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逝世前，为何专门叮嘱修改这个人的《辞海》条目

杨度

1975年年底，周恩来总理饱受病魔摧残，生命之火日渐微弱之际，他嘱托秘书去办了一件事：在《辞海》上，给一个人的条目加上：“他最后加入了共产党”。

由此，一个湮没了近半个世纪的秘密得以揭开。

这个人，名叫杨度。此前，他一直被绑在拥立袁世凯称帝的历史耻辱柱上。

杨度的中共党员身份之揭晓，源于1978年7月30日《人民日报》上发的一篇文章《难忘的记忆》，作者是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的王冶秋，他撰文怀念周恩来总理，其中有这么一段：

“敬爱的周总理在逝世前几个月，有一天，派秘书来告诉我：当年袁世凯称帝时，“筹安会六君子”的第一名杨度，最后参加了共产党，是周总理介绍并直接领导他的。总理说，请你告诉上海的《辞海》编辑部，《辞海》上若有“杨度”条目，要把他最后加入共产党的事写上。”

同一年9月6日，《人民日报》刊登了时任中联部常务副部长李一氓的文章《关于杨度入党问题》：“杨度确是党员，确是同志。”同样在这一版，还刊登了夏衍的文章《杨度同志二三事》。

《辞海》修订了杨度词条：

杨度（1874-1931），近代湖南湘潭人。字皙子。王贻运门生，留学日本。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与杨笃生等创刊《游学译编》，后为清政府出洋考察宪政五大臣起草报告，任宪政编查馆提调。1907年主编《中国新报》（月刊），主张实行君主立宪，要求清政府召开国会。辛亥革命爆发后，受袁世凯指使，与汪精卫组织国事共济会。1914年袁世凯解散国会后任参政院参政，次年与孙毓筠、严复、刘师培、胡瑛、李燮和组织筹安会，策划恢复帝制。袁世凯死后被通缉。后倾向革命，1927年李大钊被军阀张作霖逮捕前后，他曾多方营救。晚年移居上海，加入中国互济会及其他进步团体。1929年秋加入中国共产党，在白色恐怖下坚持党的工作。

“反复无常”与“苦苦求索”

常人看来，杨度之“奇”，在于他的“反复”。

但研究者认为，杨度并不是一个“反复无常”之人，偏偏，他是一个很固执的人。研究者张晶萍指出，杨度并非一个反复无常、道德品质败坏的小人，他的一些抉择之所以让人侧目，往往只是由于他作为书生的固执而已。

今人不能超越特殊的历史阶段去评价一位置身当年历史之中的人，袁世凯对杨度有知遇之恩，杨度对他寄予厚望。唐浩明在小说《旷代逸才杨度》中说到，即使是秉承“士为知己者死”的古训，杨度也甘愿为袁世凯驱驰，更何况袁世凯让他看到了“君宪救国”希望：衰老腐朽的中国，实行君主立宪，可望平稳地走上民主富强的现代化之路。只是，他的选择，已逆时代大势，一时身败名裂，在所难免。

事实上，当时对袁世凯寄予厚望的人，不在少数。学者谢本书所著《蔡锷大传》中，就写了蔡锷也曾经是袁世凯的坚定拥护者，他在从云南赴京任职时曾对部下表示：“现在总统袁世凯，原是我们的政敌，戊戌那年因为他临时告密，我们的师友，有的死、有的逃，现在想起来，犹有余痛。但衡量中国现在的情势，又非他不能维持。我此次入京，只有蠲除前嫌，帮助袁世凯渡过这一难关。”蔡锷甚至表示：“袁是中国的一个人才，能把中国治理好。”袁世凯称帝后，蔡锷才打消了对他的幻想，辗转回到云南，举起义旗。

蔡锷在变，杨度其实也在变。一个如此聪慧而又自负的人，在巨大的失败面前，不可能不反思。唐浩明在《旷代逸才杨度》中，写了袁世凯死后，杨度去湖南浏阳拜谒谭嗣同墓地，看到谭嗣同身后所受的尊崇，想到自己孜孜以求却背负一身骂名，不由失意至极，痛定思痛。夏衍也写道：“至少在他晚年，我认为他倒是很善于自我剖析的。他对我说过：“我平生做过两件大错事，一是辛亥革命时，我拒绝和孙中山先生合作，说黄兴可以和你（指孙中山）共事，我可不能和你合作，对这件事，我后来曾向孙中山先生认过错；二是我一贯排满，但我不相信中国能实行共和，主张中国要有一个皇帝来统治，这件事直到张勋复辟后，我才改变了想法。””

1917年6月，张勋率5000“辫子兵”进入北京，拥戴已退位的清末代皇帝溥仪复辟。这场闹剧只持续了12天。清廷曾一度邀请杨度入京参加，但出乎意料的是，杨度坚决拒绝，并通电痛斥张勋和掺和其间的康有为：“所可痛者，神圣之君宪主义，经此牺牲，永无再见之日。度伤心绝望，更无救国之方。从此披发入山，不愿再闻世事。”

与其说他“反复无常”，不如说他在“苦苦求索”。研究杨度，不可忽略的是：他始终是一个爱国者，因为爱国，而苦苦寻找救国之路。要知道，“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这句名言，版权所有者是杨度。

杨度之女杨云慧总结得很好：“一个爱国主义者所走过的道路，并不都是那么简单的，有的甚至非常曲折。但是，只要他真心爱国，即使像我父亲那样顽固的君主立宪派，最后还是捐弃了成见，投身到无产阶级阵营中来了。”

“要想救中国，我看只有共产党才能做到”

杨度思想的更大变化，发生在李大钊牺牲后。

李大钊对杨度影响很大，让他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1927年，李大钊被捕。为了营救李大钊，杨度四处活动，竭力周旋。陶菊隐的《六君子传》中，详细写了这一过程。李大钊牺牲后，杨度悲痛不已，为他坚持真理、视死如归、为革命献身的伟大精神所感动。他以能与李大钊结为挚友为幸事，卖掉北京家里的值钱首饰，变卖了在青岛的房产，将所得金钱全部用来救济死难者家属，留下了“毁家纾难”的佳话，也激发了他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信念，迎来了人生最重大的改变。

杨云慧回忆说：“有一次谈到国家大事时，父亲颇有感触地说：“要想救中国，我看只有共产党才能做到。”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话，也是第一次听到父亲说这样的话。”杨度入党的1929年，正值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转入低潮。夏衍回忆说，有人因为杨度入党而嘲讽他投机，“他曾对我说：“我是在白色恐怖最严重的时候入党的，说我投机，我投的是杀头灭族之机。””

学者谢春涛把杨度入党的历史，收录进了《入党——40个人的信仰选择》一书。读他们的入党经历，会想到一个词：“殊途同归”。他们各自出身不同，教育不同，经历不同，在国家民族岌岌可危的黑暗年代里，在各种思潮、各种主义、各种党派纷繁复杂的背景下，他们曾经挣扎、彷徨、困惑，他们苦苦寻找，上下求索，甚至经历了一次又一次失败，最终选择了共产主义信仰。□关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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