，有的含着半根冰糕，大家在一起吵嚷着、哄笑着，即使住在六楼也能听到，午休也不得安宁。在大院外面，还有一个小些的院子，在一间平房里开了个小卖部。大青年们常会花上两角钱打上半塑料袋浅黄色的青岛啤酒，下楼参战时，会把剩下的倒入大口的玻璃罐头瓶子里，在众人的围观中，自顾自慢慢地一边品味着，一边涨红着脸大声地指挥联邦如何出牌，那酒香就伴着飞散的烟灰一起飘荡在黄昏的日子里。

下午五点前后，二楼穿着老头衫的朱校长通常会搬下竹子躺椅，躺在上面，一边扇着芭蕉扇，一边看着《参考消息》。此时对面五楼的刘老师，早就在没有封窗的阳台上张望多次了。很快他就拿着小板凳兴冲冲地下来，从看自行车的屋子里拿出象棋，跛着脚走到朱校长面前，二人也不答话，摆好棋子，就当头炮、把马跳地杀将起来。不一会儿，高老师、张老师、陈老师等，也相继下来观战。刘老师总有些性情急躁，容易出昏招，有时还要悔棋，朱校长当然不肯，两人就会争执几句，甚至有些面红耳赤。通常刘老师下了两三盘，就让高老师上阵。高老师一边低头下棋，一边一根接着一根地续着大前门香烟，只有当一局结束时，才会抬起头来，摸一摸头上日渐稀疏的灰发，从嘶哑的嗓子里发出爽朗的笑声。朱校长要回家吃饭了，就让张老师接着战。这样的楚汉对弈，借着自行车棚透出的微弱灯光，有时竟会厮杀到半夜。

随着以棋会友、孩子们之间的交往等，不同学校的很多教师也逐步熟悉起来，所以哪个人以前是造反派、哪个老师在学校被评为优秀教师、哪个学校春节和暑假发的福利等等，都会有所耳闻，都在暗自比较。但每家暗自较劲的首要标准是儿女的学习成绩，每年高考发榜后都要打听谁家孩子考上了哪所大学，是大本还是大专，或是中专。教工宿舍里的书卷气主要体现在每家都有个满满当当的书橱和一摞摞报纸、杂志上，但读书看报的乐趣，也只有在循环往复的洗衣做饭之余偷闲享受了。老师们有时会督促自己的孩子学习，偶尔也帮朋友的孩子补短板，却不会在家里办家教。教师们晚上备课、批改作业是常有的，所以上班时拿着的包里大多是课本，或学生的作业本。每当老师们早晨穿上正式些的服装上班时，那些暑假里的挑灯夜战、日常的柴米油盐，已被悄悄地笼罩在师道尊严的不苟言笑里。

寒来暑往，一年复一年。下棋老师们的头发越来越白了，打扑克、踢足球的孩子们一茬茬地换着新面孔。当年的那些孩子们，有的西装革履地进入了职场，有的带着娇妻飞出了老巢。自20世纪末国家推行住房商品化改革后，很多老师也开始陆续搬走了。搬进来的人来自各行各业，没有了相互认识、比较的欲望；大院也逐渐地陈旧了、安静了，大通道变得坑坑洼洼，自行车棚废弃了……那里逝去了夏日打扑克的喧哗，没有了棋子清脆敲击棋盘的夜战，不知现在他们的暑假是如何度过的？孩子们之间相互认识吗？希望他们放假后能在大通道里多呆一会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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