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觉中国供图
如果能够找到另一半,谁也不想自己一个人。
在中国,有9200万人正在独自生活。他们是住在6平方米的单身公寓里,仍然向往诗和远方的“梦想家”;是关起门来就能放飞自我的“自嗨体”;是用手机记录下一日三餐的“美食博主”;还是裹着浴巾塞着耳机一个人蹦迪的“赛博朋克”……
孤独与自由、追求与无奈,在他们的心里复杂地交织着。
本期,我们从千万人的“独居江湖”里抓取了一些瞬间。此刻,若你也是一个人,希望能从他们的故事里找到共鸣的慰藉,温润孤独的灵魂。
我在包里藏了一把刀
晚十点,对面房间的歌声停止了,当主播的女孩下播了;一小时后,楼上的孩子终于不再满屋子奔跑,隔壁房间的情侣也停止了争吵;零点,走廊尽头的推拉门响了两下,送外卖的小哥哥下班了……张小小在房间里静静听着,一个人生活久了,这种“靠声音推理对方行为”的耳力已经渐渐从“无聊”变为了“本能”。
张小小是某餐饮公司的HR,平常工作朝九晚五。她住的地方位于青岛老城区,是一座28层的独栋公寓,每层住着30户人家,大部分都是独居青年。公寓的隔音效果很差,远在走廊另一头的声响仍然犹如“现场直播”。
“我习惯把周围邻居的情况都摸一遍,比如他们的职业、作息、习惯,甚至是脾气等等,这样我一个人生活在这里才会比较有安全感。”张小小不是一个怕吵的人,这一点倒是有利于培养她爱推理的兴趣爱好。
和很多独居女性一样,“安全感”是张小小租房的第一考量。为了安全,她会在每次搬家后的第一时间换一把密码锁,再在门口安装一个报警器,即使这会花费掉她半个月的工资。
“钥匙要从门内插在门锁上转两圈,猫眼最好也用胶带贴上;门口要摆放一双男士拖鞋,阳台上要时不时晾晒一件男士衣物;外卖的地址最好填你的楼下,然后再编造一个男性化的姓名……”谈起独居的安全常识,张小小如数家珍。可有时候,即便是安全措施做了“全套”,她依然会在半夜因为一丁点响动而突然惊醒。
“我一个人不敢睡得太死,一有点动静,就会梦到房间的门忘记锁了,或者是夜里有人进入了我的房间。”张小小自嘲,“你看我这样像不像是得了被迫害妄想症?”
事实上,张小小并非杞人忧天。危险与安全的距离,往往只有一门之隔。
作为广告公司的美编设计,加班是肖雯的工作常态,原本因为作息时间不规律而选择独居的她,最近却因为一些毛骨悚然的事情不得不重新考虑找人合租的必要性,“有一次加班到夜里十二点回家,发现钥匙孔被灌满了胶水,一开始我以为是邻居家小孩的恶作剧,就没太在意。但是隔了几天又出现了相同的情况,上网一查才知道这有可能是小偷在门上留的标记,他们是以此来判断我的作息。”
从那之后,肖雯就对“门”产生了极大的恐惧。每次回家,开门之前都要做一下心理建设,“心里老想着一开门小偷就站在我的屋里,也怕听见敲门声,总觉得是小偷找上门来了。”
受够了每天担惊受怕的日子,肖雯最终选择搬家,“但是那又有什么用呢?我还是得一个人加班,一个人走夜路,一个人回家。”
的确如此,独居女性比独居男性生活得更加小心翼翼。《美国国家健康与营养》杂志曾经做过一个调查:同年龄段,所有男性的力量都大于女性,男性握力的下限和女性握力的上限重合。男女力量的悬殊,这份上天给予的“不公平”,是每个女性不得不接受的“无奈”。
去年刚毕业的郝婉,是一家教育机构的课程顾问,初入社会的她怎么也想不到,自己引以为傲的漂亮面孔和姣好身材会成为招来危险的“定时炸弹”。
“我曾经遇到过一名男性,每天下班后都在相同的路口堵我,一开始会跟我聊叫什么名字啊,能不能加个微信、交个朋友之类的话,后来他就开始一路跟着我,有一次甚至跟到了我家,说要进来坐坐。幸亏当时邻居在场,我大声骂出来之后,那男的才离开。”
每次回想起这事,郝婉都后背发凉,心里设想了很多种可能发生的结局:万一那个人动手怎么办?万一邻居视而不见怎么办?万一那个人再次出现怎么办……
“我在自己的包包里放了一把水果刀。”说这话的郝婉眼神狠厉,那一刻仿佛拥有了战胜全世界的勇气,“女孩子,一个人在外要好好保护自己啊。”
一个人就是所有生活
“可惜不是你,陪我到最后,曾一起走却走失那路口……”和朋友开完派对的那一晚,肖雯坐在窗前,单曲循环着梁静茹的那首《可惜不是你》,一个人哭到了深夜。
明明前一秒钟她还在和朋友们嗨翻畅谈,一群人唱着“不醉不归”,下一秒她的快乐就被这满屋子的凌乱和寂静淹没。
“玩到最后,还是只剩下我一个人,怎么就没有一个人愿意一直陪着我?”肖雯讲起,那天自己的作品被否定了三遍,她准备了一箩筐的话去跟朋友们吐槽自己的老板,可是越吐槽反倒越觉得自己实在很惨。
“白天忙起来的时候,抽不出时间去回想,自己一个人这么多年都过来了,也没啥。但晚上回到出租屋,看到早上出门前不小心碰掉的那本杂志仍然躺在原地时,那一瞬间真心觉得自己委屈。”
成年人的孤独,就是来得这么猝不及防。对于当下的年轻人,孤独的瞬间也许并不多,但却总能在某一刻突然击垮人的心理防线。
周一晚上十点,坐了将近两个小时的地铁之后,彭博终于回到了北京郊区的家中。他推开门,把包扔在沙发上,径直走进厨房,撕开两包榨菜,煮一锅泡面,就着锅开始吃晚饭。
这是青岛小伙彭博北漂的第三年,2018年毕业之后,他拖着一个小箱子来到北京,在这座陌生的城市里把自己当作一颗种子埋了下去。如今三年过去了,他的工资从当初的2800元涨到了9000元,却依然支撑不起他在五环以内租房的梦想。
住在位于昌平区的城乡接合部,彭博每次通勤都像是被鱼群裹挟着的沙丁鱼,带着惊慌与无措,感受着周围的城市由苍凉一点点过渡到繁华,再由繁华一点点过渡到苍凉。
“这是一种很恢宏的寂寞。”彭博形容得有些诗意,“这种寂寞有多恢宏呢?大概是你在这里能看到全国最好的东西,可当有一天你突然意识到自己只配成为这里的一名过客,那时你就明白了。”
就像他翻了好几倍工资仍然追赶不上飙升的房价,就像通勤的地铁里永远望不到前路的尽头,这世界纵然花团锦簇,可惜没有一刻是和自己有关。
坐在搬家师傅的车里,张小小望着车外拥堵的红色“河流”,这是她第五次一个人搬家。
“小姑娘怎么一个人搬家呢?晚上搬家不安全昂。”司机师傅有些热情,操着浓重的青岛口音,问着张小小回答了好多遍的问题。
为什么会沦落到一个人搬家呢?她也在问自己。
每次搬家时张小小都在心里发誓:下次一定要找个人帮忙。可是每一个“下次”来临时,又会有好几个声音在她耳边打转:“这世上除了父母,没有人有义务帮你”,“不要拿着男朋友的标准去要求你身边的人”,“欠人的都是情分,终归是需要还的”……
懂事是病,得治。
一个小时后,车子到达了张小小的新“家”。司机师傅帮她搬运着行李,一趟又一趟。她依稀记得,第一次搬家时,自己的行李还可以一次性运完,当时司机师傅也问过她同样的问题,但却以车子开不进小区为由,将她丢在了路边。
“我以前经常在思考一个问题,我这么多行李放在路边,如果一次性运不完,谁来帮我看着?想来想去都是无解。”
如今,这位不曾相识的中年大哥,正在以实际行动回答着张小小的“世纪难题”:“嫚儿,俺闺女也在外地工作,你拖着行李箱的样子,像她。”
内心最柔软的角落被抓了一把,张小小眨巴着眼睛,中年大哥的身影仿佛已经模糊成了某个熟悉的轮廓。
“那一刻,我是真的想家了。”她说。
病床上的我孤立无援
“离群索居者,不是野兽,便是神灵。”两千多年以前,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如是道。
事实上,独居生活的大多数人都是野兽和神灵以外的普通人,庸庸碌碌,时常被工作和生活的压力搓成一坨,被迫接受着一个人的生活,在每个快要“溺亡”的瞬间,孤立无援。
发现手机被停机时,已经快接近凌晨一点,郝婉手头的工作还没有处理完。“我家里没有安装WiFi,小区里也没有可以充话费的商铺,邻居也都应该睡了。”郝婉像是一条搁浅的蓝鲸,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她努力让自己保持冷静,大脑中搜索了很多种解决办法,却又被现实一一推翻。
“唯一能够跟我说句话的,居然是10086的移动客服。”郝婉怎么也没想到,讨厌社交、喜欢独居的她曾经那么热衷于摆脱和周围世界的联系,可是当完全切断了与世界的联系之后,换来的不是自由,而是恐慌和焦虑。
“15楼到22楼的距离,才7层,我感觉走完了我的一生。”今年年初,肖雯被确诊为根尖囊肿,需要将牙龈翻开进行囊肿的切除。虽然医生反复强调这是一个小小的手术,但对于活了20年头一次只身前往医院的肖雯来说,已经算是骨灰级的崩溃了。
“挂号,预约,看医生,做检查,听结果,预约病房,缴费,找医生,做B超,开刀,住院……以前只是在电视剧里看到过的流程,没想到这次真成了体验者。”
“医生说是手术都会有风险,让我相信他们,但我当时真的都想好了遗言。”术前,主治医生按流程一一告诉肖雯手术中可能出现的风险,那感觉像是在拔掉她心中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眼一闭,心一横,肖雯将看懂看不懂的同意书签了一堆,又背了几个熟悉的朋友电话,像一只待宰的家畜,躺到了手术台上。
因为是局部麻醉,肖雯能清楚地听到医生们数着纱布和刀具的声音,听他们讨论刀口怎么切开更合适。“因为是清醒的,反而才更加可怕,麻药只是消除了痛感,但一开始的触感还是有的。”肖雯认为,地狱般的噩梦想来也不过如此。
如果手术室里所有的病人都是形单影只的相同命运,那出了手术室才是另一番天地。
凌晨的病房实在热闹,隔壁床的阿姨寸步不离地伺候着术后的女儿,端茶递水,而肖雯连个帮忙买纸巾的人都没有。
“本来我就是个小手术,也没觉得自己有多可怜,可是当有人一再问你为什么没有人照顾时,我就觉得自己好惨好惨。”
在一片聒噪中,肖雯躺在床上望着天花板,第一次感觉到心酸。漫长的一生中,生老病死总要经历那么几个来回,不是每一次都有人与你共度。
后来,肖雯将这件事告诉妈妈时,妈妈哭得稀里哗啦。但肖雯却觉得没必要,就像树苗长成大树后便不再惧怕风雨,“一个人才是成长的最佳状态”。
可遇不可求的“传说”
很多人眼里,“独居生活”都是精致的代名词,独居的人们有独立的洗手间,独立的厨房,独立的客厅甚至是阳台。
然而,大多数年轻人融入异地的首选,还是以一种“伪独居”生活方式展开——关起门来是一个人的世界,敞开门又有不得不面对的公共区域——这种生活方式叫“合租”。
去年夏天,刚毕业的周彤迎来了人生中第一次独居的机会,她终于可以离开六人六床六桌的宿舍,奔赴自由的“小天地”了。
在周彤设想的蓝图里,那应该是一个装满诗意与温馨的家:朝南有一个大大的落地窗,窗台种满鲜花与绿植;卧室的墙壁被刷成粉红色,白色的窗帘垂落下来;客厅里摆满了各种好玩的小物件,吧台上是五颜六色的鸡尾酒;夏天有轻柔的穿堂风,冬天可以窝在阳台上晒太阳……
然而,最伤感情的还是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
“租不起,在市南或市北租个一居室,所有费用加起来大概需要2000元,而这已经是我半个月的工资了。”独居梦很美,但是价格有点贵。
把“现在没钱,能省就省一点”的思想强行给自己灌输了好几次,周彤最终决定与人合租,“当时想着合租关起门来也有私人空间,也算是另一种形式的独居了,等以后攒够了钱,可以再换一个环境好的。”
市北区某合租房里,两室一厅的房间,被二房东改成了四户。周彤住的是面积最大的客厅,两对情侣各占主次卧,厨房里还有一位单身小哥哥。
当初租房时,周彤在诸多的房源里挑了这处最便宜的老房子,“当时想着能省则省,旧一点就旧一点吧,以后可以再换条件好一点的。”然而搬进去之后周彤才意识到,回家竟然成了比加班更加崩溃的事情。
崩溃到什么程度呢?
没有厨房,冰箱摆在走廊里,里面堆满了各种发霉的食物,咖喱味的吐司、韭菜鸡蛋味的包子,再混合着氟利昂的臭味,每次打开门都能让人窒息。
没有窗户的厕所里永远有一群抽不完烟的男生,按钮坏掉的马桶只能用盆接了自来水往里面冲,每次上厕所之前都要做一番心理斗争,憋一口气,假装看不见已经溢出纸篓的手纸和不知道是哪位室友没有冲掉的污物,以最快的速度解决完生理问题,然后像逃离案发现场一样回到自己的屋子。
这些还都不算什么,最可怕的是遇上奇葩的情侣,那真的是刷新你的“三观”。“主卧的那对情侣天天吵架,还老是半夜吵,扯着嗓子破口大骂祖宗三代都不放过的那种;次卧那对感情好,可也好得太过了,天天在屋里为爱鼓掌。”有时候周彤在想,合租房里仅有两对情侣,但估计自己已经看完了所有的情侣故事。
作为合租的“过来人”,张小小可谓是看惯了“住在我隔壁的情侣”的众生相:有偷水偷电的,有在屋里八卦算命的,有为了省电不让开空调还把总电源关掉的,也有和对象整天在屋里没羞没臊的,还有睡觉不关门,呼声震天响的……
“小的时候看《老友记》、看《爱情公寓》,常常渴望等自己长大了,就能和几个好朋友一起找一所房子,里面有涂鸦墙、小花园、台球桌……我们能在同一座屋檐下,一起生活、一起疯、一起闹。”这是张小小曾经幻想过无数次的“乌托邦”,那时她想,无论这座城市有多么陌生,应该总有一群人愿意陪自己颠沛流离。
“可我现在了解了,归属感不是别人给的,一个人只有不再依赖任何关系,才能与外面的世界平等对话,不然与世界相比,你永远都是渺小的。”
张小小发出人生感慨的时候,周彤的苦日子在去年冬天迎来了转机,申请的青岛高校毕业生小微企业就业补贴通过了,“虽然每月400元不多,但至少可以将租房的预算提高到1500元左右,这样我就可以租个面积小点的一居室了。”
三月初的某个黄昏,周彤搬进了双山附近的独栋公寓,从22楼的窗台俯瞰下去,城市的车水马龙都在脚下,她突然觉得眼前的城市跟印象中的有些不一样了。“印象中的青岛是老城区和合租房,现在的青岛是夜夜笙歌的繁华都市,也是宽容欲望的‘梦’与‘想’”。
或许这就是每个人的成长经历,觉得世界残酷,前方道阻且长,于是想方设法也要找到那个结伴同行的人,后来才发现,“志同道合”本就是可遇不可求的“传说”,而独居生活,正是我们成为个体的生长过程。
“可我现在了解了,归属感不是别人给的,一个人只有不再依赖任何关系,才能与外面的世界平等对话,不然与世界相比,你永远都是渺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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