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公路捉害虫,学生走出校门外

雷法章摒弃关门办学,他说:教育“不是造就一班不识世故与社会隔绝的书呆子,而是要养成一班适合国家需要的公民”。教育之所以有功效,就在于“能将中国贫苦愚弱自私的国民,来改造成为富强有组织的国民,以复兴民族、复兴中国,挽救目前的国难”。

1932年雷法章上任伊始,即颁布了全市公立、私立中小学社会视察、劳动训练和职业训练三个实施方案,每学期都有数量规定。为了检验劳动成果,自1932年起,雷法章每年举行中小学劳作成绩展览会。1934年7月8日开始的为期4天的第三届中小学成绩展览会,全市展出学生劳作展品44023件。

基于学生未来升学与就业两条出路的现实问题,雷法章要求中学增设职业科,开展职业技术教育。1934年,青岛市立中学添设了高中应用化学和初中职业科。礼贤中学自1931年秋增设高级工程科后,很快形成以土木工程见长的职业教育特色。此外,市立女子中学和私立文德女中开设了藤工、编织、雕塑、商业簿记等职业课程,私立崇德中学附设普通商业科。同时,雷法章结合临海地区的生产特点,在阴岛、薛家岛、灵山岛区的小学“增设渔业课程,添聘渔业教员”,“教以简易渔捞、养殖、罐制方法”,此法还可以“使村民对于新式渔捞方法……提倡,设法改良”。鉴于农村小学毕业生多数在家务农的现实情况,雷法章将“农业课程为乡区小学之重要职业训练”,1935年10月他主持召开乡区小学农场设备会议,规定乡区小学添设简易农场,面积以1亩到1.5亩为宜,如租用农地,教育局每年提供租金12到15元。

翻检青岛教育史料,1934年到1937年间青岛投入职业教育的经费由2.82万元增加到7.76万元。1937年花在普通学校的经费稳定在1936年的水平,其增量部分全部用于职业学校,仅比普通学校少1.5个百分点。1935年7月19日到21日,中华职业教育社社员大会暨全国职业教育讨论会在青岛召开,中国职教界领袖黄炎培、江恒源、欧元怀、刘湛恩等及全国各地300多名代表齐聚青岛,现场参观了部分学校、工厂和农业设施。

1937年2月,雷法章在小港区闾邻长讲习会上饶有兴趣地介绍青岛学生劳动能力时说:“现在多数学校都添设职业科。如市立中学应用化学科,国货公司代卖的肥皂就有他们的出品,确实很好。礼贤中学有土木工程科,该校大礼堂的桌椅就是他们自己做的。李村农业学校的学生能耕地,种蔬菜,种果树,养牲畜。女学生则教以缝衣烹饪。这都是以前的学生不会做的事。”

开展暑期服务团、服劳役活动,又是雷法章沟通学校与社会的一大创举。从1934年起,青岛市各中小学每年利用暑假组织服务团“训练社会服务精神,藉以认识中国社会目前(外患内忧)情形及一般下级民众日常生活状况,俾使学校课业与社会服务能力并重,铲除中国数千年懦弱书生养尊处优、不认识社会之恶习”。1936年7月13日到8月23日第三次暑期服务团活动,为加强制度管理,雷法章明确奖罚办法,规定“凡应参加服务学生而不参加者,或参加后未经请假而不出席者,按学校重要功课一门不及格论罚,以示警戒”。据统计,全市共有7所市立、私立中等学校736名学生参加,应出席而始终未出席者仅有15人,缺席1/3以上者有6人,缺席1/2以上者4人,出勤率接近98%。

为了培养学生“生活注重整齐严肃,刻苦耐劳”的精神,1936年4月14日～18日春假期间,雷法章根据市长沈鸿烈的指令,联系市工务局与农林事务,组织全市中学师生参加劳役,每日8个小时。其中,市立中学、李村中学和礼贤、崇德私立中学4校1615名男生,市立女中和文德、圣功3校776名女生；以上7校的149名男教职员和43名女教职员同时参加。这是一次颇具强度的重体力劳役。男生的任务是筑路、平地、开山、造运动场等工程。例如:市立中学的劳役项目是将湛山大路北侧马路加宽。女生的劳役为捉虫、糊纸袋、种植。例如:市立女中的任务是在青岛山捕捉害虫,在中山公园二号、三号果园种植生篱。各校男女教职员“与学生同时工作,以资表率”。据当时媒体称,“六日来成绩颇佳,学生工作极感兴趣,精神饱满,请假缺席者仅十数人”。此次劳役并不在意学校师生所创造的经济价值,而在于政府号令的感召力和民众行动的倾向性。

强军训振精神,稳定局势有高招

雷法章任职青岛时期,又是全面抗战前推行“国难教育”时期。他晚年回忆说:“主持青岛市教育……当地日本官民,竟目为排日巨头,攻击甚力,必欲去之而甘心,此为青市同胞所周知之事实。”由于1914年日德战争留下的历史尾巴,随着日本军国主义势力的不断膨胀,形形色色的日侨社团暗流涌动,雷法章最忧心的是日甚一日的紧张局势。

1935年“华北事变”后,为唤起民众的民族意识,1936年青岛各民众学校每日第一节课安排3到5分钟“精神谈话”,每周六第三节全校集合举行“周会”。为应对国难,1936年民众学校增设“特种体育训练”项目,“其分量与识字课等”。为此,雷法章向沈鸿烈申请追加经费,每个教学班在原70元经常费的基础上增设30元临时费,其中用于购置军训用大刀12.2元。

1936年5月29日,青岛日本第一寻常小学一名9岁日籍女生在热河路体育场玩耍时被一名不明身份的人打伤右臂,日生家长抓住两名路过体育场的黄台路小学学生,硬说是打人凶手。青岛日侨借题发挥,将此事归罪于学校的排日教育,提出市长道歉、撤换教育局长等无理要求。沈鸿烈深恐事态扩大,最终作出将黄台路小学校长崔登桂撤职、给予雷法章记过处分的决定。雷法章深知沈鸿烈的息事宁人之举,身为一市的教育局长,自应挺身担责。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舆论哗然,莫衷一是。雷法章针对青岛出现的“消息分歧,众心不安”的问题,于12月17日召集全市公立和私立中小学校长会议,表明“教育界同人应持之态度”。沈鸿烈闻讯,即时“莅会加以说明”。由于市长和教育局长的鲜明态度,与会校长“全体表决,本市市私立各中小学校联名,发通电至国民政府”。雷法章这样做既能稳定局势,安抚众心,又是一次不失时机的时事政策教育。国难当头,青岛各校许多学生满怀抗日救国之志报名参军。例如:青岛市立中学的骆春霆、霍树文、吴其轺、官召盛、胡乃武、邢天桂、臧锡兰、武梅之、郑述之、李宝珠等“不下二十余人”考入军事院校。青岛铁中第四级毕业生、空军少尉飞行员彭仁忭在1937年“八一三”对日淞沪之战中壮烈牺牲。

1937年七七事变的严峻局势搅乱了雷法章在青岛的教育规划,他始于南开决意终其一生的教育事业在青岛进入了巅峰,同时也遗憾地画上了终止符。1937年8月,青岛发生“八一四事件”,日军步步紧逼,及至9月初青岛所有中小学校均告停办,青岛市教育局裁撤归并社会局,雷法章改任社会局代理局长。1937年12月底,雷法章随沈鸿烈撤离青岛,转战鲁西南。1938年初,雷法章任山东省政府委员、省训练团教育长；1941年4月任山东省政府秘书长,8月兼民政厅厅长,9月沈鸿烈离开山东,雷法章兼代省主席。抗战胜利前,雷法章曾出任国民政府农林部政务次长、内务部常务次长。1945年10月,雷法章任外蒙古独立公民投票观察人,1948年7月调任张伯苓任院长的国民政府考试院秘书长。1949年,在国民政府分崩离析的最后时刻,雷法章去重庆沙坪坝拜谒张伯苓。据雷法章妻子回忆,张伯苓拒绝去中国台湾,他对雷法章说:“我老了,不能走了,我一生的心血都在大陆上了。”雷法章则与沈鸿烈踏上了去台湾的不归之路。1988年8月28日,雷法章在台北病逝,终年86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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