戚家牌坊下的二婶们

张心宏 撰文/供图

蓬莱有句老话，“祖祖辈辈儿，多亏了老二”， 二叔二婶功不可没。

为什么是二婶

蓬莱城区画河西岸，基督教堂北墙外西去登几阶台阶，戚继光家牌坊就映入眼帘。东西两座，东边一座题“母子节孝”，西边一座书“父子总督”。牌坊建于明朝，经过了四百多年风霜雨雪，依然屹立。

我家的老房子就坐落在牌坊附近，蓬莱话说，就在那围遭。这一带属于紫荆山街道的武霖社区，原来叫武霖村，以抗日英雄杨武霖的名字命名。

牌坊里，指的是东西两座牌坊之间的一条不宽不窄的街道。街道不长，也就一百四十米左右。这里曾经是武霖村的核心地带，包括武霖的大队部、大队广播室、农村合作医疗的医疗室，去陈观泰口腔诊所、取信件汇款单，都需要到牌坊里来办理。最多时，牌坊里小道南北两边住着二十来户人家。

从小到大，直到18岁我离开老家去省城念书，我一直生活在这牌坊根儿底下。春夏秋冬，一年四季都围绕着牌坊转。

走过牌坊下，漫步牌坊里，牌坊那围遭的五位二婶，给我留下终身难忘的印象。

为什么是二婶？那大婶呢？

这恐怕得先从二叔说起。

这几位二婶的丈夫，情况都有点特殊，他们有的是伤残军人，有的常年有病，有的是聋哑残疾，有的是身居要职根本顾不上家里。在那些困难的日子里，二婶们担负起沉重的家庭负担，既要伺候年迈的公公婆婆，又要照顾丈夫，养育孩子；帮儿子“张”（娶）媳妇，给女儿找婆家，屋里屋外炕上锅台，个个都顶起整个家。至于大叔，有的英年早逝，有的惨遭牢狱之灾；有的远在外地不能尽上责任，二婶还得腾出手来帮助大婶一家。蓬莱有句老话，“祖祖辈辈儿，多亏了老二”， 二叔二婶功不可没。

纪二婶和菜园“好土”

纪二婶是我要说的五位二婶里最年轻的，她的孩子也最小，俩男俩女。纪二婶是种菜园的，一年四季，她都戴着帽子，遮阳挡雨。她总是穿着一条带补丁的粗布裤子，裤腿很宽松。记得二婶跟我说：打理菜园，讲究的是精耕细作，得有很好的蹲功。将来你下了学，跟着二婶种菜园，穿牛仔裤恐怕不行。

我从小就知道我们武霖村的耕地很少很有限，所以几代聪明的武霖农人大都靠种菜园为生。俗话说，“一亩园，十亩田”，意思就是说以有限的耕地，种菜比种地性价比要高，且高很多。菜卖出去，当场就得到现钱，买个油盐酱醋、给孩子添件衣服、买点儿笔墨书本，方便得很。

二婶说，种菜园要解决两个最重要的基本条件：好土和充足的水。城外向阳地，画河边农家小院的房前屋后，带水井的院子，都可以辟成理想的菜园。“关键是找到好土、肥土。土肥水足，基础打好了，用心摆弄，种什么，收什么。吃个自家种的新鲜的多好啊。”二婶常说。

1977年我家卖掉四间老厢房，买了一栋带小院子的正房。院子有八分地。夏秋之交的一天，二婶戴着草帽匆匆跑到我家，告诉我她发现了一大片好的菜园土，让我有时间把我家院子里的表层土铲出去，换成好的菜园土，将来自己家种个菜，才好呢！

原来她去给修建干休所的工兵连送菜，看到了战士们正在劈掉一块旧菜园地，改作建房宅基地。那些菜园土可肥呢！

机不可失，当天下午，我就和二婶家建祥小哥一起，吐故纳新，把院子里的土给换了。自那以后，我家院子种什么菜，什么菜都长得茁壮，硕果累累。好土，真是太重要了。

多年后，我读到小说《大地》，这是美国女作家赛珍珠描写中国农村的作品。《大地》的英文原文是The Good Earth，中文直译，即 “好土”。

金家二婶和栾家二婶

金家二婶的家就住在东边那座牌坊的根儿底下。她是一位特别爱聊天儿、会讲故事的婶子，还能唱京剧，一口地道的言派，据说她年轻的时候在上海和京剧名伶言慧珠情同姐妹。新中国成立后，她离开了上海滩，又告别青岛，最终回到仙境蓬莱，相夫教子，生活幸福。

金家二婶家里存有好几箱子小人书，我小时候常去她家看。

一年四季只要是好天儿，她都爱站在街门口，透透气儿，看看过往的行人。老邻居，聊两句；外地游客，就给人家介绍一下牌坊和基督教堂。有口渴的，她就请人家进屋喝口水，歇歇脚。

上个世纪90年代初一个夏日的下午，我从她门口走过。二婶老远就注意我了。等到走到她眼前，她身着香云纱褂，摇着精致的芭蕉香扇，给我扇走暑气，上上下下打量一番：“哎呀，这不是张家的老三么？上大学、学说外国话那个？”

“是啊，二婶您好！我是小以勒啊。”

“了不逮得喽，现在是大以勒啦！”

接下来金家二婶的一连串问题，简直就成了老蓬莱人的经典提问。“这现在在哪儿工作？结婚了没有？找了个什么样的媳妇？一个月挣多少钱儿？”

“您家还有小人书吗？”

“早都没有啦！孙子孙女看，外孙外孙女看，看完了也不知道收拾，慢慢地都没有了。对，你从小爱看书，一上俺家来就知道看书，书迷啊。”

后来，牌坊里翻修，金家二婶家搬迁了，我也就再也没有见到金家二婶。

栾家二婶是个大高个儿，身高一米七开外。她是1950年入伍的志愿军老兵，两次立三等功，1954年从朝鲜回国，转业回到老家蓬莱。她丈夫是蓬莱京剧团团长，天天写戏拍戏唱戏带徒弟，忙得根本顾不上家。二婶家有五个孩子，仨女两男。她家最大的儿子振亚和我大哥同年，1943年生人，属羊的。最小的女儿淑莉和我同年生，上学时同班。

我对振亚大哥印象深刻。他的长相很像电影里的瓦尔特，眼窝很深，目光如炬。振亚大哥早就看出武霖村光靠种地种菜园不成，就划拉划拉村里手艺好的木匠瓦匠电工油漆工，拉起一支建筑队。他有个很好听的头衔，叫“领事”，就是包工头的意思。我看见过他担任领事的现场，指挥他的团队给村里的乡亲盖房子、给汽车厂盖楼房、给驻军盖营房。打地基，砌墙，上大梁架檩条，没有他不明白的地方。

他就是爱喝酒，而且酒量极大，每顿不下一斤白酒。但他从不醉酒，七八两下肚，状态神勇，既总结前一段工程完成情况，又对下一阶段提出要求。末了，再来二三两收官，绝不误事。

烈酒，最终还是夺走了我振亚大哥的健康。他过度饮酒喝坏了肝脏，英年早逝。整个武霖村都为他惋惜。失去了大儿子，栾家二婶呼啦一下子老了十岁。

一个秋风萧瑟的下午，栾家二婶独自一人坐在牌坊底下打量着过往的行人。秋风吹乱了她的白发。

“二婶，起风了，怪冷啊。您坐这儿等人吗？”

“没事，再坐会儿。等等俺振亚。不能把他给迎回来啊？”二婶眼睛里满是困惑与期待。

去年春天，卧床数年后，栾家二婶去世，享年100岁。

朱家二婶和张家二婶

牌坊里的朱家二婶爱清洁那是出了名的。我只记得小时候大人老是批评我懒得做家务，“你看看，弄得锅台脏乎乎的，真不如人家朱家二婶的猪食槽子！”

我好奇了，真的要去朱家二婶的猪圈里看看，她家的猪食槽子真干净么？

朱家二婶住在牌坊里路南中间的位置。中规中矩的小院，南北两栋各四间瓦房夹住中间的院子。小院东边种着时令蔬菜，西边是猪圈，猪圈里养着两头大肥猪，一白一黑。

二婶是个利索人，特爱清洁，几乎到了洁癖的水平。屋里屋外，收拾得干干净净。一年四季的衣服，二婶都要拿熨斗熨的。我那天去她家，她正在熨衣服。那时候的熨斗是用燃烧的木炭加热的，我每次看见那个熨斗，老是觉得它很像一艘船，我就叫它“船熨斗”。

“为什么说它像船呢？这东西是生铁铸的，搁在水里也漂不起来啊？”二婶问。

“我是说您使唤它的时候，不是推着它走么？多像航行！还有它张着个大嘴，还有燃烧的木炭吐着烟，多像火轮船啊！”

“哈哈哈，真有想象力！我倒没往那儿想。”

“二婶，您家猪圈里的猪食槽子真的很干净么？我妈说比我家的锅台还利索。”

“哈哈哈，你妈真能说笑耍欢！熨好了衣裳，我带你看看去。”

“猪，其实它们是很爱干净的，你得教给它们干净的习惯。猪食槽子不刷干净了，它们不吃食——反正俺家的猪就是这样，可能是干净惯了吧。”二婶指着洗刷得非常干净的猪食槽子告诉我。

最后，说说医院张家二婶。

张家二婶不是蓬莱本地人，好像是招远的老家。她家经常来一些娘家的客人，他们说他们的方言，我们蓬莱本地人听不太懂，声调不同，好多字词也不一样。

张家二婶可是位了不起的母亲。据说她17岁就嫁到了开医院的张家，但她丈夫并不是医生，而是做鞋的鞋匠，还是一位聋哑人。也不知怎的，当地有些人有个不太厚道的习惯，就是爱笑话那些有生理缺陷的人，还据此给人家起个外号，叫人家背一辈子。可想而知，二婶她一辈子得顶住多大的压力。

二叔早在上世70年代中期就病逝了，二婶一个人带着未成年的儿子过日子，还要看着两个孙子：大儿子大媳妇都是军人，一下部队大半年回不了家，孩子只能寄养在奶奶家。后来，她的五个孩子有四个都出去工作了，只有二儿子一家在蓬莱。

大约十年前，二婶家的二哥病逝，这对二婶可是个打击。她那时已经是86岁的高龄，白发人送黑发人。此后7年里，不幸一个接着一个，二婶又接连失去了大女儿和大儿媳。94岁时，她的大儿子病逝，享年75岁。

在北京工作的小儿子三番五次地劝她离开蓬莱，去北京跟他过，二婶就是不肯，坚持一个人在武霖村做“守望者”，在牌坊下做“义务导游”。

来参观牌坊的游客，通常连牌坊带牌坊东面的教堂一块儿提问题。那些问题五花八门，一般人还真招架不住。您看那二婶，不紧不慢，特别是回答关于基督教圣会堂的历史和100多年前在蓬莱传教的慕拉第牧师的故事，那真是引经据典，引人入胜。二婶的介绍里还经常夹杂着英文词儿和赞美诗，娓娓道来。

现在我再回到牌坊里和牌坊四周，恐怕再也看不到二婶们了。她们辛苦了一辈子，都歇了地上的劳苦。

牌坊里，我只能看到一家住户还窝在路南的小弄里，就是大庆他们家，开了一家民宿。走在牌坊里的青石板路上，我老觉得会有哪位二婶突然叫我，一口熟悉的蓬莱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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