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学家李希凡的青岛岁月（下）

（接上期）

重回故园的生活

1949年6月2日青岛解放，赵纪彬随青岛军管会回到山东大学，任校委会副主任兼文学院院长、历史语文研究所所长，不久，调往河南工作。李希凡也于1949年夏考入设在济南的华东大学，开始了一段全新的学习生活。

华东大学是中共中央华东局直接领导的以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形势教育为主的干部学校（后改由山东分局领导），曾为解放战争和人民政权的建立培养输送了大批干部。李希凡曾深情地回忆说：“那种穿土布军衣、吃小米干饭或玉米面窝头，有严格纪律的生气勃勃的生活，给了我们深刻的教育和影响。 ”后来，华东大学限于独立办学条件不足，1951年经教育部批准，并入当时在青岛的山东大学。华岗被任命为合校后的山大校长兼党委书记。

离开青岛不到两年的李希凡，又回到故园，回到了他再熟悉不过的山东大学校园，进入名师云集的中文系。系主任吕荧是著名文艺评论家、美学家，主讲《文艺学》，副主任是著名诗人高兰，陆侃如、冯沅君、萧涤非等教授都曾是他的老师。入校不久，李希凡即被推为吕荧主讲的《文艺学》课代表。

合校以后，我受聘任校刊《新山大》专职编辑，并分工负责联系文科各院系。当年《新山大》编辑室是中文系学生经常光顾的地方，也是投稿和发表文稿较多的系。

在我的记忆中，李希凡很少给《新山大》写稿，只在副刊《新文艺》第三期上与同学郭宏业合作，以《独木难行》为题，写了一个大学生与工人结合的小故事；还在1951年10月校刊“纪念鲁迅逝世十五周年”专刊上写过《青年人亲爱的父亲与导师》的纪念文章。看来他是不喜欢写一般的新闻通讯。但在《文史哲》1951年第四期上却刊出过李希凡的署名文章《典型人物的创造》，内容很有新意。很久以后我才知道，这篇学术论文是由系主任吕荧推介，并得到华岗校长称赞的。

当时，吕荧要去北京参加第二次全国文代会，所讲《文艺学》课要暂停一段时间，课程正讲到典型问题，他临行前给同学们留下了作业，要大家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解剖一个文学上的典型，写出自己的学习心得。作为《文艺学》课代表的李希凡，结合自己积累的一些资料和看法，写了一篇学习心得，等吕荧回校后和其他同学的学习心得一块交了上去。吕荧阅后觉得李希凡的这篇学习心得很有见地，稍作修改就交给《文史哲》，华岗校长看了这篇稿子也很称赞。据了解，这是《文史哲》第一次发表学生的文章，李希凡因此受到很大鼓舞。

1950年代初期，学校政治运动接连不断，如思想改造，批判资产阶级文艺思想等等。吕荧在《文艺学》教学中虽力求贯彻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但仍被有的人认为教学中有资产阶级唯心论思想，且被《文艺报》点名批评。李希凡作为《文艺学》课代表，在这次文艺思想批判中，也被认为中毒较深，在强大压力下，写了检讨。

李希凡想不通，陷入苦闷之中。他想去找华岗校长陈述意见，但又觉得华岗校长很忙，不便去打扰他，犹豫再三，最后还是鼓足勇气，踏进了龙口路40号的华校长住宅。李希凡回忆说：“我们当时的鲁莽行动，可能使华校长为难了，但他始终是非常耐心地听着我们的陈述，然后，和蔼地同我们讲了这样的道理，意思是讲课要做到理论联系实际，老师也要经常听取学生对课程的意见，批评和自我批评是使我们进步的思想武器。 ”这次谈话很大程度上疏解了李希凡的思想氤氲。

1952年《文史哲》第八期上刊登了李希凡的检讨文章，题目为《批判我的教条主义脱离实际文艺学习》。所幸这次“批判”在华岗校长的坚持下，只限于思想领域和“内部讨论”。

1953年，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为适应国家建设需要，李希凡这一届学生提前毕业。他被分配到中国人民大学教师研究班哲学班做研究生。因为专业不对口，情绪有些苦闷、波动，母校山大的老师没有忘记他，鼓励他业余写作，不要放下笔，特别是《文史哲》编辑葛懋春（历史系教师）主动写信问他正在考虑什么问题，在写什么，有文章可寄《文史哲》。李希凡曾回忆：“正是在他的热情鼓励下，我修改了在校时写的旧作《略论〈水浒传〉评价问题》（刊于1954年第四期），也正是在他的热情鼓励下，我和蓝翎同志商量，将当时找不到地方发表的那篇《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寄去。 ”

《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一文刊于《文史哲》1954年第九期，也就是这篇文章经毛泽东批示后，从而引发全国性的大讨论。 （完）

田广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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