沧桑经历:迁徙流转中,断送一批书

馆内倩影:三位“关系户”,不同人生路

名家踪迹:卧虎藏龙处,来往有鸿儒

因为一所学校,大学路上鸿儒名家往来,因此一批教授的故居分布周围。无论晴天、雨天,这里都清新如洗。即便是旅游旺季,仍给人以静谧之感,这或许就是文化的魅力。

一如当年学校傲人的教授阵容,国立青大图书馆同样卧虎藏龙,除了前面提到的皮高品,还有曲继皋、陈颂、丁伯弢、舒纪维、罗凤翔等人都曾在这工作过。曲继皋1930年进入国立青大图书馆,是工作最长的专业人士,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他转任山东农学院图书馆馆长。

一座图书馆的吸引力,来自图书的精良,工作人员的专业,更因进出其中的教授大家们。

毫无疑问,大学里的教授们大都曾光顾图书馆,查阅资料,品评书籍,争论意见。比如与梁实秋同来的文学院长兼中文系主任的闻一多,两人不但上班策杖而行,在学校里也会经常在图书馆见面,谈书论道。“有一天他(闻一多)到图书馆找我,和我商量研究诗经的方法,并且索阅莎士比亚的版本以为参考,我就把刚买到的佛奈斯新集注本二十册给他看,他浩然长叹,认为我们的中国文学虽然丰富,但是研究的方法实在是落后了。”

杨洪勋先生说,当年蔡元培在青岛居住时,也经常到图书馆来看书。

图书馆也是老舍喜欢去的地方,他置身于满是中外古典名著、戏剧、小说作品的书香中,倍感满足。

还有一人,虽未曾到过青岛,更不用说进国立青大的图书馆了,但他与梁馆长的笔战便与图书馆有关,此人就是鲁迅。

1927年底到1928年初,因为梁实秋的一篇《卢梭论女子教育》,鲁迅和梁实秋掀起了一场长久的论战。当时梁实秋还在上海,1930年他来到国立青大,也带来了与鲁迅的论战。因此,鲁迅没有来过青岛,因为这里是梁实秋“布道的天下”。

梁实秋任国立青大图书馆馆长的身份,也引起了鲁迅的猜疑。他在谈到中国自古皆然与大一统匹配的文化和禁书时,突然发难:“梁实秋教授充当什么图书馆的主任时,听说也曾将我的许多译作驱逐出境”(《“题未定”草》)。后来干脆直接指出地点:“梁实秋教授掌青岛大学图书馆时,将我的译作驱除”(《曹靖华〈苏联作家七人集>序》)。

如此传闻,令梁实秋感到“无奈”,多年之后,梁实秋再次受邀写鲁迅时,提到了这次“误会”:“我首先声明,我个人并不赞成把他的作品列为禁书。我生平最服膺伏尔德的一句话:‘我不赞成你说的话,但我拼死命拥护你说你的话的自由。’我对鲁迅亦复如是。”对于逐书事件,他说,“我曾经在一个大学里兼任过一个时期的图书馆长,书架上列有若干从前遗留下的低级的黄色书刊,我觉得这是有损大学的尊严,于是令人取去注销,大约有数十册的样子,鲁迅的若干作品并不在内。但是这件事立刻有人传到上海,以讹传讹,硬说是我把鲁迅及其他左倾作品一律焚毁了。其实完全没有这样的一回事。”(《关于鲁迅》)

真相到底如何?至今是谜。当时的学生、后来的诗人臧克家先生在《致梁实秋先生》中提出自己对逐书事件的论断:“我想不会的,也是不能的。”

图书馆也不仅仅是教授、讲师们的过场,更有专业的工作人员默默付出。从最初的6人,到后来的12人,并设立了总务股和编目股。总务股负责办理文牍、庶务、出纳、阅览、采购、装订、典藏等工作；编目股负责办理图书杂志之登记、分类、编目及缮制卡片、排架等事宜。值得一提的是,“图书馆有过三位著名的美女管理员,成为一段佳话”,杨洪勋先生说。

这三位女馆员分别是俞珊、张兆和和李云鹤,“都是照顾关系而进入的”。

俞珊是中国戏剧史上最早的话剧明星,来到青岛后成了国立山大校长赵太侔的夫人,其实将她引荐到青岛的,是梁实秋。

事情的渊源是这样的。在上海时,梁实秋、余上沅、徐志摩都在办《新月》杂志,经过徐志摩的介绍,梁实秋认识了俞珊。梁实秋来到青岛后,还向徐志摩打听俞珊。当时俞珊身体不好,徐志摩信中说:“莎乐美公主不幸一病再病,先疟至险,继以伤寒。承诸兄不弃(代她说),屡屡垂询,如得霍然,尚想追随请益也。”这也是后来俞珊也来到青岛大学的原因。果然,俞珊出现在了国立青大。1931年2月9日徐志摩给刘海粟的信中说:“俞珊大病几殆,即日去青岛大学给事图书馆,藉作息养。”美女的到来自然引起一阵骚动,而后,俞珊答应了追求者——赵太侔,1933年底两人结婚,抗战后离婚。

“俞珊来国立青大图书馆做管理员的时间不长,而且属于挂职的性质,因为没有关于她任职期间的记录。她在此期间还来往于青岛和平津之间,学习演出京剧”,杨洪勋先生说。

另一位管理员张兆和是中文系讲师沈从文当时的未婚妻,后来的夫人。1931年9月5日,沈从文受邀来到青岛,任国立青岛大学中文系讲师。当时他正在追求合肥张家四姐妹中的张兆和。1932年的夏天,沈从文从青岛出发,抵达苏州,张兆和由躲避,到默许,再到向青岛拍出了一封“乡下人,喝杯甜酒吧”的白话文电报,有情人终成眷属。

1933年寒假,张兆和随沈从文来到青岛,进入图书馆,负责编写英文书目。1933年5月26日,张兆和的弟弟张宗和到国立青大,记录了姐姐和准姐夫的一些趣事,其中就有图书馆的踪迹。“我们一同到图书馆去看三姐,三姐看见我几分钟都说不出话来,她请了假说‘客从远方来’”(《张宗和日记》第一卷)。由于姐姐的“便利”,张宗和多次到图书馆看书,“这几天我看了几本书,看了新来的杂志。他们的阅览室自然没有我们大”(张宗和当时就读于清华大学)。

李云鹤进入国立青大图书馆是通过赵太侔的关系。之前,李云鹤曾在赵太侔任院长的山东实验剧院学习过,甚得赵的赏识。1931年春,17岁的李云鹤经赵太侔向校长杨振声说项,为她在图书馆谋取了一个职位,“我每月拿了30块薪水,10块汇给娘,因为青岛生活费高,余下的20元,不够我开支。”她还曾向梁实秋借过两角钱,“我问她干什么用,她说买酒心巧克力吃”,日后梁实秋提起这事还笑称,债务一直没销账,因为对方始终没还钱。

李云鹤半工半读,上午选听几门功课,下午负责借书,晚上看管阅览室,“在青岛,听闻一多的课,名著选读、唐诗,也选读诗歌、小说、戏剧,我写的小说在全班第一……”她后来回忆说。

国立青大图书馆老楼虽已沧桑,但当年可是学生们很喜欢的地方。馆内各室冬暖夏凉,光线充足,设备适宜。除书库、阅览室、杂志室之外,另有善本书室,专藏珍贵书籍。阅览室和杂志室同时可容160余人。中文线装古籍,一律另装抽匣式蓝布函,用白墨水题签,竖排架上,以便查找。教职员学生多愿到图书馆读书学习。日后,图书馆历经沧桑,是当时社会动荡的缩影。

从1930年到1932年的国立青大,再到后来的国立山大,图书馆不停地扩大。据1936年度统计,当年至图书馆阅览者达7万余人次,借阅图书累计共4万余册。而这一年,图书总数已达87805册。

1936年7月20日,中华图书馆协会第三次年会在国立山东大学礼堂举行,可以说,是图书馆事业辉煌的标志。

1937年“七·七”事变后,全面抗战开始。国立山东大学奉命内迁,1938年奉令停办。图书馆也面临着挑战,图书馆职员曲继皋回忆了烽火连天中颠沛流离护送书籍的情景:“‘七·七’事变时,学校内迁,图书遭受很大损失。所有图书分三批运走:第一批装火车西运,第二批由水路运南京,第三批是同我们一起走的。结果第一批辗转运到湖南蓝田,奉命交蓝田师范学院接收。我奉命赶赴南京抢救第二批图书……又几经波折,抵达汉口,遍访各旅馆,找到我校人员,才知道我校办事处所在地,第二批书就这样断送了。”1938年3月,国立山东大学迁至四川不久后,教育部电令解散,图书移交中央图书馆(现今南京图书馆)(《红瓦老楼溢书香———国立青大和国立山大时期图书馆的封尘往事》田钢作)。

1946年,国立山东大学在青岛复校,同年10月22日,图书馆在复校后重新组建。原寄放在中央图书馆的图书如数奉还,据校长办公室助理秘书李希章回忆,战前国立山大图书馆的30余万册藏书,内运损失严重,到1946年运回的不到9000册。至1949年青岛解放时,藏书达到8.375万册。

复校后,又一批教授来到国立山大,史学家童书业是出了名的书呆子,“他当年在图书馆看书,太投入了,管理员下班没发现他,把他锁在了馆里,他又敲窗又砸书架,后来才被人发现”,杨洪勋先生说,文学家陆侃如也曾兼任图书馆馆长。

1951年华大与山大合校,这一时期是山大图书馆发展繁荣的黄金时期,到1958年迁校时藏书达到38.8万册。杨洪勋先生说,图书馆老楼至1958年山东大学迁校济南前,一直是国立青岛大学、国立山东大学图书馆馆舍,“到海洋学院时期也作为图书馆,一直到上世纪70年代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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